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談朱熹和理學
（此文和上次的關於孔子的一文一樣，是我在微信群裏和朋友之間的討論）
略略地把朱熹的事情整理一下。 為此必須說一下他生活的時代。南宋的時候，社會上層人士是比較憋屈的，原因大家都知道，漢人大本營被人家占了，徽欽兩皇帝被人抓了，客死他鄉。有傳統文化榮譽感的人怎麽也咽不下這口氣。
怎麽辦？兩種選擇：一種是：生活如此美好，該怎麽過就怎麽過，反正老子日子過得比北方那個野蠻金人有情調，更文明，何必自己跟自己過不去呢。狗咬了我一口，我還能咬狗？第二種是：臥薪嚐膽，光複汴梁，打過長江黃河去，把失去的土地要回來。
第二種生活方式短時間還行，長了就不靈了。就像當初蔣介石去台灣，光複大陸喊30年還能堅持，等到40年50年，大家都繃不住了。所以，第一種生活態度慢慢就占領了主流。
可是，有統一思想的人不會妥協，他們除了自己明誌外，還積極幹預施行第一種生活態度的人。開始還是發發牢騷，比如什麽：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後來看效果不好，這幫人的動作就大了。
在朱熹之前，有這兩個兄弟， 程顥和程頤，是北宋時期著名的儒學大師。他倆開創了個理學，實際上就是個不成熟的哲學思想。 與西方哲學比，即沒有方法論，又沒有嚴格的邏輯推理。把孔子的“仁”弄出來，加上一個“理”，就認為這就是組成世界萬物的本源。 現在你再看看，幼稚得很， 我摘一段：
程顥提出“天者理也”和“隻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的命題，認為“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便須“以誠敬存之”（同上）。倡導“傳心”說。承認“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
不知所雲吧。 好，不管這兩人了，說朱熹。朱熹的老師恰好是這兩人的徒孫，於是少年朱熹即被引入這個所謂“理學”的傳銷集團裏了。
二程有個東東，叫“存天理，滅人欲”。北宋的時候，國家GDP高得很，自然沒人理睬這個口號。但到了南宋，這個口號立刻有了市場。你想，老祖宗住的地方被人占了，你還“人欲”個屁，都滅了吧。正好，這個旗幟有了個強壯的旗手， 就是朱熹。
朱熹發展了理學。他還把孔孟流傳下來的他認為符合理學的東西整理出來，搞了《論語》，《孟子》，《中庸》，《大學》四個冊子，並訂成一本書，叫《四書》， 然後與經典儒家《五經》，統稱為四書五經。
其實從這以後，四書就比五經厲害了，就像文革時期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中國，毛澤東思想永遠比馬列主義牛Ｂ。
朱熹做過官，後來被人參了。因為他納了兩個尼姑為妾， 被人說他是偽理學家。本來嗎，你讓別人滅人欲，自己卻和小尼姑睡覺，怎麽能行呢。官不做沒關係，朱熹就到處講學。那時候，南宋經濟非常好，讀書人多，朱教授講課水平一流。於是，朱熹在學術界名氣非常大，他的理學越傳越廣。
朱熹的思想比孔子保守得多，對讀書人要求極端嚴格，號召大家按《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標準要求自己。這種類似學雷鋒的活動，確實影響了不少人，比如後來的文天祥就有這樣的影子。
但也有消極的一麵，他這種要求比孔子的“安分守己”更苦行僧，知識分子開始唯書，唯上。 什麽意思呢，凡是四書上說的，你理解要接受，不理解也得接受，不接受就讓你沒好日子過，這就剝奪了後來文人學術上的懷疑權。另外，對於人的日常行為，朱熹主張不可犯上，要絕對忠誠。 這種類似於林彪“三忠於四無限”的東西不僅用來對朝廷和皇帝，還對任何比你高的人。 看看他的一段文字：
“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疏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以卑淩尊者，雖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
這樣的唯上唯書的思想，立刻迎合了蒙古和滿清這個外來政權統治者的需求。 你想，隻要讓所有官員們都唯書唯上，維穩問題基本解決了。所以，後來的科舉就考朱熹的四書五經，文人們都乖乖地按這個教材做八股文。從那時起，中華文化逐漸走入腐朽萎縮。
朱熹為了樹立他這種文化旗幟，還篡編曆史。本來三國時期曹操比劉備厲害多了，連陳壽的三國誌都將曹操算正統。朱熹一看不爽，非把劉備算為正統繼承人。
說說受朱熹和理學影響最深的人。滿清有兩個人，他們完全有能力顛覆清政權的。如果在漢唐，早就改朝換代了。正是由於朱熹這種理教的束縛， 他們最後都退縮了。這兩人一個是曾國藩，一個是李鴻章。 當然了，這種影響不僅對他倆自己，還包括其他人。社會似乎都對這種”犯上“行為有抵觸。
後來還是有個徹底不把朱熹當老師的人掙脫了繩索，此人就是孫中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