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你我的分歧在減少，也許你已認同公共理性不可由自私入，及目的理性和公共理性兩者差別有限。
原則上同意你說的“目的理性和程序理性，合則兩利，離則俱傷！”。這個說法比目的理性和公共理性的對立要合理得多，但也是有不足的。一個邏輯完整的論點如果無法使讀者感到圓潤，那它一定是有缺陷的。那樣的例子在西方的政治倫理學裏，比比皆是。目的和程序的確有自身的獨立性，一旦用在理性上就完全不一樣。目的理性和程序理性就像道德大樹上的兩個枝杈，而不是兩棵樹，它們無法分開。如果可以分開，那就意味著由於目的和程序的獨立性，使得理性本身也產生差異。那什麽是這個差異呢？這實際上進入了一個死胡同，西方連理性都說不清，怎麽能回答這個問題。因此從廣義上，可以這樣說“在理性的基礎上，應使目的和程序互動”，最好不講獨立的目的理性和程序理性。這裏本人用一些邏輯來指出你我的差別，不是為了爭論，而是為了引出更有意義的探討論點。即東西方的政治倫理學的起源和差別。為什麽說西方倫理學中，邏輯完整但不圓潤的論點比比皆是，是因為西方倫理學開始於“心”外，而東方倫理學開始於“心”內。這樣西方在外延上用邏輯思辨來描述“存在的內在秉性”- 理性，運用無數概念的不同組合，看似深噢，但往往不著邊際。而東方從“心”（內涵）和邏輯思辨（外延）來描述“存在的內在秉性”- 道理。認為它含有道和理。西方對理性的邏輯追求，導致了民主的產生。西方民主僅僅認可了東方平等和諧道理的很小一部分，即自私的權利應當受到尊重。有一點可以看出，西方對理性的深化，也會走進內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