當之無愧的亞聖——孟子
文革中，我雖然“榮獲”過“孔老二”稱號（詳見《憶海拾貝》（24） 初嗆教改狂濤水 ），但個人始終沒有認真研讀過聖人的文章。
偶讀《今日中國》刊物，其中大家李榮勝先生介紹“亞聖”孟子的文章，雖然不是直接介紹孔子的，但拜讀之後還是受益匪淺，忍不住整理了一下，和朋友分享。
孟子姓孟名軻，字子輿，於孔子去世107年以後的公元前372年出生在今山東鄒城。
他和孔子的經曆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小時候家境清貧，青年後專心讀書，開辦私學，教授學生。40歲之後，帶學生周遊列國，以淵博的學識推行儒家的仁政思想，力圖挽救戰國時期兵荒馬亂、禮崩樂壞的局麵。晚年返鄉講學育人之際著書立說。他在公元前289年去世，享年84歲。他一生全麵繼承並發揚光大了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在道德修養、儒學理論、政治與社會實踐等方麵，至今仍足以讓人欽佩。
《孟子》一書開篇這樣說：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裏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yàn ，滿足私欲）。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言利？”
大概意思就是：孟子拜見梁惠王。梁惠王說：“老先生，您不遠千裏而來，一定有利於我國的高見吧！”孟子回答說：“大王，您為什麽一開口就談利益呢？隻要有仁義就足夠了。如果做君王的說：‘怎樣才能利於我的國家？’做大夫的說：‘怎樣才能利於我的家族？’士人百姓說：‘怎樣才能利於我自己？’那麽，就會使舉國上下相互爭奪私利，而國家就很危險了...... 如果把仁義丟到腦後而利益當頭，那他們不把全部利益奪去，是絕不會滿足的。沒有一個重仁德的人會拋棄父母親人，沒有一個重道義的人會怠慢國君。大王您隻要講仁義就夠了，何必一開口就談利益呢？”
孟子這段話集中闡述了一個治國的基本道理——以利治國，必為利所害；以仁義治國，必國泰民安。反觀今日之社會人人開口必言利，人人做事必為利；為了追求私利，假冒偽劣產品、坑蒙拐騙行為四處泛濫，為追求私利為官不仁，貪汙受賄時有披露，為追求私利甚至殺人謀利、殺人泄憤時有發生。麵對這種置仁義與道德於不顧的社會現狀，難道不應該重讀《孟子》如此開宗明義的開篇而反思嗎？
在儒學理論方麵，孟子認為人性向善是人類先天的良知，人生來就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正是由這四種心產生出仁、義、禮、智四個方麵的人類行為規範。
孟子繼承了儒家的戰爭觀，認為“仁者無敵。”他認為戰爭是分為正義和非正義的，其界限就在於百姓歡迎不歡迎，從而得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這樣具有普世價值的結論。
孟子的君民觀中，民本思想升華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令人十分敬佩的有三：其一、孟子從夏桀、商紂丟掉天下的教訓中得出結論：失民心者失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其二、天子是為百姓而設的，沒有天下百姓，哪裏來的天子？其三、孟子有個非常著名的觀點叫“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即老百姓最重要，其次是江山社稷，相比之下君主較輕。這種“民貴君輕”的思想，在人類社會文明史上具有長青意義，“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2000多年前的孟子就提出要把人民放在最重要、最尊貴的位置上，這是多麽了不起的政治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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