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遠古時分，世界是樸素的，因為人們相信說出什麽就是什麽。當古人說出“兔子”的時候，毫不懷疑就是眼前這一隻正在奔逃的，逮住就有晚飯，否則挨餓。甚至，巫術相信可以通過說出人或物的名稱的方式，將法術的力量直接作用到對象身上。而一些部落人很小心翼翼地將自己的全名保密於至親之間，決不能讓敵人知曉。這種信念至今在各大宗教裏都有傳承，比如“稱神的名”、“呼佛號”、“念咒語”等等。
漸漸地，“兔子”長了翅膀，飛上月亮，問題產生了。古人們開始直覺到，我們說的“兔子”好像並不就是眼前正追著的這一隻，也不就是昨天吃掉的那一隻，也不定就是月亮上的。對於各種不同毛色、不同大小、不同長相的，我們都叫兔子，而聽的人都懂。我們真的“說出”了這個世界嗎？是不是有個“實體”“存在”的兔子，既不同於我們眼前的這一隻，也不同於我們說出的那個詞。從而使我們能夠說出和理解“兔子”呢？簡單的一隻兔子，開始“特性”背後有“本質”，“存在”之上有“存在”了。西方自古希臘高爾吉亞和蘇格拉底起，踏上了漫長的“本體論”和“認識論”的探索旅程。
差不多的時候，東方也發出了同樣的疑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道德經》）。按我今天的解釋，就是在說：一旦進入語言思辨的領域，就離開了真實的客觀世界了。而對事物的命名，並不是對世界的一個真實描述。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莊子·齊物論》）這裏麵三個要素：客觀世界、我、以及語言，其中到底是什麽個關係？問題被清楚地問了出來。本體論和認識論的萌芽，具體而微。但莊子通常提出這種有深度的問題，其興趣僅在於挑戰辯論對手的智力，自己並不準備回答。即使回答也超不過一句話：莫若以明。這個，作為一種回答，在態度上就不及格。
當人們意識到語言和世界的分離，這個世界就變得陌生和詭異起來。連孔子也在擔心：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這種擔憂是東西方共有的。但雙方在試圖解釋和理解這種困惑擔憂時，選擇了不同的道路。中國的傳統思維方式，似乎先天拙於精細的分析與嚴密的論證。而依賴於神秘的直覺、頓悟、洞見，以及籠統的概括。呈現出一種急於從總體上解決問題的功利心。有整體性，但沒有分析精神和邏輯工具。我並不認為“整體性”是一種“綜合”，沒有先經分析就無所謂綜合。而缺乏“分析”，就搞不清問題所在。又急於解決，中國古人最後采取的方法就是把這些問題都用一層又一層的人為的“殼”包裹起來，假設問題已經解決了。其實“名家”作了一些分析工作，但沒有人肯正麵地麵對他們的工作。隻是醜化和簡單地打成異端邪說了之。這些“殼”就是些支離破碎的“聖人言”。我們用過“道德人倫”，“天人合一”，“玄學理學”等等。這些東西的作用就是出來宣布問題已經徹底解決，最終和標準答案在這裏。當然，允許在外殼上做文章，儒家說隻要聽聖人言，問題就解決了。道家說，隻要全忘了這些聖人言，就沒有問題了。
進入了中國傳統的思維，最受抵製的就是分析方法了。因為一旦開始分析，首先瓦解的就會是那些人為加上去掩蓋問題的殼。而邏輯工具就成了有“劇毒”的文化毒藥。西方從蘇格拉底和亞裏斯多德開始，走上了這條邏輯分析的道路。比較有耐心地一點一點分析論證，盡管這個曆程是出乎意料的長。即使在中世紀，當這種方式服務於證明上帝時（謝天謝地上帝允許被證明也需要被證明），由於使用的工具是邏輯，身為教士和主教們的經院哲學家，也不得不在分析中，把上帝一步一步地往後推，作為最終推動力和解決方案。同時他們由於有太多的困難去證明聖經中所說的上帝的種種神性，就不斷去探索和發展邏輯工具。這兩點，從空間上和工具上，為現代科學的興起作了必要的準備。
分析得到的結果，依然對分析開放。但是概括所得的結論，是封閉的。所以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聖人言是作為“殼”包在最外層。這外殼成功地阻止了人們進一步分析的努力。不先打倒聖人，你根本沒法接觸到真問題。而西方的上帝，則是被推到了最核心或最高層，無論是哲學還是科學，在外圍都還有些騰挪餘地。造成這種曆史進程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受初始方法論選擇的影響。
分析是一項理性和細致的工作。分析可以增加和幫助我們正確理解事物和道理。但是，分析本身得不出結論也不解決問題，那是其他人或下一步的事情。這種工作，是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知識分子不屑去做的。到二十世紀，一批在歐美受過這種訓練的留洋人士們，剛回來時信誓旦旦要“多研究些問題”，但很快又回到指點江山的老路上去了。這就是傳統文化的“場效應”。西方的分析哲學傳統，到了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終於成為主流。其對語言的分析，既後來稱為語言哲學的，是一個高潮。
分析工作，就像奧運會的跳高比賽，每個人最終都是以失敗退場的。但是，人類跳高的記錄，就是在這一次次地成功和失敗之中，一厘米一厘米慢慢地升高。語言哲學家們也不例外。他們給自己設的高標杆：用“邏輯原子”規範語言，以及較低的標杆：用邏輯整合數學，都沒能越過去。他們甚至不能把“意義”理論稍稍統一一點。但正是通過這一次次失敗的嚐試，我們對語言自身的結構，語言和客觀世界的關係，哲學以及人類思維對語言的依賴性等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語言哲學成功地瓦解了傳統形而上學的謎思：即認為我們可以通過哲學思辨探索世界本原。我們現在知道了，語言隻是對事實的邏輯化而不是直接爭對事物，限定了以語言為工具的哲學，能探索的隻是語言思維和表達的有效性。而哲學上的真理，其真理性隻是來源於在語言係統內部的自洽性。探索世界的任務，自然要由科學去承擔。羅素曾說過：“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使人覺得懂得之事變少了。”我這裏想說：語言哲學，讓我們擺脫了形而上學的紛擾，還了這個世界一份樸素。終於讓“語言的”歸了語言，“事物的”歸了事物。
語言不依賴客觀世界，而客觀世界也不直接影響語言。以往形而上學許多針對世界本性的問題，其實都是在語言意義之內打圈子。作為非哲學專業的普通人，我們了解一些語言哲學的內容和成果，可以免予被那些靠自定義概念而成為專家的所忽悠。同時我們許多人熱愛和追求真理，希望大家理解，這些聲稱為普遍真理的東西，往往僅僅具有語言內部的意義。可以幫助你的思維，是因為思維也是語言內部的東西。縱使是“宇宙真理”，也隻能在語言中尋找“安身立命”之地。
那麽，下麵的問題是：作為普通人，了解到什麽程度就夠了呢？這是個很好玩的想法。當年尼克鬆在進入毛澤東的書房前，不知有沒有回過頭去問基辛格一聲：我有多少哲學就夠了？不過，這其實是一個沒有意義的問題。我們可以把兩句話放在一起分析，就容易理解了：
1． 一個人有多少錢就夠了？
2． 一個人有多少哲學就夠了？
這兩句話語法結構相同。而且都因為太寬泛而沒有明確的答案。但這兩句話的深層結構是不一樣的。第一句：“人有多少錢就夠了”，之所以沒有答案，是因為缺乏限製。這一句我們可以通過加上各種限製而逐漸明確起來：比如在溫哥華生活一年，或在洛杉磯退休，再定義一下生活水準，就能夠回答了。原句沒有答案，僅是問題本身問得不夠明確造成的。
“人有多少哲學就夠了？”這一句就不一樣了。哲學，我們沒法找到有效限製。能想到的有一種情況，就是想要通過這次哲學考試，有多少相關知識就夠了。但我們仔細想一想，就會發現，考試定及格不及格，其實隻是換了個形式把這個問題又問了一遍。既然哲學不可計量，所以就不能問“夠不夠”。這一句沒有答案是因為這個問題本身沒有意義。更深層的根源，恐怕是因為錢有具體用處，可以用來解決實際問題。而哲學，不能解決任何實際問題。對於不能具體使用的，就不能這麽問問題。
語法上完全合格的表達，並不能保證有意義。卻可能會讓我們聽起來覺得意義重大。一個本體論的基本陳述：“物理對象不僅僅是由諸特性所構成的，除特性外，還存在具有這些特性的某種東西（基質）。”從這句，可以推論出“人是由兩種實體構成的——一種是物質實體，一種是非物質實體。”。很不幸，這兩個表達已經被語言哲學家們分析為“無意義”的陳述。我們業餘人不需要去跟這種句子較勁，如果想練練手倒是挺有意思的。
我們可以用比較簡單的例子，比如我們孩童時候經常相互說的：“公雞叫，母雞叫，送人的東西不許（往回）要！”這句前一半和後一半單獨出來都有意義，但放在一起就沒有意義了。因為你沒法把前後建立起聯係來。是因果嗎？是條件嗎？是啟示嗎？是神諭嗎？如果一點都不可能證實，就沒有意義。那位要說了，你和小孩子的順口溜過不去有意思嗎。好吧，我們搞個成人的。放在一起，對比一下，大家看看是表麵邏輯一致，還是深層邏輯也一致：
1． 公雞叫，母雞叫，送人的東西不許要！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上麵也說過，哲學不是個實用的東西。所以，我們對這些問題沒有答案，並不影響工作生活。不需要急於找到答案下結論。哪怕永遠沒有答案，也比將不可靠的東西“信以為真”要自在得多。我認為任何語言上的陳述和表達，都應該開放於分析。語義上行的策略是非常有助的。任何別人想讓你相信的或自己願意去信的東西，不妨先在語義上做個分析。看看有沒有“意義”。如果有意義，是什麽內容在起作用，賦予了語言這些“意義”。正像維特根斯坦說的：我不讓自己受到影響，這就很好！
很抱歉講了許多枯燥的東西和無聊的話，讓沒有心理準備的讀者們痛苦了。無以補償大家，這裏給這個係列的“意義”做個總結：
驢大哥講話，理太偏，
誰說哲學享清閑。
科學探索頂在前，
哲學苦心玩語言。
白天去上網，夜晚敲鍵盤，
不分晝夜辛苦瞎胡編，
網友們才能靠著它催眠。
你要是不相信啊就往那文中看，
咱們的文和化，還有那聖人言，
千刀萬剮可都被他亂糟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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