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聲明的一點就是，對孔子的歧義主要是近百年來的事情，之前二千多年時間裏，特別是獨尊儒術之後，對孔子無論朝野，廟堂還是村夫，幾乎沒有什麽歧義，那就是公認的“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是“萬世師表”，甚至是“天若不生仲尼，則萬古如長夜。”即使有所歧義，也主要是在承認孔子作為“至聖先師”的前提下的歧義。沒有人敢對孔子有所質疑。
但是，近百年來，為什麽會在中國出現“打倒孔家店”，以及“批林批孔”這樣的事情呢？無論是反封建禮教的自由主義者，還是共產主義式的集體運動，其反孔的影響源應該說都是外來的因素。就中國傳統文化內部來說，即使是儒法鬥爭，法家除秦始皇、毛澤東之外，都沒有誰敢公開與孔子叫板。鬥爭是存在的，隻是內部矛盾。因此對孔子的質疑與批判，是因為中國被迫遇到“三千年不遇之變局”。有了不同的參照物，人心思變，才導致了中國數千年尊孔崇儒的根基發生了動搖。
中國近百年時間裏，發生的兩次最著名的批孔倒儒運動，第一次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第二次是“文革”時期毛澤東的“批林批孔”運動。第一次是自由民主憲政派與共產主運動者通力合作反孔反儒，因為,變革中國社會是他們共同的願望,而孔儒思想就是維護舊統治秩序的。因此，當時除保守的儒家外，其他各派對孔子都沒有什麽好感。比如自由民主憲政派的胡適先生就提出的“讓中國充分世界化”，同時反對由儒家（孔子的“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派生出來的“名教”，同時主張“少談點主義，多研究點問題”。引進自己的老師、美國實用主義教育的代表人物杜威的思維方法——“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來代替傳統的“中庸之道”法。這是第一次用世界上的自由、民主、科學與人權標準來反思中國的儒家文化。之前的“辛亥革命”所依憑的價值觀的動搖，也是中國傳統的士大夫們看到了，不僅是自由民主法治不如西方國家，即使按照儒家的仁義標準，也遠不如西方。（秦暉先生的觀點）因此，導致整個中國上下，人心思遷。辛亥革命，說是暴力革命，但是其實並沒有打多少仗，死多少人。滿清覆滅，隨後而來的民國，基本上可以說是談判桌上談出來的，是多方利益博弈的結果。而談判，除了利益計算之外，要達成共識，還有一個價值觀基礎。那時各省獨立，宣布脫離滿清王朝，基本上是基於民主共和的共識。因此，民國初年，蔡元培首任民國教育總長，就在全國範圍內頒布廢止在中小學讀經令，就是基於這種價值觀共識的基礎。
這個時候，因主張共產主義的這一派，如陳獨秀、李大釗他們也極力反孔批儒，因為孔儒的思想學說不利於革命。孔儒的核心是保守的，確切地說就是保皇的，保的是等級製度與專製思想。這一點與西方的自由主義保守派大不相同。西方的保守派從來就是為了保住自由的傳統而保。在法國巴黎革命之後的分野更為明顯。如英國的思想家柏克就是一個堅定的自由主義保守者。他極力反對盧梭的革命思想。因為法國巴黎革命有重新受奴役殺戮的危險，所以他在其名著《法國革命論》一書中極力聲明保守的重大意義。共產主義者也基於儒家的家庭倫理不利於革命及建立公有製的要求，因此，也極力反對儒家的家族治理及君臣倫理。因此，“五四新文化運動”時，基於不同的原因反孔批儒的各家各派都有。自由民主派反孔批儒基本上是比較溫和的。比如胡適隻說打倒“名教”，“讓中國充分世界化”，並沒有直接說過打倒孔家店。蔡元培則用“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態度，禁止學校強迫學生讀經。讓落後的思想觀念達到自然淘汰的目的。因此，自由派基本上用消極自由的辦法來處理孔儒的思想遺產，而不主張用思想改造，暴力革命，特別是用公權來消除孔儒的影響，而是用思想自由的辦法，達到自然淘汰的目的。但是共產派則是用非常積極的方法，即利用暴力、運動以及公權禁止的辦法，來達到鏟除孔儒影響的目的。因為這一派的領袖急欲於取而代之。這一點在“文革”時毛澤東身上表現得最為明顯。他對“偉大的導師”這一稱號十分欣喜，即可作為佐證。並且外來的共產主義與法家的某些治理觀念不謀而合。“文革”期間毛澤東反孔，就重新借助秦始皇，借助“弘法批儒”，並且聲稱自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且勝秦百倍。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批儒反孔並不一定能夠說明什麽問題，關鍵是要看用什麽標準。胡適先生、陶行知先生作為自由主義者站在“人的生命貴於一切”的人權立場上，對儒家文化中的等級製度以及由此產生的“偽知識”的質疑（見陶行知《“偽知識”階級》，華中師院教育科學研究所主編《陶行知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85頁-86頁。)而毛澤東的“批林批孔”，則基本上是中國傳統的儒法鬥爭的現代延續。毛澤東反孔，但是並不反聖人與專製本身。毛澤東本身就是中國經典培養出來的。他青年時聲稱獨服儒家代表性人物“曾國藩”——曾文正公。（“吾於近人，獨服曾文正”）相反，毛澤東是一個聖人情結非常濃厚的人。他曾經稱頌魯迅為“紅色聖人”，無論內心裏是真是假，也可以反映出毛澤東的聖人情結是非常濃厚的。再比如，毛澤東在建國之後不久，就不顧水利專家黃萬裏先生的極力勸阻，也不顧當時建政後不久，特別是“大躍進”之下的國家的財力物力狀況，而力排眾議，要建三門峽大壩，就是因為中國傳統有一個說法叫“聖人出，黃河清”（出自明·程登吉：《幼學瓊林》））他要通過建三門峽水庫，讓黃河水變清，從而證明自己是比孔子還高明的真正聖人。因此毛的反孔，隻是基於孔子的聖人地位，嚴重妨礙了毛成為新一代聖人加偉人而反。毛反孔是欲自己取而代之，成為新的“萬世師表”。這與胡適、魯迅、陶行知、蔡元培他們對孔儒的反思的目的與動機是大不相同的。自由民主派反思孔儒的目的，隻是想將被孔儒束縛的人性解放出來，回歸人的生命的尊貴以及人權的至高無上（見陶行知《中國人的生命》）。自己並不準備成為新的聖人，而是要讓中國人重新過一種真正自由與自主的生活，消除踐踏人的生命，侮辱人的尊嚴的高低貴賤的等級思想。讓中國人也擁有自由、民主、平等、博愛，而不是愛有等差的假仁假義。因此，“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自由民主派與共產主義運動派都反思孔儒，但是，無論出發點，還是最後結局都是大不相同的。
有人分不清這一點，因此說中國“批林批孔”的時候卻是中國最不自由的時候，當然這也是一個事實，中國“文革”是社會文明的大倒退，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反一個思想，可以用更野蠻的去反對，也可以用更文明的去反對。基於人權與自由來反思孔儒，則是用更文明的標準來重新衡量，而用更奴役更野蠻的辦法來反孔儒，使全國的人都走在通往奴役之路上，這肯定是倒退。但是，後者反孔儒並不能夠因此就說孔儒本身就沒有問題。在說到中國“批林批孔”時中國人固然是不自由，但是，中國二千多年儒術獨尊的時間裏，中國人又是自由的嗎？思想罪、文字獄還會少嗎？反思孔儒並不必然導致走向奴役。中國“五四”時期，雖然也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但是，那時的中國人好像並不處於被奴役狀態。反而思想文化十分活躍，學術十分繁榮，辦出了幾間很像樣的大學。
人們對孔子產生的歧義，要具體地分析這種背景。同時也要反思孔子言論本身。為什麽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斯多德，西方對他們的解讀歧義就很少，而中國的孔子歧義就多多。而同樣為儒家的孟子人們的歧義也相對要少得多呢？那是因為，孔子為中國人留下的都是思想碎片，東一言，西一句，不成篇章，沒有論證，缺乏邏輯結構，令後人在理解孔子的時候，隻能夠靠片言隻語，隨心所欲地解釋。那部主要記錄孔子的思想的語錄集《論語》，本身就是斷壁殘垣、斷章取義的結果，從來沒有對某一問題有過較為係統的論述。就文本而言，孔子及其學生就從來沒有留下過一篇完整而嚴肅的論文，更不要說一本學術思想專著。蘇格拉底雖然沒有親手留下文字，但是其學生柏拉圖、色諾芬對其思想的敘述是比較係統的完整的。亞裏斯多德更是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即使是孟子，留下了一本完整的著作，係統闡明了自己的思想，後人對其誤解就少得多。那麽，為什麽孔子就沒有係統留下自己的思想文字呢？說到底還是因為孔子本身就是秉承“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學術思想態度。這一思想，不僅導致孔子在世沒有留下係統的文字，而且就是他的學生也沒有留下一篇像樣的文章。雖然號稱弟子三千，賢者七十有二，卻沒有一個人有過專門的著述，也沒有過一項發明創造。
孔子為什麽要“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呢？因為，他有濃厚的聖人崇拜情結。以為一切好的東西，都是“古已有之”，再有新的著述，就是對聖人的不敬。孔子的精神家園就是在夢見周公時才有的，周公在孔子心中就是完美的。沒有想到這種聖人情結，反而成全了他自己也成為了聖人，而且是中國第一聖人——大成至聖先師。沒有係統論述，隻留下隻言片語，讓後人有如雲裏霧裏，神龍見首不見尾，因此，隻有頂禮膜拜。這在後來也直接在中國滋生了“禪宗派”。話說一半，留一半。打啞謎，論城府，貴人語遲。這一點，毛澤東在“文革”時的權力鬥爭中簡直運用得爐火純青。孔子的“天何言哉”、“剛毅木訥近仁”、“巧言令色鮮矣仁”，都是打壓人的思想言論的。中國人“話到嘴邊留三分，未可全拋一片心”的處世態度，也是受孔子影響的。因為，凡事說出來，並且說透，就不會有神秘感。而成神成聖成偉人都是需要保留一點神秘感的。或許，孔子的言說方式本身，就是準備讓後人誤解的，讓後人無論怎樣讀，都可以讀出孔子的道理是至理，因為將他的話放置到不同的語境裏去解釋，都可以各取所需，為我所用，解釋的空間非常大，同時也讓權力得到更多的運作空間，為解放權力，讓權力為所欲為，甚至胡作非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或許準備讓人產生歧義的孔子，才是最為真實的孔子，因為這樣才最具有魅力，無論是“六經注我”，還是“我注六經”，都足以讓後人永遠解讀注釋不完。中國文人浩首窮經，所做的工作隻是在不斷地解讀孔子的片言隻語，往往“注”後麵還有“疏”，“疏”後麵還有“義”，解釋裏還有解釋，無窮無盡，而絲毫不敢有所創新。用陶行知先生的話說就是當初的一點點真知識，不斷地被後人稀釋，終於變成了知識的通貨膨脹，甚至幹脆變成了偽知識。就這樣，世世代代，沒完沒了，因此也魅力無窮。沒想，這恰好是孔子為中國人設下的迷魂陣。讓中國人在數千年時間裏都走不出他那巨大的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