揮手網友將王立軍事件和林彪事件作了比較，認為二人都以“叛黨叛國”的方式重創兩個亂世梟雄（毛澤東和薄熙來），驚撼世界，震醒中國人。
曆史是何其的相似，尤其是中國，因為中國的曆史就是一個周而複始的怪圈。
如何定位林彪？如何定位王立軍？雖然這二人都是“彪子”，但也有很大的差異，都跳不出中國社會特有的醬缸。
林彪究竟是主動出逃還是被林立果“綁架”，真相還有待揭示，我本人不相信林彪會主動投靠蘇聯，這是一個愣頭青毛小子的作為，況且林彪發明的紅寶書和四個偉大說明林彪也不過是這個封建家族的一份子，他不可能代表人民，更不能引導這個民族走出封建的桎梏。
至於彪子王立軍，在“調查和處理的結果一定會給人民以回答，並且要經受住法律和曆史的檢驗”（溫家寶語）之前，我還是覺得是一場黑幫內訌的結果，這一事件還是應該放在中國曆史的大框架裏看，才能對現實有所啟示。
不錯，從王立軍上溯到林彪，整整41年，不過41這個數字並沒有太大的意義，曆史的延續至不過是一個個瞬間的重複，如果我們任意地給曆史作一個CT斷層掃描的話，我們會發現這一幅幅圖片有太多的相似。
林彪事件最大的“看點”是他駕機出逃，最後折戟沉沙。此舉雖然讓毛澤東的威信受到一定程度的損傷，但本質上並沒有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相反，“批林批孔”運動的一個個高潮，再次把中國帶入極左的深淵，毛澤東對身邊的人越來越不信任，對“走資派”的複辟越來越神經質，這又和後來鄧小平的下台 有沒有必然的聯係呢？
如果林彪（或林立果）不走極端，憑林彪在黨內軍內和全國的威信，慢慢和毛澤東耗著，在一定程度上製衡毛，會不會有朝一日《5.71》工程紀要上的策略在中國能得以實現呢？
曆史難以假設，後人隻有對曆史多審視一下。如果以40年左右為一個斷層切麵，那我們再往上追溯到1936年。
1936年的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長期以來，我們接受的宣傳都是一邊倒地讚揚張、楊二人，批判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今天，我們是否有必要反思一下西安事變真正的“曆史意義”呢？
西安事變比如今的王立軍事件更加“震驚中外”，雖然這客觀上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但日本鬼子並沒有被“八路軍”“新四軍”打敗，第二年即發生了南京大屠殺……。
胡適曾經說過：中國形成一個領袖不容易，如果蔣中正出現不幸，中國將倒退20年，並明確定性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是“名為抗敵，實則自壞長城”，是“國家民族之罪人”。胡適更指出：“沒有西安事變，共產黨很快就可以消滅了……西安事變對我們國家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
近代一些曆史學家進一步判斷，蔣介石對日本並非姑息求和，隻因中日國力懸殊，所以首先必須消滅中共和地方軍閥割據，然後以一個統一強大的中國抵禦外敵。有資料顯示，蔣介石當時與蘇聯正在協商一個計劃意向，如果能夠得到蔣介石最理想的結果，即可以達到蔣介石以全麵抗日為條件，換取蘇聯宣布解散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流亡蘇聯，但這個時候，張學良的西安事變完全打破了這個計劃。
近代史學家唐德剛這樣評價張學良：“如果沒西安事變，張學良什麽也不是，蔣把他一關，關出了個中國的哈姆雷特。愛國的人很多，多少人還犧牲了性命，但張漢卿成了愛國的代表，名垂千古。”
是啊，不會打仗，吃喝嫖賭五毒俱全的太子黨張學良就此成立中國曆史上高高聳立的牌坊。那今天黑幫頭頭王立軍是不是在某些人看來也變成了中國民主自由的領路人呢？
我們再往上走40來年，看看1894年。那年，有個叫孫文的人在美國成立了一個“革命團體”——中興會，他們的目的是“驅逐韃虜，恢複中華”。
“韃虜”，難道不是“中華”的一部分嗎？為何非要你死我活？今天我們同樣把孫文放在神壇上，很少客觀分析過他對中國曆史的影響。
孫中山一度流亡日本、美國，似乎在那裏取到了“真經”，創立“革命黨”以對抗滿清統治，似乎中國隻有革命（包括暴力革命）才能走上民主共和的道路。在“革命黨”的威脅下，清廷煌煌不可終日，“維穩”自然成了當務之急，這當然也加劇了清廷的內鬥，包括慈禧和光緒，載灃與隆裕太後之間的矛盾，清除革命黨也就成了“攘外必先安內”的首要大事，以至於後來戊戌變法和楊度、袁世凱的君主立憲都胎死腹中。
孫大炮究竟給中國帶來了什麽？
追溯了120年，對我來說，至少有這樣一些感受：
中國的曆史總在不斷的“折騰”中蹣跚，走兩步，退一步。
中國幾千年的曆史，要前進，靠自己是不行的。無論是孫大炮還是林彪父子或是王立軍，都希望借助“外夷”的力量給自己撐腰。這是無奈，也是悲哀。其實現實也證明了，整個儒家文化圈的文明和進步，韓國，台灣，日本都是在美國的巴掌甚至鞭子下走向民主的。
從這個意義上看，無論是八國聯軍還是甲午戰爭都來得早了一些，如果晚個幾十年等到美國日本更強大了，中國就不是賠幾兩銀子割幾塊地了，說不定也像戰後日本在美國的監督下被迫修憲，走向民主了。
中國人內鬥都是好手，勝利者並不靠智慧或策略，而是靠心狠手辣，靠手中的權力。張學良這個軍閥太子黨要和蔣介石鬥，又不依仗洋人，焉有不敗之理？幸好他最後移居美國，否則下場和楊虎城一樣。
回到今天，王立軍要不是在美領館裏轉了一圈，可能早就不存在了，當然今天的中國已不允許任何他國任意宰割，“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得以苟延殘喘。
薄、王的失敗並不意味著民主自由的勝利，甚至不意味著政治改革的開始，我們目前看到的現象（對消息的封鎖，禁止唱紅，封鎖左派網站，律師宣誓等等）都是意識形態和“路線鬥爭”的結果，中國從極左正邁入極右，我敢肯定，如果哪個強權者有魄力把“*****”們都打成“反革命”，推倒毛的紀念堂，在廣場上鞭屍，一定會讓不少人“大快人心”，衷心擁護的。
不錯，英雄創造了曆史，而曆史是人民書寫的。創造在於一時一刻，書寫是日複一日，年複一年。沒有一個理性文明的民族，這曆史是書寫不下去的。
至於所謂的英雄，我們不需要偉人或聖人，曆史召喚的是具有膽略的，是把政治當作畢生事業來完成的政治家，不是一時心血來潮，感性衝動的詩人，也不是隻認一加一等於二死板的技術官僚，更不是為一己私利，謀權奪利的野心家。
政治，要的是妥協，是平衡，不是二分法，不是非黑即白非左即右。中國人提倡了幾千年的中庸，本質上還是魯迅說的，是最為極端的。
糾正錯誤不等於徹底否定過去，對於文革，不是簡單來一個否定就完事了。文革究竟如何發生，責任在哪，都還沒有弄明白，所以盡管有了《若幹問題的決議》，還是出現了反精神汙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如今有人熱衷平反64，其實平反與否意義不大，64為何發生，為何又鬧到如此悲慘的結局，這才是值得從曆史角度加以研究的，單單平反，揪出幾個替罪羊我們還是不能吸取教訓。76年的四五在平反後僅僅10年，六四就以更大的規模，更慘烈的結局出現，難道我們還不能悟出什麽嗎？
問題的根源何在？這又回到文化和體製之爭了。
是的，體製不改，輪回就無法避免，但是體製又從何而來？我仍然堅信，文化是製度之母，不過我今天要修正一下以往的觀點。
文化造就了體製，體製下產生了暴君，產生了一幕幕的黑暗。我們麵臨的問題是，從何下手？
我曾經覺得應該從改造文化入手，但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自五四開始，一百年過去了，我們的文化有所改觀，但是對於一個幾千年的醬缸來說，實在算不得什麽。
醬缸的土壤之上建造的封建家天下的大廈，大廈的外邊幾經粉刷，紅的，白的，黑的都有了，裏麵的瓶瓶罐罐也被打碎過，但這大廈仍然矗立在風雨中，最近30年還加高了三兩層，使得不少人熱血沸騰。
土壤不改良，基礎和“下梁”不更換，大廈終究是一個掛著十字架的和尚廟。
拆那！隻有拆了，才能一了百了。
拆一幢樓，從來都不是從下至上拆的，除非用暴力的炸藥埋在地基上……。
正常的拆，是從“上梁”開始的。我們這個封建大廈，已經沒有一根上梁是不歪的了。但是且慢！
在新大大樓沒有建造好之前，拆了舊樓有什麽意義呢？廢而不立，我們已經經曆了幾次，後果是一片混亂。今天，我們準備好拆了嗎？我們知道在哪裏建立新樓了嗎？我們有新的土壤嗎？新樓的基礎是什麽我們真的知道嗎？
況且，拆樓不但是一項技術活，更不是靠孫大炮 張大帥甚至毛委員，更不是王立軍這樣的人能勝任的，沒有人民的覺醒，尤其中國沒有外在力量的輔助，“樓”是拆不了的，新樓更是無法建造的。充其量，也是在原址上重建一個倒掉的雷峰塔。
看看我們的“人民”，包括我們海內外的“精英”們，真的叫人懷疑，中國人也許就隻配在這種城頭變換大王旗，奴才主子輪換做的弱智遊戲裏玩耍了。最近網上有人呼喊：怎麽重慶那些公租房、老年成套房的收益者們沒有一個出來為薄熙來說話的？聽了也真叫人心寒。
如果胡溫容不下一個薄王，那麽他們也不可能真正公正地為六四平反，更不可能容納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還折騰個啥呢？
其實，冷靜的看待當下的現實，中國還是在進步，曆史還是在發展，雖然太緩慢了，但這幾千年的包袱不是一下能甩掉的。
我不看好任何一個個人的力量，雖然我們需要“英雄”，但是在一個封建集權的土壤裏是產生不了具有政治家眼光的英雄的，那些自以為是的“救世主”們，還是歇歇吧。
千年的古鍾其實早已破爛不堪了，裏麵的黑暗也昭然天下，我們不需要隻會用腦袋撞鍾的“勇士”，問題是我們怎樣把這個破爛挪開，又用什麽來取而代之？
我沒有答案，也許胡哥說的有道理：不折騰。用猴哥的話說就是：Leave History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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