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世界各地一般民眾的吸引力並不複雜，首先不外乎工作機會多，收入合理，社會穩定，生活舒適，自然環境宜人，教育水準高；其次才是民主自由之類，本沒有什麽好說的。
但是如果要說她對社會主義者和共產黨人的吸引力，可能許多人會笑了。不過，且慢，這不是那些在危急時刻想到的唯一活路是投奔美國大使館，出走美國，也不是中國各級官吏爭先恐後送子女到美國留學，移民美國，更不是一些平日以左派自居者，卻在美國安排後路，讓人搞不清究竟哪邊是他們打入的敵營。我說的不是那些心口不一之人的心底隱私癖好，而是另外一種情懷。
上世紀四十年代，美國共產黨領袖白勞德宣布對美國革命條件的徹底失望，放棄發動社會主義革命的企圖。於是其他共產黨人將其定性為“修正主義”，開除出黨。其實，他對美國的認識是比較清醒的，是對早期國際共運不切實際幻想的扭轉。二戰後，隨著美國國際地位的提高，旗幟鮮明地站在了抵抗共產主義的主帥位置上，雖然喧囂一時的麥卡錫主義很快被否定，但美國的反共立場基本沒變。不僅政府如此，用一些人的話說，美國工人比資本家們更反共。所以，社會主義陣營在冷戰時期自然把美國視為頭號敵人與競爭對手。赫魯曉夫鉚足了勁要跟美國一較高下，“廚房辯論”的餘音還在，卻連麥當勞和可口可樂也抵擋不了，結果蘇聯首先土崩瓦解了。
然而，有趣的是，如果把曆史的鏡頭搖回一百多年前，美國也是早期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黨人曾經向往與讚美的地方，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對美國寄予厚望，認為社會主義的曙光會首先在美國出現，列寧在十月革命前，也曾宣傳走美國式道路，那種熱情決不低於現在的偷渡者、新移民以及自由主義者和所謂的“右派”們。有人曾經調侃說列寧要走美國式道路的熱情，和鼓吹走俄國式道路的毛澤東及中國共產黨人有一拚。
當歐洲早期移民到達北美，與家鄉相比這裏貧窮落後得讓人絕望。於是自然篩選在移民中劃分出兩大類：有祖國政府背景的、貪婪的人們，僅僅追求財富的人們轉去了盛產金銀的南美，而在北美登陸的前輩們卻是有思想，有能力規劃精神與生活家園的人。今天我們不能不感謝“五月花號”的先哲們奠定了美國立國之本。從此民主自由平等的觀念深入人心，以致一切有悖這些原則的製度、思想在此都無立足之地。這不是有明文禁止，而是得不到多數人支持。
本來社會主義的理論中包含有民主自由平等的原則，所以在歐洲屢屢碰壁的社會主義者，不約而同地相中了美國這片自由的土地。即使這裏貧困，連哈佛大學都還在用實物支付工資，可他們覺得這裏比祖國更接近他們主張的價值觀念，更適合實現他們的理想。
1824年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帶領一批追隨者在印第安納州南部沃巴士河旁建立了“新和諧村”，進行他理想中的社會主義製度實驗。
1847年，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卡貝在得克薩斯州建立了“伊加利亞公社”，去實踐他在著名的小說“伊加利亞之旅”中設想的美好製度。
另外，位於堪薩斯州雪鬆穀鎮，由俄國民粹主義者弗雷領導的“雪鬆穀公社”也名噪一時。
據統計，1881年，全美有67個社會主義理想和公社的實驗基地。有人說美國就像一個各種理想的實驗場，至今還有許多與現實抗衡的團體組織實行脫離現實的生活管理製度。
雖然那些社會主義者都沒有也不可能擺脫失敗的命運，遭到許多嘲笑，但是他們這些有理想並敢於實踐不惜傾家蕩產的人們卻贏得了我的尊敬。畢竟這個世界很不完美，相當醜陋，所以，隻要不危害人類，凡是出於公心為了社會改革勇於探索的人，我都尊敬。如果沒有這些人，這個世界將失去很大一部分活力，會變得無趣。你可以在他們驗證之後指出錯誤，卻不能以事後諸葛亮的優勢鄙薄他們。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他們一樣去為理想而奮鬥，即使許多思想深刻、才華出眾的思想家、文學家當他們的理想與現實劇烈衝突，不堪精神重負時也隻會選擇毀滅自己的途徑，更多的人則屈從於現實，為了自己蠅營狗苟。
為此，我也為美國的寬容所感動。在這片最不可能出現社會主義的地方，能夠為有心進行社會主義實驗的人們提供自由發展的空間，證明了一些空想所存在的固有弊病，讓後人知所改正，較之排斥、打壓、扼殺更有說服力。
在我的眼裏，美國吸引人處，就在於它的寬容。盡管自911後，小布什簽署了《美國愛國者法案》，寬容度有所收緊，但是與其它地方比起來，活動餘地還是較大。所以，我雖然沒有什麽崇高理想，更沒有為理想獻身的勇氣，卻還是做著最低級的夢來到了美國。
現在世界上還有歐文這種人嗎？還有不謀私利不斷探索人類未來出路的人嗎？也許有，但在中國恐怕已經絕種了。從上到下瘋狂的物質追求與攫取財富和當年那些殺入南美的貪婪歐洲人極其相似，看看南美各國與美國的曆史發展及其差距，或者可以推想到中國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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