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術文化探究：王林們為何層出不窮？
方術，作為中國自古以來比較普遍的社會文化現象之一一直延續至今，並在某種程度上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人們的日常生活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就中國傳統方術而言，是一種民間化的文化，而上層官方人士也與方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不少皇帝熱衷於相術
根據文獻記載，方術最早在春秋時期已經開始在上層社會普遍流行。當時掌握的主要是相術，不僅有周內史叔服這樣的卜史之官， 也有子上、韓宣子這樣的國之重臣， 甚至還有叔向之母這樣的婦女。他們既為自己的家人看相( 如初生的嬰兒) ，也為其他人看相( 周內史叔服相魯大夫公孫敖之二子, 韓宣子相齊國子雅、子尾的兒子)； 許多貴族在選擇家族繼承人時，已將相術作為重要的判定依據。從一些記載看，社會對人的某些形貌與其性情、命運之間的關係， 形成了某些明顯的共識。《左傳》文公元年楚令尹子上說太子商臣“蜂目豺聲” ，宣公四年楚國子文說越椒“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 ， 《國語·晉語八》晉國叔魚之母說叔魚“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是不可厭也，必以賄死” ，叔向之母說楊食我“豺狼之聲，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已分別從體貌外形與聲音兩個角度來判斷人的性情、未來。
相術在漢代已經形成風氣，用於推測自然社會、人事吉凶的各類方術也開始日益流行。不少皇帝都熱衷於此道，劉邦曾相吳王劉濞有反相，並勸其“慎勿反”,後劉濞果反。漢武獨尊儒術後，黃老治國之術恢複為黃老之學，“再變而為神仙方技之術”，後又變為“米巫祭酒之教”。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卻“悉延百端之學，通一技之士鹹得自效。數年之間，太卜大集”。他迷信龜卜，對善卜者動輒“賞賜至或數千萬”，當時有個叫丘子明的卜士，以此“富溢貴寵,傾於朝廷”。在對西域的戰爭中，漢武帝曾召集巫師，詛咒匈奴，以配合漢軍作戰。當李陵被匈奴軍隊包圍，漢武帝想要李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
宋代士大夫人人都懂算命
由於相術的理解、掌握、運用需要哲學、醫學、文化等方麵的知識，所以善操此行的相士有相當一部分是知識分子。春秋時期的姑布子卿是我國曆史上最早的著名相士之一，他比較擅長以人的形相是否特殊來推斷其命運。相傳他給孔子看過相，說孔子具有四位聖人的異相，即像堯一樣的麵頰、像舜一樣的眼仁、像禹一樣的脖頸、像皋陶一樣的鳥嘴。
孔子對於觀人與識人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論語·為政第二》中記載：“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②。意思是說要認識一個人的品行，就要看他做事的表現。首先看他怎樣做這件事，其次看他為什麽要做這件事，最後看他做了這件事之後的表現如何。從這幾個角度來觀察一個人，那麽這個人的品行又怎能隱藏得住呢?孔子這種識人之法，可以說是比較早的相人法了。
宋代是道教昌盛的時代，在宋代，士大夫求道士相麵算命非常普遍， 即使是當時的社會精英、文化精英也不能擺脫這一社會風氣的侵蝕。在道教巫風的影響下, 宋代士大夫信命、算命之風非常盛行，他們不僅求道士們為自己算命、預知吉凶，而且還請道士們傳授看相、算命、占卜的秘訣，自己也親自操刀，幫別人占相、算命， 所以宋代士大夫幾乎人人都懂得算命、看相之術, 個個都是相麵大師、算命高手、占卜專家。
元明清時期是相學發展的又一高峰期。元代的大政治家劉秉忠曾輔助忽必烈建立元朝，可以說是元朝的設計師。劉秉忠博學多才，對相術深有研究。元世祖曾讓劉秉忠給洪福源的五兒子洪君祥看相，劉秉忠認為此兒目光有神，今後必然會功名顯赫，但必須致力於學業。於是，世祖便下令為他選良師進行教誨。後來，洪君祥因立軍功而成為國家重臣。明朝的永樂皇帝非常喜好相學，他常常用相學標準衡量人事。在相學史上頗有名氣的《永樂百問》就是永樂皇帝與明代著名大相師袁柳莊的相學問答，所問之事，上自王公貴胄，下至黎民百姓，無所不及。
民國女相士靠色相攬客
身名顯赫的飽學之士大有人在，魚目混珠、坑蒙拐騙的人也不在少數。明中期以後，隨著朝廷賦役的加重，地主對農民土地兼並加劇，導致傳統社會的統治基礎分崩離析，失去土地或者已經無法在農村安身的農民，不得不重新尋找安身立命之處。社會力量發生了分化，明人姚旅提出“二十四民”之說，從傳統“士農工商”向“二十四民”的轉化，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明代社會大流動的結果，也使得遊民階層數量大大增加，而遊民階層正是方士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人迫於生計，往往將騙術與相術結合。
自古至今，但凡操相士職業者，皆以男性為主，而民國時期的女相士較以往明顯增多。受社會環境的影響，同時隨著女性自我解放意識的愈益提高，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打破傳統束縛，從事相士職業。她們或受家庭成員傳授，或拜師學藝，或自學成才，帶著一技之長，遊走於江湖之間。其實，女相士從業者，多半是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為之。“以論相為幌，行桃色之實”，這話雖然聽起來有些駭人聽聞，但這確是對民國時期某些女相士的真實寫照。
女相士還要有一定的口才和姿色，才能吸引更多的顧客，如果“口才和色相呆板，問津自然無人”她們看相的手法五花八門，時人對其評論亦可謂毀譽參半。一些女相士為了招攬生意，賺取更多的相金，而不惜犧牲色相，使得“一些人著了迷，因為與女相士談相時，她們握了你的手樣看呀看，同時，對你眉花眼笑，這時，被談相者，當然要給他弄得很饑渴了”（出自《專看“桃花運”的女相士》）。這樣看來，女相士的所作所為實在與妓女無異，令人瞠目結舌。
江湖文化盡管可以說是“規範”之外的文化，但它始終跟中國的政治生活結合在一起，比如被劉邦封為“鳴雌侯”的女相師許負，到漢武帝賞識的一代大儒，同時也是“神人大巫”董仲舒，更遠的還可以推到秦始皇時代的徐福。這種方士文化不僅僅是民間文化，而是帶有非常明顯的政治意識形態性。
方士們以各種方式進入宮廷，進入上層社會，進入整個國家機製，進入政治生活。由此再看看今天的“方士” ( 所謂氣功大師，即現代“ 方士’)，他們是如何通過各種手段介入政治生活的，恐怕會有很多令人深思、並且使我們高度警惕的東西。在這裏麵，也同樣隱藏著現實的政治欺騙性。在國外，比如日本的奧姆真理教，西方的聖殿教等，都很明顯地帶著政治目的，而且具有很大的政治破壞力量。講到方術文化和“方士”的政治作用，一是它的破壞力量，也就是所謂“ 革命” 的力量;中國曆史上的“教”的造反，都是破壞現有的政治秩序和社會規範的。二是以皇帝的“師” 的麵目出現，中國曆代王朝不乏由“方士” 成為“帝師” 的人物。這種以“師” 的方式參與到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方士”既是統治者的幫閑，同時更是統治者的愚民術的重要部分。
唐宋時期，方術成為了科場安慰劑和官場護官符，官員的選拔、士子的錄取、政治鬥爭都受到方術的影響，一些官員除了請相士給自己看相外，還不惜花費大量精力，用各種方式了解同僚、下屬、上司的命相，看誰最有發展潛力，從而結成政治盟友。一些官員甚至向術士請教為官之道，如《太平廣記》卷二一六《李老》記載：
開元中,有一人姓劉,不得名,假廕求官,數年未捷。忽一年銓試畢,聞西寺有李老善卜,造而問之。老曰：“今年官未合成”。生曰：“有人竊報我,期以必成。何不然也?”老人曰：“今年必不成,來歲不求自得矣。”生既不信,果為保所累,被駁。生乃信老人之神也。至明年試畢,自度書判微劣,意其未遂,又問李老。李老曰：“勿憂也。君官必成,祿在大梁,得之複來見我。”果為開封縣尉。又重見老人。老人曰：“君為官不必清儉,恣意求取。臨滿,請為使入城,更為君推之。”生至州,果為刺史委任。生思李老之言,大取財賄。及滿,貯積千萬。遂謁州將,請充綱使。州將遣部其州租稅。至京,又見李老。李老曰：“公即合遷官。”生曰：“某今向秩滿後選之,今是何時,豈得更有官也。”老曰：“但三日內得官,官亦合在彼郡。得之更相見也。”生疑之,遂去。明日納州賦於左藏庫,適有鳳凰見其處。敕雲：“先見者與改官”。生即先見,遂遷授浚儀縣丞。生益見敬李老。又問為官之方,雲：“一如前政。”生滿歲,又獲千萬。還鄉居數年,又調集。複詣李老。李老曰：“今當得一邑,不可妄動也。固宜慎之!”生果授壽春宰。至官未幾,坐贓免。又來問李老。老曰：“今當為君言之,不必慚諱。君先代曾為大商,有二千萬資,卒於汴州,其財散在人處,故君於此複得之,不為妄取也。故得無尤。此邑之人不負君財,豈可過求也。”生大服焉。
劉某竟聽從術士的教唆，貪汙索賄，盤剝百姓，搜括地皮，積財至數千萬，還美之名曰是先人散落在此地的資財，自己不過是代為收回而己，這恐怕是一篇貪官自辯自解的千古奇文。
方士之所以能取得統治者的信任，固然是抓住了他們迷戀富貴、貪生怕死的心理，但另一方麵，也確有一些方士掌握了諸如醫藥、天文、航海、建築、民俗、博物等較為專門化的知識。方士雖出於古巫，但自漢代起，方士已不限於巫師的“鼓舞祠醮”之術，除了“定禍福,決嫌疑,幽讚於神明,遂知來物”外，還熟諳朝廷典章製度，知識淵博，成為皇帝的顧問弄臣。他們宣稱自己的方術能“興國廣嗣”和使人長生不死，博物洽聞的東方朔、張華等人，都得到了皇帝的寵渥和士人的尊重。
顧頡剛指出：“儒生和方士的結合是造成兩漢經學的主因”。在當時出現了儒學方術化，儒生方士化的傾向。董仲舒把陰陽五行和天人合一之說引入儒學，在方士們看來，儒學經典都是神秘著作。《易》乃“氣之節，含五精，宣律曆，上經象天，下經計曆”。《書》“上天垂文象，布節度”。《禮》“與天地同氣，四時合信，陰陽為符，日月為明”。《詩》表現了“天地之心，君祖之德，百福之宗，萬物之戶”。《春秋》可“以天之瑞，正王者之政”。讖緯即為方士化的儒生所炮製，傳說中的及其曆史上的聖賢、帝王被異相化,催化了後世人們關於“聖人奇相”的觀念。
中國方術文化及活動一直繁衍至今，已經積澱為一種民俗文化，我們應該引導方術信仰向積極的民俗文化方向發展，同時要警惕方術通過世俗的引誘，使人們產生某種生活依賴甚至“信仰”，許多精明一世的大人物正是在這些江湖騙子身上栽了跟頭，而淪為民眾抨擊愚昧騙術，分析時代精神困境的靶子。
三、江湖之中：方術影響底層民眾生活的方方麵麵
金元統治者雖是少數民族，但對方術的崇信絲毫不遜於漢族統治者。這一時期的方技不再拘於師徒之間的秘密傳授，一般老百姓也可以通過自學掌握，方技逐漸下移，走向世俗化，從而產生了更為廣泛深刻的影響，一些閨閣少婦、農夫村嫗、漁夫樵子等普通百姓都懂方術。
對於明代底層社會的普通百姓來說，方術的影響無處不在。在明代，人們普遍相信世間萬物皆有定數，生活中發生的一切都是定數使然，並且認為所有事情的發生都會有某種形式的征兆或因果暗示。以命理術、風水術、相術、占夢術、測字術、求簽、六壬、奇門遁甲等為主要形式的各類術數活動滲透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麵麵，人們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生老病死與方術活動密切相關。凡建屋、婚嫁、生育、搬遷、祝壽、出行、入學、祭祀、安葬等重要的日常活動，皆離不開方術的參與。各類方術的盛行和人們強烈的趨吉避凶觀念，對明代底層社會百姓的生活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明代人信命，人人都希望能夠預知自己及子孫後代未來的命運。因此，卜筮、算命術在明代底層社會中極為流行。如小兒初生，為之算命，如果星命家以小兒根基不固，或關煞太重者，則必寄拜於人以保之，謂之“拜幹爹”。
以娶妻擇婿擇婿為例，明代人們認為相貌與貧富貴賤之間有一種必然的聯係。如男子行如百柳者無威，女子吹火者多賤。明代相術中對女子最忌克夫、克子淫賤，“金緊木慢，女命犯之，定克夫害子，不貞潔。”男女之間談婚論嫁，由於隔著一層“男女授受不親”的封建禮教隔膜，於是產生了“姻緣命定”的模糊認識，由此又產生了一種惶恐感。所以，在婚嫁的惶恐下，也必會以男女的八字請術士推其“生克”，判斷是否適合成婚。這一現象一直保留到了現代，至今仍有一些傳統家庭的婚姻擇偶中會測查雙方是否八字相合。
晚清時期，一部分中國人已經開始客觀地看待這些對中國百姓有著根深蒂固之影響的神秘文化，並逐漸認識到中國之所以長期落後的原因之一便是“信邪說”，從而導致民智不開。
然而認識歸認識，民國時期由於戰爭頻仍，社會動蕩不安，百姓生活毫無保障，很多人為求溫飽搖身一變成為江湖相士，甚至一度出現了專門利用神秘文化做生意的幫派，如“江相派”便是其代表。這些江湖術士用拙略的伎倆做些騙人的勾當，給相學的發展蒙上了一層灰色的霧靄，使其愈益神秘化、世俗化，也越來越受到世人的鄙夷。當然，真正懂得相理的大師亦不乏其人，然而數量卻如鳳毛麟角，少之又少。由此，相士隊伍便有了“江湖派”與“書房派”之別，其中江湖派人數占絕大多數，其主要來源有盲人、失業破產者以及落魄的讀書人。江湖相士的泛濫給社會帶來的影響負麵較多，因此，民國時期各級政府漸生取締此行業之意圖並頒布了一係列取締辦法，但囿於取締之後對這些迷信從業人員的社會救濟、職業培訓等相關配套設施的極度匱乏，其效果不甚明顯。
四、騙局之下，如何客觀審視方術文化
神秘文化回潮，是近年來我國社會文化領域出現的一個重要問題，許多久已絕跡的江湖方術如相麵、占卜術、測字術、批八字、看風水等潮湧而來，在許多城市的街頭巷尾,擺攤算卦的、抽帖卜命的、看手相的、批八字的人為數極多,而且生意也特別紅火。與此相應，很多古代方術文獻被相繼大量出版，有些城市街頭這類書籍多達幾十種，且讀者極多，成分多為中青年，其中也有不少有較高文化水平的知識分子，甚至許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黨員幹部對此也興趣濃厚。
世俗生活中的封建迷信現象也日益加劇，結婚中的批八字( 俗稱合婚)、對屬相、擇黃道吉日，喪禮時看風水選墓地、大量營建墳墓、上墳燒紙用印成貨幣狀的“ 冥幣”、紙製的牛馬、家具、樓房、電器應有盡有。在農村，看風水的“陰陽先生”、驅邪治病的巫婆、神漢活動尤為頻繁。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曾掀起一場全民氣功熱，官方和民間交相輝映，氣功報刊、氣功理療院、氣功表演會遍布各地。十年時間， 氣功從一種養生方法逐漸變為“ 特異功能” 展示會，千萬人為之瘋狂。氣功熱的前期，人們加入其中多為強身健體。對於氣功熱的成因，有說法認為當時的武術熱潮讓人們的誌趣從普通的體育鍛煉轉為氣功修煉。但很快，氣功開始成為人們治療疑難雜症時的一種精神寄托。在氣功熱期間, 不少氣功大師都有治愈" 外國政要”的傳說。
在不斷發展中，氣功開始走向一種無法控製的階段，成為一種" 特異功能” 和“ 魔術”，氣功表演則是更有" 技術含量” 的項目。從吞玻璃、彎勺子到用意念控製人、抓取腫瘤等，有的利用一些普通人不熟悉的科學原理，有的則是魔術和障眼法，更多時候，則需要一些托兒來配合表演。在各種大師的表演現場中，觀眾表示“感覺到了，眉心熱了”，甚至屢有傳說“殘疾病人站起來了”，但實質上這要麽是心理催眠要麽是事先布置的騙術。名目繁多的功法出現在各地，這些仿佛武俠小說中的功法讓人癡迷。" 氣功熱" 成了中國人的群體癔症，從強身健體延年益壽到手斷鋼筋隔空取物，氣功不斷塑造著“超人”、“神醫”，更是以不同的理由迷惑了不少人，使之心甘情願成為那場風潮的信徒。
對於曆史上曾經十分流行，且在科學發達的今日猶有市場的方術來說，僅僅斥之為偽科學或者迷信，不免有將問題過於簡單化之嫌，同時也掩蓋了其在人類認識史上的意義。曆史地看，人類對於自身及世界的認識，經曆了一個漫長的過程。今日看來是迷信的相術， 在古人來講也曾是一種認識自身與把握命運的嚐試， 是建立在黑格爾所謂“觀察的理性”之上的東西。從這一角度看, 體現於方術之中的除了迷信之外，仍然有某種值得分析與注意的內容。
方術中相術的產生，和古代醫學大有淵源，它並不存在某種理論體係的支持，隻是一種經驗與錯置因果的產物，其間夾雜著某種想象與迷信，也夾雜著生活的經驗與智慧。醫學通過對人體的觀察來判斷健康狀況，診療疾病，最終走向科學；而方術則通過觀察人體、事物來了解未來命運，以求趨利避害，最終淪為迷信。兩者同樣試圖在觀察到的客觀現象和實際生活經驗之間，建立起一種因果聯係，所不同在於，醫學所建立的這種關係有著內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相術所建立的這種關係缺少這種合理與必然。
此外，命運觀念是中國方術賴以存在的理論基礎。方術文化所體現的命運觀，無疑繼承了經典文化傳統中的命運思想。徐複觀說：“西周及其以前之所為命，都是與統治權有關的天命。到了春秋時代，擴大而為‘民受天地之衷以生，所謂命也’的一般人的命；即是天所命於人的不僅是王者的政權，更進而成為一般人民道德根據的命這是天命觀念劃時代的大發展。‘天地之衷’所命於人的，在孔子，在子思的《中庸》，便稱之為‘性’，在老子，在《莊子·內篇》便稱之為德。這是一般人生的道德要求上所新建立起來的天人關係，可以說是道德自主性的覺醒。”
隨著這種覺醒，人們同時也發現道德的自主性不能完全主宰人的現實生活，人的貴賤夭壽、凶吉禍福等，既不是人力所能控製，也不是當時的人智所能解釋，冥冥中仿佛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在發生支配作用。方術的發展，就是這種命運觀出現的結果。
漢代命運觀念在社會大眾之間更加普及，王充曾對命運觀念做了進一步闡釋：“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生死祿夭之命，亦有貧賤富貴之命。”王充認為，人的生命乃受先天之氣而成，當其受孕之際，其命運的貴賤凶吉已經決定了下來。
魏晉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時期，佛教廣泛傳播並日漸深入人心，傳統方術也不可避免地收到影響，這種影響就首先體現在命運觀念中，之前命由天定的“稟氣說”加入了善惡果報的必然，命運不再是不可捉摸的偶然，而是因果可循的東西，於是這更加促使人們期望通過方術來改變命運。
方士文化利用了民眾的這種世俗欲望。方士們的活動要產生社會影響，簡單地說就是要有“群眾基礎”，而獲取“ 群眾基礎”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投合人們的世俗願望，比如“長生術”、“房中術”都能製造“轟動” 效應，比如“施藥治病”、“氣功除癌”，也能獲得老百姓的信任。
就科學的認識而言，方術是荒謬的。時至今日，人們已確切地知道它並不能真正預測人的命運，然而為何至今仍有無數人對這種神秘文化尚抱有期待？這無疑是現代文明掩蓋之下的另一種現代性荒謬，一個騙子可以用一秒鍾時間隨心所欲說一句“可能”，而一個嚴肅的科學家要科學論證不“可能”的話，則要窮其畢生精力，甚至都沒辦法證明不“可能”。
參考文獻：《那些年，人們追過的大師》，《論宋代的占相算命之風》，《江湖氣功與現代偽科學》，《簡論古代小說中的相士形象》 ，《對當前社會神秘文化回潮問題的思考》，《中國古代小說與方術文化》，《中國傳統相學及其近代化轉型》。
來源：《識見》第18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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