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舊作附此，請參攷。
「火燒異端」----由瑟維特之死，看寬容異見這一歷史的艱苦 吮露鶴
瑟維特（Servetus, 1511-1553），神學家兼醫生。他是現代醫學史上第一位說明人類是靠
心搏產生血液循環以維持生命的學者，早出William Harvey為世廣知的發現近百年。瑟氏正值盛壯，卻因個人信仰，被加爾文改革宗政府以火刑處死，該一科學成果，附在其神學論文內，也同告焚毀。隨後兩世紀之久，瑟氏所以留名，乃因其異端身份被人提及，時人視其死絕對罪有應得，而加爾文之神學指控，實義不容辭之義舉，這就連加氏的宿敵也無異議。不過到了十八世紀，評價開始生變，人持異見，應是權利，不是罪過，瑟氏何故要要因此去死？迄十九世紀，瑟氏作為堅守信念而殉難的人文主義英雄備受尊崇，加爾文對其死，卻要負責，十方定罪，包括教會史學者，一樣不留情。但進入了廿世紀，隨著資料的比勘，研究的深入，加氏個人，已不再為整樁慘案擔罪，這包括當代瑟氏代言人及精神傳播者「瑟維特國際學會」的總結性評論在內。一位悲劇人物，於身後幾百年仍不斷帶出如此跌宕的戲劇化公共論述，實在值得我們好好來看一看，想一想。
瑟氏從小到大，在修院和天主教大學受教育，本欲出任神職，後遵父命，改習法律。廿歲發表《三一論之謬誤》，書中抨擊三位一體之說其實不過是「三神」論，招致惡評。次年寫了兩三篇神學短文，表示自己年青尚幼稚，但沒有認錯。據聞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想傳召他解釋，自此他隱姓埋名去了巴黎，轉習天文地理數學和醫學。不數年他出版醫藥專著，一紙風行，十年內又再版三次。同時他在大學教天文與地理，很受歡迎，隻是因為他個性孤高，同事關係甚差。1540起，他定居維也納並行醫，成為大主教的私人醫師。那裡的十三年，是他人生最春風得意的日子，收入豐厚，工餘以編輯地理專書及拉丁文聖經註解自遣。他宗教上遵守天主教儀式，但內心卻一直別有想法。1545年開始，與日內瓦改教領袖加爾文（Calvin, 1509-1564）通訊，雖素未謀麵，卻將一大堆手稿寄去，指定要他回答問題。加氏為改教身心交瘁，無法全部細閱，但仍撥冗正麵直接回應每條問題，道出意見。瑟氏不能滿意，加勁反對，對方再三覆以長文，耐心解釋。可惜瑟氏拒納不受繼續投書，前後超過卅函，並且措詞逾趨激烈，說加氏思想荒謬，立論矛盾，結果當然再也得不到回音。
1553年瑟維特終忍不住用假名發表了他的神學宣言《基督教復原》The Restitution of Christianity，此書原名，隱然是與加爾文在1534年出版的《基督教要義》Institution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針鋒相對。書中不少論點，加氏早前給他的信中經已作覆，但在他新著中似都未聞未見，隻不斷重複其個人的推論。然瑟氏也絕非完住無理取鬧，他信聖經字字無誤，更通新舊約原文，熟悉尼西亞前期教父著作，所有立論，言必有據。其失在於欠缺足夠融通消化，很少咀嚼不同的意見，隻顧拋出自己的反對。瑟氏認為，尼西亞大會後神學己把上帝分成父、子、靈三神，教會敬拜了三頭怪，開始墮落，其實已非信仰獨一真神上帝，變無神論者，故終產生羅馬教宗暴君和改教者敵基督。這種挑釁的語言再形諸文字，硬針對舊的與新的基督教世界整體，自難免馬上引起了近在身邊的天主教會注意。瑟氏先受民事法庭傳召，遲到兩小時毫無歉意，態甚倨傲，其後收押，準身邊留有僕役。偵訊開始，他手按聖經，表示自己素守天主教禮儀，隻出版過世俗的地理和醫書，從來無反對聖教會，否認他就是原作者。待揭發他家留有與新教加爾文的手稿，他始含淚承認，那是多年前出於好奇，以對方為有學問的人，所以通過信，他說那時候加氏曾懷疑我就是瑟維特，我已否認了啦！翌晚深夜，他借尿遁，由看守所逃脫。民事法庭震怒，加大搜證力度，搶先在宗教法庭裁決之前完成證供，以異端罪判之火刑，將其畫像伴其著作，當眾焚毀。不過瑟氏肉軀，避得了公教的火柱，卻免不了新教的。當亡命往意大利，他路經過日內瓦。但是明明有很多路可走，為甚麼偏偏要路過那裡？路過也罷，一留竟月，其所欲何為？訂了水路的船要離城前的禮拜天，他突現身教堂，給加爾文認出，他遭逮捕審查，最終當然是驗明異端，綑上火柱。自第六世紀以來，羅馬政府法典用焚刑處死異端，政府以為有責任執行法律，終止瀆神的極惡，以減少將來永罰的機會。千年的觀念，羅馬教會無改，改教的新教，依然不改。發表異見的瑟氏，自己其實早也清楚這結局，他下半生也正為逃避這結局，但何以最後一年，又像故意佈置，一步又一步，把自己推向該一結局？他以身試法，是在想甚麼？難道因為羅馬教是暴君，有新教反對，新教是敵基督，非要等他來做殉道者表明不成？這真是天曉得！
瑟氏之事，教會史中常當小風波一件，其身後兩百年，以他異端，罪有應得，其死被視作當然，加爾文如不做，別的教派後來一樣會做。在那個時代，寬容非必是德性，寬容隻會造成法紀廢弛，傷風敗俗，社會失序，更是對真理的蔑視。所以雖新約明載有愛你仇敵、饒恕弟兄的教訓，沒有支持可以逼迫人的教理，反隻有受逼迫卻原諒人的榜樣，但回到了生活，仍然缺乏我們今日珍惜的寬容！要等到了十八世紀，天賦人權及個人自由的呼聲，在大西洋兩岸此起彼伏，指斥有權力者不寬容，同情無勢者受迫害，才成為教內外有良知者的共識，故自那時候起，瑟氏的身世，復告發現。十九世紀，看到加爾文自己憎恨羅馬教權專製，反抗不寬容，輪到他對異己，竟一樣不寬容，實成最大的諷刺，使之更顯罪加一等，教內外指斥均極犀利。不過杖義申怨同情弱者受害，是否一定要靠痛斥權貴才達到目的？那一代激情過後，始覺情緒宣洩於事無補，不若認真看歷史，虛心學教訓。Henri Tollin（1833-1902）是瑟氏的擁戴者及專家，以四十餘冊著述開創瑟氏全麵研究，因知瑟氏非僅不為同代的對手理解，也非真由後代的同情者認識。最認識他的，還屬加爾文，但即使如此，他對瑟氏的神學意見，仍存在錯覺。可見真實知見，無論對翩A都是歷史的艱苦！
瑟維特之死，這位被當日敵手稱作「日內瓦教皇」的加爾文，倒底要不要負責？彙集充分的資料顯示，首先瑟氏在公教權下判處極刑，當時的重要證據確由日內瓦送去，但非原出加氏之意，乃因教友催促，敵人又乘機要挖他與異端的舊關係，為要表白自己早年與瑟氏通信非見不得光，他允許文牘公開。瑟氏日內瓦被抓，正當在加氏主日講道的現場，事出突然，以為瑟某剛潛進城，欲有所謀，立即交市府處理。日內瓦的權力機構有二，市議會管市政，長老議會掌教務，加爾文均不在內，當時他甚至未成公民。他1536路過該地，本打算投宿一宵，但被朋友挽留。至1559他才受邀正式成為公民，廿三年身是客，無位無權，在日內瓦不是甚麼「教皇」，最多是作為一位精神領袖受到尊敬。當時的日內瓦是歐洲有名的罪惡之邑，朋友希望他留下幫忙改革。加氏為人，自律甚強，生活刻苦，作風方正，夢想日內瓦有天變作聖城，結果兩年後便給趕走。但沒了他復覺城將不城，三年後又把他請回來，一住終身。自1549年妻子辭世，隻身獨居，健康下滑，上講壇也需要人摻扶。他每日一餐，飯後散步，全時間研經著作，接見訪客，和歐洲各地的改革者通信，專心靈性輔導，不掌實務。瑟氏被捕，交市議會，當時執政的是自由黨，正與加氏不和。依例囚徒可以有紙筆和書，但議會不準，加氏欲借出私人藏書，給瑟氏消磨時間，也遭到拒絕，唯一尚足陳之善，是兩月審期內絕無苦刑。偵訊交由一小組進行，市政府派傳令官做主席，再選幾名市民，其中一位正遭長老議會禁止參加主餐。小組要求加氏作一瑟氏的神學報告，以加氏學識及對其人早年的認識，無以推辭，結果加氏書麵寫了卅八條。瑟氏反駁，說他也有聖經依據，他的書僅反加爾文並不反教會，他要加氏在公眾大會當麵跟他辯論。加氏立即答應，但審訊小組遲疑，怕這樣子瑟氏或輸，故隻傳召加氏來小組作證。當瑟氏發現，原來小組與加氏有矛盾，膽子便大了起來，言辭激動，針對加氏人身，指他騙子，說謊者，卑鄙小人，殺人大屠手，邪術西門之徒。他直斥加氏：「我寧願你所有的邪術仍留你媽的肚裡！基督教世界的一切，都給這加爾文毀掉了！」小組和議會見勢無法裁斷，轉向瑞士境內各新教城市執政官與牧師諮詢，結果依然是千年羅馬法規和根深蒂固的摩西律例被奉為圭臬：當處死褻瀆上帝者，義無反顧，必須火柱侍候。加氏曾予求請，以刀勿以火，為減輕苦楚，已算思想破格，邁開小步。但對異見，意識仍未走出十六世紀他的時代。其實如換了瑟維特，當天在庭上指控加爾文若成功了，是否也有這以刀代火之請呢？
那時不因情感好惡提出異議的，有加氏一位神學舊同僚卡斯特利奧Castellio，他說：講理文章，隻能以講理文章擊退。但這早出二百年的良知呼喚，終給寬容將為罪惡張目之恐懼淹沒了。「評價加爾文要公正，不得像他以狹隘之對瑟維特；應按他的時代而非我們的，去評價他」，我們當代的瑟維特國際學會，便是這様總結的。又道：「此外瑟氏的態度，實也為他自己，帶來了不少痛苦。」（其詳請閱：www.servetu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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