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錫良：西方的智慧是求真，中國的智慧是欺詐
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曾經說過，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會騙人的民族，要探究清楚這一原因，除了他已經說過中國專製皇權文化所衍生出來的專製製度的荒唐之外，還有思維方式上的原因。一種文化的核心部位其實就是兩個方麵，一是價值觀，二是思維方式。價值觀與思維方式決定了文化中的其他部分，包括製度的建立。不同文化觀念的人，即使所建立的建築也會體現其文化的精神。比如，中國的建築特點就是要求左右對稱，屋簷常常是勾心鬥角。會場的設置也常常是圍繞著一個核心，櫛比鱗差、層層環繞。不管這個核心叫什麽，總之必須有一個這樣的角色。要是讓中國人在圓桌上開會，中國人就不知道怎麽做了，因為，那樣就會群龍無首，亂成一團。在中國人這裏，開會的目的其實並不是真的是為了討論事項，而是宣布事項的結果。真正的討論與博弈，早已經在幕後密室裏完成了。古代皇帝的所謂朝會，其實也是這樣的。真正的討論與博弈早已經在以皇帝為核心的三五個重臣之間在密室裏完成了，其他的文武百官隻不過是例行公事地到朝廷裏站站，聽聽結果而已。
其實這一切都是因為中國人隻有服從權力的習慣，而沒有服從真理的習慣。要中國人探求真理，還不如去死了好。像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這裏麵需要講什麽道理嗎？有據理力爭的空間嗎？完全沒有的。一個人權勢特別顯赫的時候，即使皇帝麵對這種權勢的威壓也要服從“指鹿為馬”的氣焰。一切都由權力安排好了，大家根本不用再費心操神，各安其命，各就其位就是了，這就是孔子所說的“思不出其位”，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屁股決定了腦袋。
說到底，西方人追求的是真理，探求的是真相，他們在探求真理，追求真相的問題上，可謂是殫精竭慮，耗費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最早是由亞裏斯多德著有《工具論》，後來又有培根的《新工具》，為了探求真理，他們把思想的工具一再改進，因為唯有思維方法的改進，他們的認識才能夠更進一步。因此，他們的智慧其實就是圍繞著求真而來的。誰能夠探求到更多的真相、真理，誰就是真正的哲人智者，誰能夠利用真相、真理為人類服務，誰就是真正的智慧之人。因此，他們把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斯多德、牛頓、愛因斯坦、愛迪生這些人推上了大智大慧之人的寶座，成為後人崇敬與學習的榜樣。
然而，中國人的智慧就是用來欺詐的。孔子是中國人中最早公開宣揚欺詐有理的人。在《論語·子路第十三》中記載：“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父親偷了人家的羊，兒子作了告發，從法治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正直的行為；但在孔子看來這卻是一種喪德敗行。孔子主張父親應替兒子隱瞞罪行，兒子也應替父親隱瞞罪行，認為隻有這樣，才能體現父慈子孝的道理。其實現代法治精神裏，遇到親情關係的案件，既不能夠采信子告親的證據，鼓勵告親，也不像孔子那樣“子為父隱，父為子隱”式的“親親相隱”，而是要貫徹一條原則就是避嫌。一切不是靠告發，而是要靠證據來定罪。但是，靠證據而不是靠口供，就必須學會尋找證據，這個過程就要學會邏輯推理，學會用實驗與測量以及醫學解剖的知識與技能來尋找犯罪證據。可惜，中國文化在邏輯推理、實驗、測量與其他科學知識方麵幾乎完全被忽略，因此遇到類似子告親的案件，隻好作出兩種極端的選擇，要麽完全鼓勵親人之間互相告發，要麽就完全采用包庇隱瞞真相的辦法。說到底還是因為中國文化在追求真相與真理問題上的能力太弱了，而這種能力的欠缺又與中國人的聖人教導是密切相關的。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實就是企圖用蒙昧的方法，防止人們利用自己的心智與樸素的邏輯以及與生俱來的好奇心去追求事物的原理與真相。孔子一生隻講禮，也就是講上下尊卑的秩序，從來未曾探求過什麽真理真相，相反，他還利用職權以五條莫須有的言論思想罪殺害了同僚少正卯，為殺害中國那些敢於較真，敢於追求真理的人提供了絕妙的借口，作出了一個十分惡劣的榜樣。
孔子的禮與仁，其實杜絕了中國人在信仰與求真上的一切可能性。及至儒家所謂的智，其實就是詐騙術。誰擁有高明的詐騙術，就是擁有大智慧。
中國人千百年來的智慧偶像級人物——諸葛亮其實欺詐手法高超的人。奇怪的是這個人字“孔明”，本來與孔子家族沒有什麽關係，但是因為“孔明”似乎也與孔家攀上了親緣關係。
在關於諸葛亮的高超智慧的故事中，幾乎都是欺詐成功的故事。《論語·子路第十三》中記載：“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父親偷了人家的羊，兒子作了告發，從法治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正直的行為；但在孔子看來這卻是一種喪德敗行。孔子主張父親應替兒子隱瞞罪行，兒子也應替父親隱瞞罪行，認為隻有這樣，才能體現父慈子孝的道理。，比如“空城計”、“草船借箭”、“八卦陣”、“七擒七縱”、“欲擒故縱”等等，都是用來迷惑他人，製造虛假的本領與高超的騙術。魯迅論及《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的智慧，說“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在這種偶像中，許多中國人無意之間都成為騙術高超的騙子，令人防不勝防。然而，這種近乎妖的智慧人物，雖然活著的時候號稱智慧頂級人物，但是，其結果卻是諸葛亮死後蜀中無大將，廖化為先鋒。政治、軍事上沒有可當大任之人，加之後主昏庸、黃皓弄權，使蜀國迅速衰敗。說明這種詐騙術也隻是一項小術，而非真正的大智慧。真正的大智慧是追求真理，求得真知與真相的能力，可是，諸葛亮從來沒有提供過這種智慧。
現在，廣州客村的麗影廣場上，由公安設定的廣播年複一年，日複一日，每年365天，一天都不間斷地廣播騙術，還是趕不上新騙術的層出不窮，每天都還是有不少人要上當受騙。被騙的中國人從來得不到別人的同情，相反，人們卻很佩服與羨慕那些高明的騙術，竟然是這樣富有智慧。中國人的聰明才智與時間精力都花在如何製假造假，創新新騙術上了。從政府造假到民間江湖騙術，幾乎都基於同一欺詐原理與騙術偶像。欺詐有時有效，但是，也很有限，人對可以欺詐人，卻不可以欺詐大自然與社會的自然權利。弄虛作假可以對付一時的檢查之效，但是環境的汙染，社會治理的混亂，政府的腐敗是不可能真正掩蓋得了的。一個社會捂蓋子的技術再高超，最後也還是要露陷。就像中國無數的政府部門都在造假數據，但是，中國人的天空空氣汙染、水源汙染、食品安全及社會腐敗問題仍然是存在，仍然是要作用於每個中國人一樣，生活不是高超的魔術，而是非常真實的客觀存在，不會因為你騙術高明一時看不到就不存在，也不會因為騙術高明讓眼見為實就真的存在著。科學才是探求真相與真理的王道。靠耍花招與計謀的所謂智慧，最後騙得了人，卻騙不了天與地，騙不了神的慧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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