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來不主張把兩個人放在一起比較，因為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獨立的思想、獨立的人格、獨立的價值觀，好比我們不應該把自己的妻子/丈夫和別人家的比，把自己和孩子和別人家的比一樣。但是，我堅信在人性麵前人人平等，不因你是公眾人物就應該比平頭百姓多一份豁免權，也不應該你是公眾人物就應該比平頭百姓受到更多的責難。
巴金和郭沫若都是公眾人物，在人性上都有其共同的弱點，這裏我試著做一個簡單的比較，借此拋磚引玉，同時回複網友們的提問。
評價曆史人物切忌臉譜化，我們不能因為郭沫若在文革時期吹捧了毛澤東就給郭扣上一頂“最無恥”的帽子，同樣我們也不能因為巴金提議建立文革博物館就把他抬到聖人的地位。曆史人物要曆史的看。
先看郭沫若。
郭在學術上的地位和貢獻就不說了。郭為什麽如此肉麻地吹捧毛澤東？似乎有三個可能：1。迫不得已明哲保身； 2。政治投機獲取資本；3。真誠信仰發自內心。
憑現有的資料，我們不可能做一個明確的結論，但是可以邏輯推理一下。
迫不得已。經過文革的人們都無法否認，在當年的政治氣候下，做違心事說違心話是一種常態，不是每一個人都有張誌新的勇氣的。我們有什麽理由要求郭沫若具備錚錚鐵骨？
政治投機。郭沫若並不是文革紅人，文革時期自己也受到迫害，甚至兩個兒子都在文革中慘死，他無機可投。如果他想投機，他大可以向許多人那樣揭發批判打倒別人。也許我孤陋寡聞，我沒有發現郭沫若在文革中有迫害過他人的記錄，憑這一點，郭沫若還是值得稱道的。
郭沫若真心信仰共產黨嗎？郭雖然是一介書生，但是很早之前郭就有自己的政治主張，早在1927年他就任蔣介石指揮下的北伐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中將軍銜。 “三二三慘案”之後，蔣介石著手清黨，郭沫若在朱德的家裏寫下了聲討蔣介石的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指出“蔣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汙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是“一個比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張宗昌等還要凶頑、還要狠毒、還要狡獪的劊子手”。郭沫若隨後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加入中國共產黨。蔣旋即通緝郭沫若，郭前往日本避難。
1928年，為了推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郭沫若和創造社其他成員一起將魯迅當成了絆腳石。郭沫若用杜荃的筆名，發表了《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一文。其中寫道：“魯迅先生的時代和階級性，就此完全決定了。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反革命。魯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以前說魯迅是新建過渡期的反革命分子，說他是人道主義者，這是完全錯了。他是一位不得誌的法西斯。”
1930年郭沫若撰寫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他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學發展規律的論斷，證明中國同樣經曆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郭沫若由此在中國開創了唯物史觀派，該書的觀點是相當一段時間內中小學課本的參考教材之一。
……
由此可見，郭沫若的政治主張不是文革中毛澤東強加給他的，而是出於自身的信仰和立場，至於他寫的那些肉麻詩，我們大可以把自己當年的言行——跳忠字舞唱語錄歌早請示晚匯報等拿來當個參照，不也是一樣的肉麻可笑甚至“無恥”嗎？我們有什麽道德上的特權來給別人扣上一頂“無恥文人”的帽子？我們自己不過是當“文人”還沒有資格，否則不是一樣的“無恥文人”？況且假如郭沫若的肉麻出於其真實的政治信仰，他真的把毛澤東當成了耶穌基督，又有什麽好指責的？
當然，我們完全可以說上郭沫若在政治幼稚過，糊塗過，獻媚過，在愛情上背叛過，但這些不是人性上共同的弱點嗎？
有人說郭沫若的媚態醜態“成為了奴才知識分子的典型，在中國知識界影響極壞”。大概又是我孤陋寡聞，文革中我還真沒有聽說過郭沫若寫的肉麻詩，這些東西對知識界，對文革有多大的影響還不容易下定論。
說到這裏，該提巴金了。首先，我要肯定巴金的確是一名勇士，勇於剖析自己，反省自身的勇士，最可貴的是他在文革結束後沒有對迫害他的人秋後算帳，而是站在曆史的高度拋棄個人恩怨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的主張，以防止曆史重演。
然而說到影響，巴金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並不比郭沫若好到哪裏。
巴金在“說真話的大書”——《隨想錄》裏懺悔道：“我對自己的表演，也感到惡心，感到羞恥，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寫的那些話，我還是不能原諒自己，也不想要求後人原諒我。”
究竟巴金說了什麽呢？原來在“反右”運動中，他曾經批判丁玲的“一本書主義”，批判馮雪鋒的“淩駕在黨之上”，批判艾青的“上下串連”。尤其是在批“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時候，巴金寫的《必須徹底打跨胡風反黨集團》一文對胡風等人的命運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我們這些當年半大的娃娃，不會忘記那本小人書《孔老二罪惡的一生》吧？你可知道作者就是這大名鼎鼎的巴金？
要說“壞影響”，巴金的這些言行難道不比幾首獻媚詩歌壞上百倍？郭沫若不過是拍了幾下領袖惡俗的馬屁，巴金可是落井下石陷害好人啊！（要說獻媚，巴金的《讚歌集》不一樣的歌功頌德？）
好在巴金終於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1978年在重返巴黎和訪問日本之後，巴金 率先提出每個知識分子乃至每個人都應反思自己的責任，他還把反思的範圍從“文革”十年延伸到“文革”前十七年，之後，巴金更是提出：“我認為那十年浩劫在人類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僅和我們有關，我看和全體人類都有關。”
巴金的文革觀超越了自身，甚至超越了民族和國家，他站在曆史和人性的高度向全人類發出了反思的號召，因為文革這樣的悲劇在世界每一個角落都可能發生。巴金被稱為20世紀的良心當之無愧。
自然，巴金最後近10年的生命顯得暗淡多了，他也“身不由己”，像一棵枯竭的稻草一樣“為黨活著”，這也是巴金的無奈，中國社會的無奈。
值得注意的是，巴金撰寫《隨想錄》和提出反思文革都是在1978改革開放和撥亂反正之後，如果郭沫若也能和活到那個時期，郭沫若是不是也能覺悟，也成為另一個“良心”呢？
畢竟，郭沫若還是有其可愛的地方，當年魯迅罵他“才子加流氓”，而魯迅去世後，郭沫若連夜寫了《民族的傑作—紀念魯迅先生》的悼文，指出魯迅的死是“不可測算的重大損失”， “魯迅生前罵了我一輩子，但可惜他已經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樣深切的關心了；魯迅死後我卻要恭維他一輩子，但可惜我已經有年紀了，不能恭維得盡致”。甚至說自己是以魯迅徒孫的資格追悼魯迅。郭沫若也匆匆在魯迅悼念會上高喊：“中國之偉大人物，過去人都說是孔子，但孔子不及魯迅。”。在“文革”中紀念魯迅時，郭沫若又說：“魯迅如果還活在今天，他是會多麽高興啊！他一定會站在文化革命戰線的前頭行列，衝鋒陷陣，同我們一起，在毛主席的領導下，踏出前人所沒有走過的道路……” 。
這就是郭沫若和巴金。
****************
最後，再和為人父網友探討一下道德。
您說“任何道德批判都是建立在一個道德標準上的。現在的問題是，什麽是道德標準？誰定的這個標準？以前的中國人有共同倫理觀，即《弟子規》那一套，因此很少有道德困境。現在我們接受了很多西方的理念，尤其是強調自由和模糊不清的人性的理念，導致出現很多讓人不知所措的道德困境。比如範跑跑的行為在英雄主義年代，無疑是可恥的行為，可是在當代，他卻可用個人權利和自由為自己辯護，而且振振有詞。”
我基本讚同您的觀點，隻有一些補充。
的確，道德批判離開了道德標準就無法施行，那麽咱過去的那套標準真的管用嗎？誰說弟子規就是一個好的標準？如果弟子規可以是標準，《二十四孝》是否也是標準？為了養老娘是否就應該把兒子活埋？這是什麽標準？
更值得思考的問題是：我們是否真的需要“道德批判”？
人性不是一個標準，而是人類目前麵對的困境麵前拿來剖析自身看清人類本性的一個參照。西方也沒有完全拋棄道德，西方社會對人類的貢獻是將道德量化了，也就是把昔日的道德變成了法律。所以，目前人類對於自身的約束應該是以法律為準繩，無法量化的道德留著公供人們繼續討論分析改進，或留著讓其隨物質的發展自行演化。道德不可能100%量化，但總比無法無天或以三從四德和《毛選》做標準的好。
至於範跑跑，我知道西方有些國家的法律是要製裁這樣的行為的，好比一個船長在危難時期不能首先丟下旅客逃生，這不但是道德，更是法律。
請閱讀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