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新道家學說
老幾
馮友蘭先生說，研究中國古代哲學有兩種途徑，一種是照著說，一種是接著說。我自己加了一條：證著說。“照著說”：照著說的是文學家，曆史學家，哲學史家；是試著回到當時的環境，去理解作者的真實思想，而不僅僅是表麵文字。因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孤立的從書本理解必然是不完全的。
“接著說”：接著說的是哲學家，是試著把古人帶回到現實世界，按照其思想邏輯推論會對現實說些什麽。有人以為古人知識少，帶回來也沒有用處，這是不懂得有思想的見識與知識本身毫無關係。今人幾乎所有的思想，都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古代。
“證著說”：是把古人的思想，通過科學實踐來檢驗，這樣做來推陳出新，發揚光大。證著說的是科學家，是量子時代科學家的優勢。
對於什麽家也不想是的人，不過是看看原文，再看“大”家怎麽說，然後用科學檢驗的方法加以驗證，出來的結果是啥就是啥，美其名曰：“科學思想家”。同時以上麵這三條腿走“道”的，可以稱之為“科學道士”。新道學必得是“科道”，科學道；新道士必得是“科道士”，科學道士。
必須要說明的是道家學說與道教完全不是一回事，道家的道士是順應自然，尋求真理；道觀裏的道士，是挑戰自然，超越人類自身的極限。“順為人，逆為仙”，同名為道士，一順一逆，道不同不相為謀。為了不混談，稱道教的為仙道士。
馮先生在《中國哲學簡史》裏麵將傳統道家歸為三類：楊朱為代表的早期道家，老子為代表的二期道家，和莊子為代表的三期道家。先生為人稀裏糊塗，做學問也有點類似。比如他因襲劉歆的說法，認為道家出於隱士，好像儒家的隱士都不存在似的。如果按老馮的分法，恐怕很容易就可以把墨子和孔孟都按“黃埔”幾期論之，多省事，何必分什麽儒家墨家？姑且說之，姑且聽之。
上麵說的這是傳統意義上的道家。“新道家”一詞最早也是馮友蘭的發明，指魏晉玄學。當代也有號稱新道家的，標誌性人物是董光璧，於1991年首先提出。我才於近期偶然這個發現進展。他們的很多觀點與老幾一致，完全是狗熊所見略同。
下麵附一篇摘錄介紹：
當代新道家是我國學者董光璧於1991年首先提出，以區別於馮友蘭所說的新道家（即魏晉玄學）。嚴複、李約瑟、湯川秀澍、卡普拉等人是新道家的先驅，而陳鼓應、楊鵬、劉軍寧、秋風、菊園、張遠山、劉劍虹，菊籬、章星球、胡孚琛、沈善增、董光璧、黃友敬、張緒通、熊春錦、遠誌明、楊汝舟、蕭天石、周力行、周錫山、汪水、許抗生、孔令宏、宮哲兵等人則是近年來新道家的活躍人物。在此時刻宣傳新道家，主要是想在吸收西方先進文化思想的基礎上，借助傳統文化的優質資源，促進中國的文藝複興，實現新的諸子百家爭鳴，使古老的中華文化再次煥發青春，和中國社會相互促進，共同進步。
中國幾千年的文化，是一個複合型的文化，是道家、儒家、佛家和法家思想混合在一起的文化，互動衝突，匯成中國傳統思想的洪流。對這不同文化脈流對中國的影響，學者們從古到今爭論不休。近代以來，在西方思想的衝擊下，君權被推翻，“五·四”運動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西方文化的進入，激蕩起了中國自己內部的“文明衝突”。而決定中國命運的力量，往往來自中國自身的文明體內。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西方的思想進入中國，不得不受中國自己的文化形態所影響。在市場化、全球化、個體競爭化的今日，傳統文化中的哪一脈更適合於現在的社會發展？這是當代中國學者必須關心的問題。
這樣的問題被反複提起：中國的文藝複興應該複興什麽？中國有自由思想的傳統嗎？中國古代，尤其是先秦有個人自由思想嗎？有值得複興的人文主義資源嗎？上個世紀的新文化運動和自由主義陣營都以否定傳統著稱，難道他們就把孩子與髒水一起潑掉了嗎？《道家文化研究：道家思想在當代》一書提供了一些不同尋常的答案。那些現代思想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中體西用論者、最激進的反傳統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從中國的傳統中找到了長期被忽略的寶貴思想資源。他們找到了以老子代表的道家思想。魏源視《道德經》為“救世之書”，曾國藩甚至提出“以老莊為體，禹墨為用”。王國維說，《老子》……以為專製君主之戒。然則世以愚民罪《老子》，何以知《老子》之學哉！嚴複強調：“《老子》者，民主之治之所用也。”號稱要隻手打倒孔家店的吳虞視老莊為反專製的消極革命派。胡適則特別推崇老子無為而治的治國理念，發掘老子思想中被塵封的自由思想，認為這一思想與現代民主政治不謀而合。陳寅恪先生既鍾情於中國傳統又執著於自由之精神，他認為，中國以後若想在思想上自成係統，有所創獲，必須一方麵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麵不忘民族之本位。此二種相反而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由此可見，中國近現代上有代表性的自由主義思想人物均不約而同地把目光轉向了老子，轉向了道家思想。而直到本書問世之前，中國自由主義與道家思想的聯係幾乎被完全忽略，甚至被斷然否認。這也說明，中國有自由傳統，但這個微弱的自由傳統，不僅很少被正視，得不到發揚光大，而且常常被掩埋。但是如果中國在古典時代有自由的思想資源，那麽，中國的文藝複興就有了複興的對象。
原文見
中國幾千年的文化，是一個複合型的文化，是道家、儒家、佛家和法家思想混合在一起的文化，互動衝突，匯成中國傳統思想的洪流。對這不同文化脈流對中國的影響，學者們從古到今爭論不休。近代以來，在西方思想的衝擊下，君權被推翻，“五·四”運動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西方文化的進入，激蕩起了中國自己內部的“文明衝突”。而決定中國命運的力量，往往來自中國自身的文明體內。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西方的思想進入中國，不得不受中國自己的文化形態所影響。在市場化、全球化、個體競爭化的今日，傳統文化中的哪一脈更適合於現在的社會發展？這是當代中國學者必須關心的問題。
這樣的問題被反複提起：中國的文藝複興應該複興什麽？中國有自由思想的傳統嗎？中國古代，尤其是先秦有個人自由思想嗎？有值得複興的人文主義資源嗎？上個世紀的新文化運動和自由主義陣營都以否定傳統著稱，難道他們就把孩子與髒水一起潑掉了嗎？《道家文化研究：道家思想在當代》一書提供了一些不同尋常的答案。那些現代思想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中體西用論者、最激進的反傳統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從中國的傳統中找到了長期被忽略的寶貴思想資源。他們找到了以老子代表的道家思想。魏源視《道德經》為“救世之書”，曾國藩甚至提出“以老莊為體，禹墨為用”。王國維說，《老子》……以為專製君主之戒。然則世以愚民罪《老子》，何以知《老子》之學哉！嚴複強調：“《老子》者，民主之治之所用也。”號稱要隻手打倒孔家店的吳虞視老莊為反專製的消極革命派。胡適則特別推崇老子無為而治的治國理念，發掘老子思想中被塵封的自由思想，認為這一思想與現代民主政治不謀而合。陳寅恪先生既鍾情於中國傳統又執著於自由之精神，他認為，中國以後若想在思想上自成係統，有所創獲，必須一方麵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麵不忘民族之本位。此二種相反而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由此可見，中國近現代上有代表性的自由主義思想人物均不約而同地把目光轉向了老子，轉向了道家思想。而直到本書問世之前，中國自由主義與道家思想的聯係幾乎被完全忽略，甚至被斷然否認。這也說明，中國有自由傳統，但這個微弱的自由傳統，不僅很少被正視，得不到發揚光大，而且常常被掩埋。但是如果中國在古典時代有自由的思想資源，那麽，中國的文藝複興就有了複興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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