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說說“暴力”的問題

來源: 英二於 2013-02-27 11:29:26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18652 bytes)

有必要說說“暴力”的問題了

惡的本質是理性的不足。被惡蒙蔽的人是最可憐的，所以耶穌說饒恕他們吧。

道德人士也一直在貶低暴力，就是說到馬克思，也忍不住要追究其暴力問題。再遠近一點，文革，十月革命，巴黎公社就不說了，統統都是暴力的代名詞。

對於理性世界來說，自然性本身就充滿了暴力，人如果屈服於內心無法抑製的衝動，就可能重新為暴力所掌握。人類雖然建立了一個理性的世界，但還是湧動著暴力的暗流，在自然界和人心之中永遠存在有一種騷動，人類隻能是部分地服從於秩序。所以，監獄永遠是人滿為患，暴力並不稀罕，也很正常。

然而，為什麽人類存在殺人的禁忌，卻並不反對戰爭？暴力是一種物理形式，還是暴力並不在於形式？如果暴力作為惡，非暴力是否代表了一種理性的崇高呢？

有一個具有真理性的論點是說：“禁忌的存在就是為了被違反”。如果理解了禁忌對理性邏輯的無動於衷，也就必須思考“非暴力”的非理性性質。戰爭是一種有組織的理性行為，它是暴力，但是一種有理性的暴力。由此，暴力被戴上了一種在它被禁止之前所沒有的特殊光環：“暴力”之所以經常的得到允許，甚至被規定，就是因為如果沒有這種有序的暴力，世界就會回到動物性的無序暴力。是有組織的暴力和禁忌共同塑造了人類的理性社會。那些經常地、有規律地發生的“暴力行為”並不是在毀滅暴力禁忌的穩定性，它就如爆炸之於壓縮，暴力是給無限膨脹的熵能量戴上了一圈“耗散”的光環。

事實上，有組織的暴力，可能並不具有暴力的形式，它隻是一種理性的建構，但可以完成暴力的全部功能。

如果有一種強勢在威脅我，要剝削我的勞動，要剝奪我勞動的權力讓我一無所有，或要奪走我鍾愛的女人，或住所。但是，如果我不再眷戀財物，不再介意我的自身，如果我已經扼殺了我內心對心愛女子的情感，我也不在意露宿街頭。那麽，也就無法強迫我屈從它的意誌了，因為我所剩下的，已經不是恐懼，或欲望所能左右的東西。如此一來，我作了一種完美的戰略性撤退，退入了一個內在世界，我的“物自身”（noumenal self）。如此，外界的邪惡意圖，都已無由觸及。我已經退隱到我的內心，惟有在那裏，我才是安全的。這就是禁欲主義者、寂靜主義者、斯多噶學派、佛門聖徒、以及各種教徒，或非教徒所一慣使用的“自我解脫”（self—emancipation）之途。他們逃離了世界，逃開了社會與輿論的枷鎖，其方法是某種深思熟慮後的“自我轉變”（self—transformation）。這一轉變使他們能不再介意那些世俗的價值，獨立的自處於一種安全的崇高形式。

當外在世界變成格外貧瘠、殘酷或不義時，就逃人真我的內在堡壘，這種“理性聖徒”式的“內在移民”（inner emigration），坦率說來，其效果就如某種強勢或“隱形的說服者”（hidden Persuader）讓他的子民喪失了原有的期望，通過將一種給予的生活方式進行“內化”（internalize）而得到“解放”。正如哲學家伊比克底特斯（Epictetus）比他的主人感到更自由，據說這位有名的好人，道德人士，非暴力主義者，在受拷刑的時候也覺得快樂。但是，伊比克底特斯所創造出來的哲學，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