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金和陳小魯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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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金和陳小魯之間

玄野

看到關於老舍的追思文章，還是冒個泡吧。

當年文革爆發是殘酷毆打迫害這些老前輩和民族精英的人，如今絕大部分都不敢站出來懺悔。至於在其內心中是否懺悔認罪了，也難以考察。就近年來文革回潮和極左的市場看，不容樂觀。前些天，陳毅元帥幼子陳小魯牽頭向當年遭受自己侮辱的老師們謝罪，這的確是難得的勇氣。我有個疑問，陳小魯先生在文革中雖然是個頭目，但實際所實施的迫害可能並不嚴重，而且好像也是紅衛兵中的溫和派與良知派。因此，陳先生在反省自我的時候可能所麵臨的良知譴責並不多，而自己所需要超越自我否定自我的阻力並不大。當年那些親手殘害過自己的長輩的人呢？可能就難以麵對自己的罪過，而且沒有勇氣自我否定而超越自我了。原因何在？如果有了殺人的罪過，如今沒人追究，誰會主動站出來承認呢？即使國家法律明確赦罪都沒用，因為社會道德可能是更加殘酷的利劍，在社會道德的譴責之下，人可能生不如死。所以，大家可以一同罵當年的紅衛兵暴行，卻難以見到真正實施這些暴行的紅衛兵個人站出來。我們應當如何從曆史中汲取教訓呢？也許抽象的反思相對合適一些，不能想著揪出當時的犯罪者，也不能催促他們自己站出來。人都有維護自己生活的權利，時代造就了那樣的罪惡，詳細追究下去，危害巨大。靈魂中的負罪感公開出來，可能會摧毀那些人的餘生。我們的人生沒遇到那個年代，我們有幸是清白的，那我們是否有以自己的清白逼迫別人公開他們的罪惡的權利呢？其實這同樣是一種暴力，與文革有些許相似的暴力。

很多集體犯罪，典型如戰爭中非戰事必要的縱欲暴力，多被曆史隱匿了，當年的犯罪者也多安然脫罪了。多年以後，當年的犯罪者是否有勇氣站出來麵對世人呢？那種深埋在潛意識裏的東西，往往是人要刻意回避的，我們不應該期待重新將那些東西挖出來，我們隻期待這些人不再去美化那個罪惡的時代，不去以此來自我陶醉的同時而毒害世人。

我想，這裏麵有極端時刻的良知問題。記得六四時期第二天早上，我們看電視轉播，報道軍人被燒死。當時有不少人在歡呼，我覺得很不合適，無論立場如何，這都是年輕生命的喪失。緊跟著是鄧小平所謂“損失幾百年輕人的生命換來“雲雲，當時覺得鄧沒有指學生是反革命，士兵是國家衛士，而是泛指年輕生命，的確比那些投機賊高了幾層境界。當然，因為我當時清醒，所以現在我反思那個時刻，如果當時我也對著燒焦的屍體歡呼了，我還會反思嗎？人的心理問題，誰都逃不過，人的心理障礙可以理解，關鍵是如何對曆史負責，如何對子孫後代的未來負責。

奧古斯丁是著名神學家，其名著懺悔錄記述了自己年輕時的荒誕不經和縱欲無度。這樣的一種反省是常人難以做到的。人們更多的是以批判別人的罪惡來防止自己可能發生的罪惡。超越自我，涅槃重生，世所罕見。即使洗禮，脫一個人人皆有的罪性，都是欣欣然的心理狀態，真正要承認一個自己獨有的罪過，也絕少人能達到奧古斯丁的境界。

整體而言，不能拋開人的心理需求，不能無視人的心理脆弱。從對曆史負責的角度看，巴金先生的文革博物館提議是恰當的，陳小魯的謝罪隻能是個人的局部的，而中共作為政黨來懺悔反思麵臨同樣的心理障礙。防止文革回潮是必須的，但讓當年的犯罪者站出來是過高的要求，而讓中共明確下罪己詔也不見得合適，至少現在還不是恰當的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