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20日！
鄧接見之前吧？
金大俠不過是和他筆下的某些江湖人物一樣，順風倒而已。
武俠小說作者金庸的投機和偽善
李 勇
在浙江大學擔任人文學院院長的武俠小說作家金庸（原名查良鏞），年前在杭州一個報業研討會中發言，吹捧中共所謂的“人民解放軍”，並說“我們新聞工作者首要任務同解放軍一樣，也是聽黨與政府的指揮，團結全國人民，跟隨黨的政策……”。
金庸討好中共的言論，受到廣大“黨和人民”的歡迎，但在海外卻引起新聞界的質疑談論。大家都認為金庸所說的是違心話。其實，看過金庸當年在《明報》社論中的文字，都知道這是金庸一貫媚共的作風，不值得大驚小怪。在金庸整篇講稿中，最值得駁斥的應該是他對美國政策的詬罵與對“資本主義報業”、“資產階級言論”的非議，那種口吻簡直就是中共宣傳機器播送的濫調。
中共掌權幹部及其同路人，最喜歡拿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現狀來慶幸中國的紅色政權屹立不倒，並認為他們的改革開放促使中國大地經濟繁榮，政治穩定。類似中共自我陶醉的想法，金庸一一為他們證實，並以他去聖彼得堡旅行的見聞來對比杭州的現狀，認為杭州人的生活比聖彼得堡人好，愛沙尼亞大學師生的生活比不上浙江大學的師生。因此金庸這樣說﹕“中國如果跟隨蘇聯的腳步，如了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之願，國家和人民的處境一定悲慘之極”。
蘇共垮台、蘇聯解體，是世界近代政治史上最值得稱道的一場變革，在胸襟非凡的政治家戈巴契夫領導下，一個被共產極權禍害七十多年的民族，突然覺醒，以無比的勇氣推翻壓在他們頭上的赤色大山，得到他們夢寐以求的民主自由，舉世愛好和平、嚮往人權的國家，都為他們慶幸祝賀。想不到在香港享受自由生活、得到民主保障的金庸，卻把俄國的成就當成是“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之願”，甚至顛倒是非地認為俄國人的瓦解共產製度是悲慘之極。這是何等可恥、何等可惡的想法。
金庸為了討好中共跟在中共宣傳機器後麵非議俄羅斯民族在政治製度抉擇上所作的決定，按照他的說法，俄羅斯落得今天這樣的下場是因為沒有共產黨統治，因此金庸在演講中讚揚江澤民領導、朱鎔基辦事，並說﹕“全國人民擁護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接著又說“中國如果跟隨蘇聯的腳步，如了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之願，國家和人民的處境一定悲慘之極。”（又是一個悲慘之極）。
金庸最可恥的是把美國對抗共產極權、維護世界和平的道義表現，形容為“美國資產階級統治者和國家的需要，一方麵必須樹立一個假想敵，用以花費龐大的軍費，維護一個規模巨大、利潤極高的軍火工業；另一方麵，摧毀全世界所有不服從美國指揮的政權與勢力，以建立全球性的美國霸權。在這些目的下，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權自然成為美國目前戰略目標的首要對象。”金庸很清楚，美國以他強大的影響力與所向無敵的武力，過去半個多世紀來對抗蘇聯、壓製中共，不但防止了國際共產主義向全球擴散的野心，也保護了亞洲非共地區人民被“共產”、“解放”的悲劇，而金庸就是這種保護下的倖存者。當年美國如不派出第七艦隊維護東南北亞的和平，臺灣、香港、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將繼中國大陸的赤化而淪共，金庸與所有這些地區的人民必死於中共揮動的鐮刀斧頭之下，豈容他在香港販賣他所謂的“客觀言論”，賺去香港人幾億港幣的钜款。
美國為了維護亞洲未赤化地區的安全，耗費了巨額的軍費，犧牲了數以萬計的子弟，在韓國與越南戰場抗擊南侵的韓共與越共。比較理性的韓共在美軍強大的軍力壓製下，無可奈何地走上談判桌，同意在南北韓中間的三八線停火；而死纏濫打、不恤民命的越共則在中共這個同誌加兄弟的共產帝國“無私援助”下，與美國投機政客尼克鬆與基辛格播弄下全麵“解放”，導致數百萬越南人逃避“解放”、“統一”而投奔怒海，逾百萬人葬身魚腹，幸運逃到自由地區的越南人直到今天還不饒恕越南那個馬列政權，更不承認他們代表越南國家。因此，在聯合國的越南代表不敢與美國越南僑民（當年難民）來往，而極少數的親共越南人也不敢在越南人社區掛猩紅色的共產紅旗，這種種事實。自稱記者的金庸豈有不知道之理？
美國在亞洲最了不起的貢獻是協助東南亞國家（包括在臺灣的中華民國），使他們避過赤災紅禍。假如東南北亞國家赤化，英殖民地的香港豈可獨善其身到九七大限之後？
金庸的《明報》在香港日進鬥金，如非九七大限來臨，他豈會以一億港幣的低價賣給馬來西亞的親中共商人張曉卿。九七之前，金庸知道言而無信的中共政權不會堅守“一國兩製”的政策，五十多年的歷史證明，中共政權說一套、做一套，他們所說的“和平”就是戰爭，他們所叫的“談判”就是侵奪，他們所說的“解放”就是謀財害命、清算鬥爭，他們高叫的“統一”就是把所有自由人納入他們的共產製度下，叫他們都嚐嚐“無產階級專政”的滋味，在他們的安排下“上山下鄉”、“下放勞改”！
生活在香港五十二年（大陸“解放”後就逃到香港）的金庸，最清楚中共在大陸上的種種作為，但他居然敢文過飾非，跟在中共後麵強詞奪理、鸚鵡學舌的喋喋不休。
一九九六年，中共在臺灣海峽發射導彈恐嚇臺灣，美國派出幾艘航空母艦駛近臺灣海峽，緩和了赤化、解放、共產臺灣的危機。但金庸卻在演講中說﹕“美國企圖阻撓我國使用武力統一全國”。美國計劃在東北亞佈置導彈防禦體係（TMD），把日本、臺灣列入防禦體係下，屬於他們一貫防止“共產病毒”擴散的道義責任，無可非議。但金庸則認為那是“美國對中國公然挑釁”，美國為製止南斯拉夫的種族滅絕屠殺，配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事力量前往製止，在戰火蔓延之際，美軍導彈誤中中共駐南斯拉夫的所謂“大使館”，也被金庸視為公然挑釁”。他的論點是﹕“美國迫使我國在國防力量、科技力量、經濟力量尚未充分發展之時作出反應，就此一舉摧毀我國政權，迫使中國像俄國、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等國一樣，屈服在美國的軍事力量下”。
金庸罵完美國，接著吹捧鄧小平“極其英明的決策”，那就是“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八字真言。他說，中共政權就是根據這八個字“儘量忍讓，不與美國針鋒相對的對著幹，但不是一味屈服，認輸投降，而是不動聲色地培養提高我們的綜合國力。”
為了滿足中共當局自我膨脹、自我吹噓的一貫作風，金庸把幻想當作希望。他說﹕“全世界的重要經濟學家估計，以我國十三億人口與美國二億多人口相比，到二O三O年，最多是二O五O年，我國總生產值就可超過美國，至少是與之相等，那時候我們就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出來對抗美國霸權，維護真正的世界和平了！”
一九六O年代中共高叫“中國已自立於世界強國之林”、“列強欺負中國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中國要為世界和平作出貢獻”、“中國人民有誌氣”。在這些豪言壯語充斥大陸之際，毛澤東居然以為“中國”已經強大到可以在世界稱霸的地步，於是叫出「廣積糧、深挖洞、不稱霸」的口號，並以“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在水深火熱的人民”（第三世界的亞非拉國家在外）為己任。當時在香港《明報》寫社論的金庸，也以他寫武俠小說的幻想力，為中共及毛澤東的胡言亂語吹捧，並擺出一副民族大義的麵孔說“中國業已強大”。等到毛死文革被否定，中國大陸打開大門，這時候大家才知道，中國正處再“國空民窮”的痛苦之中，中共正瀕臨“亡黨亡國的危機”（鄧小平的話）。
金庸很清楚，中國大地在共產黨統治下永遠不可能強大，他重覆毛共早年所叫的“超英趕美”，以為中共三十年到五十年後就可對抗美國的霸權。這與七O年代投共為中共唱讚歌的海外學者何炳棣、楊振寧、李政道、陳省身、任之恭一樣，祇根據中共公佈的數據，就認為中共十年後（也就是八O年代）便可以超英趕美成為地球上的“石油大國”與“鋼鐵大國”。結果，二十世紀過去，中共仍然仰賴輸入石油鋼鐵來維持他們改革開放、穩定繁榮的假像。也就是因為如此，中共才屈服在美國的軍事力量下釋放政治犯（當作人質），忍受美國朝野的欺辱戲弄，高叫反恐討好美國。共幹則以來美國訪問抬高自己的身價，哪裡談得上堂堂正正！
金庸在浙江大學的演講肆意批評美國政府之後，轉過另一個方向指美國的傳媒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傳播媒介”，對美國的“新聞自由”、“真實報導”表示不齒，他說﹕“資產階級的傳媒也是為他們的階級利益服務的，也不免假話連篇”，因此對西方媒體他一律不以為然。
金庸舉西方傳媒對南斯拉夫在科索沃的種族屠殺與阿爾巴尼亞武裝力量集體殺害塞爾維亞人的報導不公平，以及俄國對車臣的武力鎮壓西方傳媒不重視為例，來形容他們“採取無恥的雙重標準”。
金庸一向自詡中立客觀、溫和恭謙，即使文革輸出香港遭到港共左仔衝擊，他對中共及其同路人均不出惡言，但卻對西方傳媒破口大罵，他說﹕“西方國家通訊社報導新聞，根據他們自身的利益與標準，將公理正義完全歸於他們國家的一方，例如朝鮮戰爭期間，所有發佈的消息全對美國及其聯軍有利，似乎中國誌願軍與北朝鮮軍隊不堪一擊。但事實俱在，最後還不是在三八線附近停戰，簽訂協議……”
金庸這段話完全是討好中共政權而說。今日中共黨內有識之士或者對韓戰有所瞭解的歷史學者均不會茍同，因為任何一個有識之士都知道，韓戰是因北韓南侵而發生，美國為恐共產病毒擴散禍延世界而出兵。中共在蘇共唆使下出動抗美援朝誌願軍，把逾百萬中國人送上戰場，以“人海戰術”對抗美國的火海攻擊。美國軍人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參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助戰，大大小小打過無數次仗，從來沒有見過這樣不恤民命、慘無人道的“人海戰術”，在不願正麵接觸的情勢下節節後退，誘敵南下深入到釜山，然後北上包抄到仁川登陸，切斷中、韓共軍後路，俘虜數萬共軍，然後向北直撲，打到鴨綠江畔，還計劃配合臺灣的中華民國國軍反攻大陸、光復國土。如非美國杜魯門總統懦弱顢頇罷了聯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的官，中共政權早就在中華民國與美國聯合作戰下瓦解。經歷此次戰役，中韓共軍知道無法對抗美軍攻勢，祇好同意以三十八度線為界停戰。以中韓共產政權一貫不恤民命的表現看，如果他們還堪一擊的話是絕不會低頭的。事實上韓戰結束後統計，中共誌願軍與北韓人民軍在韓戰中死亡的人數均超過百萬，被俘虜五萬，而美軍傷亡祇有五萬人，誰勝誰負十分清楚。但金庸卻敢信口雌黃，為討好共產政權而胡言亂語，難道這就是金庸的公正客觀評述？
金庸菲薄自由地區的新聞自由，他說﹕“新聞自由其實是新聞事業老闆所享受的自由，一般新聞工作者非聽命於老闆不可。”然後他以報紙老闆的身份來個“夫子自悔”，去證實他說的並非佞語。他漠視新聞專業人士的使命感，忽略記者、編輯職業道德。事實上，長久以來在新聞界流行的“所有權”與“管理權”對立在在說明了老闆絕非神聖不可侵犯的威權者。金庸在《明報》的表現是他徇私舞弊的特例，不能涵蓋自由世界其他傳媒。金庸指鹿為馬，突顯了他媚共的醜態。可恨可恥！
香港人都知道，金庸的《明報》祇是香港可以生存的眾多報紙之一，但絕非最受歡迎的報紙，論銷路它比不上《東方》、《蘋果》、《成報》；論報紙的素質水準，它與臺灣的《中時》、《聯合》有很長一段距離。但金庸卻以他自己踐踏新聞自由的例子來涵蓋其他傳媒，那是極其可惡的例子，不知道他憑什麼在浙江大學沾沾自喜、放言高論。
最可恥的是，金庸明知中共政權一貫控製傳媒，限製言論自由、約束新聞報導、顛倒歷史、歪曲事實。麵對大陸共幹他既不敢諍言勸諫，更不敢力陳其非，相反誤導浙江大學的莘莘學子，要他們像“解放軍”聽黨與政府的指揮，這是什麼“忠於事實、公正評論”？
記得有一年，金庸去臺灣求見臺灣狂狷文人李敖，自鳴清高地說他看破紅塵，從此禮佛參禪、退隱泉林。李敖看穿他言不由衷，批判他坐擁億萬資財，違反佛教的出家捨財精神，充滿偽善，是典型的偽君子。李敖此人言語雖為世人所不齒，但他對金庸的批判卻入木三分，符合事實！
遙想當年，金庸的父親查民卿在中共“解放”浙江海寧時以“資產階級”、“地主”、“惡霸”等罪名被槍斃之後，金庸倉惶逃到英國殖民地——香港求庇。安定下來之後，他也像一般失意政客、無恥文人一樣，想向中共靠攏投機，在新建的紅朝裡撈他一官半職。至於中共如何在清算鬥爭中屠殺人民，如何共老百姓的產，他們一概視若無睹。金庸不計較中共殺父之仇，相反透過香港左傾親共勢力向中共政權上書，表示可憑藉他的外文能力，為中共那個土八路雲集的政權從事外交工作，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中共政權是一個組織嚴密、更重視出身成份的紅色集團，金庸父親既被“黨和人民”定性為黑五類，中共豈會讓金庸插足紅朝事務。
金庸被中共拒絕後，祇好在香港投入中共喉舌《大公報》的懷抱，擔任該報電訊翻譯的工作，窮極無聊才開始撰寫他賴以發家的武俠小說。
那時候，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因韓戰圍堵中共，在香港成立了《亞洲出版社》與《友聯研究所》蒐集中共的情報，聘用了一批從大陸逃到香港的文人為他們工作。金庸因英文基礎不錯，常與這些文人來往，也參與蒐集中共情報的工作。他知道“友聯研究所”擁有許多外界不知道的中共機密情報，於是他便與朋友在六O年代創辦了《明報》，把這些有關中共機密情報的資料公開在《明報》發表，引起各界注意。中共統治中國大陸後，把大陸上的一切事務都列為“國家機密”，政權內部的運作、共幹彼此的互動固然如此，即使一般民生大計、社會現象也不例外，甚至氣象觀察、天災人禍也全麵掩蓋，外界無從知曉。香港人祇能從一些大陸逃出來的親友口中知道一鱗半爪，因此大陸訊息廣受香港人關切。這也就是《明報》很快就在香港生存下來的原因。
因此當時有人傳說《明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資助出版的報紙。事實是，金庸利用“友聯研究所”蒐集來有關中共機密資料當作新聞發表，美國中央情報局無意中替《明報》打下天地，成為香港一份賺錢的報紙。
說得西化一點，《明報》是冷戰時代的產物。他靠冷戰起家，也靠冷戰發財，若無美國資產階級花大錢去研究中共，金庸也不會有今天。表麵看他公正客觀，其實是媚共、騙共，目的是想透過中共在大陸十三億人民中建立他這個武俠小說家的聲望。現在，他終於以武俠小說打入大陸文學界，成為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如果更進一步被北大、清華這些名校所接受，金庸豈非執中國大陸文學殿堂的牛耳？
這的確是好名好利的金庸所渴望的目標，問題是中國大陸文學界當真會在政治左右下，變得這樣地愚昧和下作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