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作者的尊嚴被無情、徹底地粉碎了。已失去了一個正常人的感受。讀讀這幾段吧。
“
奧蘭多·費吉斯將焦點集中於斯大林時代，它既是一個全麵控製時代的開端，也是它的高潮時刻。通過這許多的個人故事，我們可以看到這台龐大的蘇維埃機器，如何一步步的改造社會、家庭、個人，讓人們拋棄所有熟悉的思維與習慣，讓原本的多元豐富變得單一匱乏。
在一開始，蘇維埃信仰是充滿誘惑的，它有宗教式的魅力。人們投身其中，感覺到一種逃避自身困境、加入到更大曆史力量中的解放。但不久後，這個新宗教不僅準備引領你的靈魂，還準備摧毀你的任何其他選擇，除去跟隨它，你毫無選擇。
家庭不在重要了，蘇維埃比父母更重要，為了蘇維埃，你還可以隨時背叛父母。貴族的遺產，資產階級的商鋪，農民的土地，藝術家的自由創作，都不再屬於個人，它們都被收歸國有。國家給你提供一切，從公共宿舍、集體農莊到文化生活。倘若你試圖抵製，等待你的是巨大的暴力機器。在斯大林的指揮下，這個機器不僅碾平哪怕最輕微的不服從者，也同樣令自己身邊的革命者葬身。
接下來，蘇維埃最初的理想色彩逐漸退卻，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由秘密警察、龐大官僚係統維持的係統。它也對個人做出了少許讓步，允許你維持一些個人的生活方式，比如家庭習慣與消費口味，但蘇維埃隨時有權力幹預你的生活。1936年的一期黨報《女工》這樣寫道：“黨不幹預共產黨人的日常瑣事，也不為之建立標準，它並不要求每一位黨員在生活中遵守一定的行為規則，隻要求他們在私人生活中的所作所為，以黨和工人階級的利益為重。”
這種矛盾最終導致了一個極度虛偽社會的誕生。它在蘇聯的晚期，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時代達到了頂峰。理想早已破碎、恐懼減弱卻仍舊普遍存在，人們就躲入私人生活的享受主義中，這樣的社會私欲高漲、犬儒盛行。
不過，你實在不能指責這些普通人。麵對如此的恐懼記憶與現實的壓迫，倘若你要繼續生存下去，就必須學會自我調整。倘若極權主義是建立於個人意義消失之上的，普通個體就要主動忘記構成個人意義的來源——你的家庭傳統、你的獨立思考、你對未來的想象，你就必須壓製這一切。唯有讓自己符合黨的規定，才可能是安全的。但黨的路線也是隨時變化的，斯大林與列寧不同、赫魯曉夫又否定了斯大林，倘若你要在這劇烈的轉變中既保持安全、又避免精神分裂，你就必須既謹慎——嚴格壓製自己的真實想法、緊跟路線，又遲鈍——讓內心的道德、不安的聲音徹底沉睡。當時的流行說法是“知道得越少，活得越明白”。
但沒人能保持絕對的沉默，於是在這樣的係統中，每個人都成為了“耳語者”。你或者對自己最信任的人悄悄的說出自己的感受，還有人成為了告密者，他們成了某種秘密警察。他們變成了特殊的“蘇維埃人”，一種因極權統治而被徹底扭曲的人群。他們既恐懼政治權力，又對它無比崇拜。
奧蘭多·費吉斯用很多生動的例證來展示這種轉變的掙紮。當然，這故事不僅有掙紮，更有主動的合作。主動成為一名合作者與加害者，意味著你更安全，減少了死亡、被羞辱的幾率。
”
沉默的記憶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許知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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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蘭多·費吉斯將焦點集中於斯大林時代，它既是一個全麵控製時代的開端，也是它的高潮時刻。通過這許多的個人故事，我們可以看到這台龐大的蘇維埃機器，如何一步步的改造社會、家庭、個人，讓人們拋棄所有熟悉的思維與習慣，讓原本的多元豐富變得單一匱乏。
在一開始，蘇維埃信仰是充滿誘惑的，它有宗教式的魅力。人們投身其中，感覺到一種逃避自身困境、加入到更大曆史力量中的解放。但不久後，這個新宗教不僅準備引領你的靈魂，還準備摧毀你的任何其他選擇，除去跟隨它，你毫無選擇。
家庭不在重要了，蘇維埃比父母更重要，為了蘇維埃，你還可以隨時背叛父母。貴族的遺產，資產階級的商鋪，農民的土地，藝術家的自由創作，都不再屬於個人，它們都被收歸國有。國家給你提供一切，從公共宿舍、集體農莊到文化生活。倘若你試圖抵製，等待你的是巨大的暴力機器。在斯大林的指揮下，這個機器不僅碾平哪怕最輕微的不服從者，也同樣令自己身邊的革命者葬身。
接下來，蘇維埃最初的理想色彩逐漸退卻，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由秘密警察、龐大官僚係統維持的係統。它也對個人做出了少許讓步，允許你維持一些個人的生活方式，比如家庭習慣與消費口味，但蘇維埃隨時有權力幹預你的生活。1936年的一期黨報《女工》這樣寫道：“黨不幹預共產黨人的日常瑣事，也不為之建立標準，它並不要求每一位黨員在生活中遵守一定的行為規則，隻要求他們在私人生活中的所作所為，以黨和工人階級的利益為重。”
這種矛盾最終導致了一個極度虛偽社會的誕生。它在蘇聯的晚期，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時代達到了頂峰。理想早已破碎、恐懼減弱卻仍舊普遍存在，人們就躲入私人生活的享受主義中，這樣的社會私欲高漲、犬儒盛行。
不過，你實在不能指責這些普通人。麵對如此的恐懼記憶與現實的壓迫，倘若你要繼續生存下去，就必須學會自我調整。倘若極權主義是建立於個人意義消失之上的，普通個體就要主動忘記構成個人意義的來源——你的家庭傳統、你的獨立思考、你對未來的想象，你就必須壓製這一切。唯有讓自己符合黨的規定，才可能是安全的。但黨的路線也是隨時變化的，斯大林與列寧不同、赫魯曉夫又否定了斯大林，倘若你要在這劇烈的轉變中既保持安全、又避免精神分裂，你就必須既謹慎——嚴格壓製自己的真實想法、緊跟路線，又遲鈍——讓內心的道德、不安的聲音徹底沉睡。當時的流行說法是“知道得越少，活得越明白”。
但沒人能保持絕對的沉默，於是在這樣的係統中，每個人都成為了“耳語者”。你或者對自己最信任的人悄悄的說出自己的感受，還有人成為了告密者，他們成了某種秘密警察。他們變成了特殊的“蘇維埃人”，一種因極權統治而被徹底扭曲的人群。他們既恐懼政治權力，又對它無比崇拜。
奧蘭多·費吉斯用很多生動的例證來展示這種轉變的掙紮。當然，這故事不僅有掙紮，更有主動的合作。主動成為一名合作者與加害者，意味著你更安全，減少了死亡、被羞辱的幾率。
”
沉默的記憶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許知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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