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者:韓毓海，北京大學教授，紐約大學訪問教授
翻譯者：廖世奇，紐約大學教授
2008年11月18日 ，紐約百老匯大街315號，紐約大學中國中心
1，我們時代的知識狀況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曾將20世紀定義為“短暫的世紀”。他說：20世紀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推遲開始，又以1991年蘇聯的解體而提 前結束。他還指出：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係解體、美元與黃金脫鉤的資本主義世界的大轉型，是“短暫的20世紀”陷入危機的標誌，而我們今天所麵臨的危機 隻不過是那場危機的延續，唯一不同的是：當危機蔓延之時，整個世界都已經喪失了關於新世界的想象，而且，至今也沒有20世紀那種革命精神、首創精神複活的 任何明顯跡象。在這個意義上，“短促的20世紀”終結之後，人類曆史退回到比19世紀更沒有希望的特殊時代――而這就是我們的時代。
按照霍布斯鮑姆的論斷，我們實際上已經告別了“短促的20世紀”，重新回到“漫長的19世紀”很長時間了。而這甚至是一個連19世紀的矛盾生長點都 不存在的特殊時代，眾所周知，霍布斯鮑姆傾向於把19世紀稱為“最激進的時代，同時也是最保守的時代，是最有希望的時代，同時也是最絕望的時代”，――但 是，我們的時代卻並非如此，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過都是穿著21世紀華麗服裝的“死人”而已。對中國知識界而言， 1990年代的“告別革命”和1980年代以來的“重新補啟蒙和資本主義功課”的主流意識形態交相輝映，實際上，也正是這種“新啟蒙”把我們幾乎不可逆轉 地帶回“過去”：漫長的19世紀甚至“晚清”。
“一切已死的傳統，象夢魔一樣纏繞著活人的頭腦”，馬克思的這句話仿佛就是我們時代的的知識狀況的控訴，根據這種“過去”的、或者“死人”的知識， 根據這種陳舊的知識和對“知識”的庸俗理解――今天“理性”被理解為“計算”、“算計”和操作，所謂“合理的知識”也就是現實的、能帶來收益、利益和利潤 的知識。個人主義、功利主義和實證主義成為主宰當代知識的意識形態，它無非意味著我們是作為“個人”存在在這個世界上的，為了在這個世界上生存下去，必須 趨利避害（功利主義原則），為了活得或者“混”的好一點，必須懂規矩、會鑽營、會算計（實證主義和理性化原則），今天，“知識”不過是在市場上叫賣的豬肉 而已。――顯然，這種所謂的“知識”，這種對於“知識”的理解，首先是對中國漫長的知識傳統的巨大諷刺――因為在漫長的古代中國，知識意味著對存在的秩序 （道）的謙虛聆聽，“求知”也就是“求道”，或者說求知就是“追求真理”。――“朝聞道夕死可矣”，為了追求真理和“大道”而不惜犧牲生命，而這就是曆代 中國仁人誌士的“知識觀”。
這種“死人”的知識和對知識的庸俗理解一直解標榜自己是“現代的知識”，但是，它卻絕非是“現代”的。眾所周知，正是在現代知識的視野裏，“實踐” 優於“理論”，而所謂“知性”不過是從屬於意誌的手段和表象而已。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的一句格言表明了現代知識的基本態度：“哲學家們隻是用 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這意味著所謂“知識”就是指否定和改造現存秩序的方式，而不是對現實存秩序的理解、適應甚至認同。
這就是馬克思為什麽仿佛是接續著康德的論述這樣敘說道：在人類的認識過程中，“他不僅使自然物發生形式的變化，同時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 這個目的是他知道的，是作為規律決定著他的活動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須使他的意誌服從這個目的。”――對於在座的康德的熟練讀者來說，這句話當然一點都不 陌生，因為正是康德提出：所謂認識的過程，就是對現存和現實秩序進行否定和改造的實踐過程，這好比用木頭加工椅子一樣，椅子來源於木頭，但製作椅子的過程 卻是對木頭的生命體的否定和改造，而我們在用木頭造椅子之前，“已經在頭腦中把它建成了”。
那麽，究竟什麽是知識？一個最簡明的回答就是：第一，追求知識就是追求真理，第二，知識是改造和變革現存世界的方式。而這就是人類的知識傳統和現代 知識的真諦。但是今天，無庸諱言――這種對知識的理解，卻如同大同世界的理想一樣不可逆轉地衰老了，古往今來的聖賢們也仿佛在一瞬間統統離我們遠去了，我 們確實進入了“大知不如小知”的時代。――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時代的知識狀況實際上遠遠不如19世紀。
而今天促成我們聚集在這裏的部分的原因，就是為了再次重溫和聆聽人類“短促的20世紀”那開天辟地的悠遠曆史回聲，去重溫那已經成為“絕響”的真正 的知識的聲音。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撫今追昔，馬克思的話是多麽令人神往，――他說：“使死人複生是為了讚美新的鬥爭，而不是為了拙劣模仿舊的鬥爭；是為了 提高想象中的某一新任務的意義，而不是為了回避在現實中解決這個任務；是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為了讓革命的幽靈重新遊蕩。”
讓我們通過對一位偉大前人的追隨去重溫知識的真諦吧――因為這種真正的、正直的知識在我們的時代恐怕已經絕跡了。而我們今天在此討論的這位思想家， 這位平凡而波瀾壯闊的知識分子，就是毛澤東。毛澤東已經去世32年了，但是，他把“毛澤東思想”留給了我們，從而使得我們能夠在這裏跨越時空和國界，能以 他生前或許最喜歡的方式來談論他，――即不是把他作為一位“主席”，而是作為“偉大的導師”來對待，正如瑞貝卡 卡爾教授所說：“我們都是他孜孜不倦的讀者和學生”。
1972年，毛曾對尼克鬆總統開玩笑說，希望有一天他能來密西西比河暢遊，――那麽，就讓我們此時此刻在曼哈頓的討論，成為了卻這位偉人遺願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吧。
59年前的1949年，毛澤東曾經這樣說過：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曆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我們正在走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走過 的極其光榮而偉大的道路，――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正義的事業是世界上任何一種力量也不能阻擋的。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
同誌們務必要保持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務必要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而且也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毛澤東的上述講話曾在中國家喻戶曉，而現在也許大多被遺忘了，更很少有人去認真思考：他當時為什麽會用一個行動、一種“行動描述”――即用“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來宣告一個新世界的誕生？他的這種描述與我們今天對於知識、對於知識的態度有什麽關係？
人們之所以很少思考這樣的問題，首先是由於人們很少真正去考慮究竟什麽才是“行動”。什麽是行動？――康德說：“行動，就是指通過否定現存秩序的方 法來改造現實世界”，而康德這裏所說的“行動”，其實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革命”，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革命就是康德那個意義上的、真正的“行動”，正是這 種“行動”告訴我們，人們在現實世界、現存秩序麵前不是無能為力的，相反，批判和否定現存秩序的“行動”，對於人類進步、知識進步而言具有根本性的意義， 這甚至也就是康德所理解的“現代知識”的核心、因而也是“啟蒙”的核心――眾所周知，康德正是把“啟蒙”首先理解為：通過否定現存秩序的方式來改造現實世 界的“勇敢行動”，在這個意義上，“知識就是改造現實世界的行動”。
其次，在毛澤東那裏（正如在康德和馬克思那裏一樣），“世界”並非是需要我們去屈服、臣服、理解和認同的“表象”，而是我們必須去努力改造、創造的 “對象”。而為了使世界成為我們改造的“對象”，首先就需要我們進行自我改造或者“自律”，而什麽是自律？所謂“自律”，也就是康德所說的“意誌”，什麽 是意誌？――康德說：“所謂意誌，就是為了使與‘表象’相對應的‘對象’能夠產生而進行自我規定的能力”。而這也就是毛澤東為什麽要反複強調的革命者的自 律和意誌，為什麽要強調：“同誌們務必要保持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務必要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在這個意義上，意誌是知的 動力，而知性不過是意誌的工具，因為隻有“意誌”才能夠使世界成為我們認識和改造的“對象”，離開了意誌，世界不過就是表象。――而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 “人敢於麵對的，從來隻限於他自己所能解決的課題”，這也就是馬爾羅所謂：“人不會通過增加知識來洞悉自己，隻有在他麵對自己所提出的課題時，他才能夠發 現自己。”
眾所周知，所謂“知識的現代基礎”完全立足於如下判斷：世界不是上帝創造的，它因而不是命定的、不是給賜的，而是我們自己創造的，人們創造世界的知識方式就是通過“批判”，――而所謂“批判”，也就是以否定現存秩序的方式去不斷改造世界：
咳！我們知道了！我們覺醒了！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刻不容緩的民眾的大聯合，我們應該積極進行！
青年毛澤東這些膾炙人口的話，一舉道出了康德艱深晦澀的“三大批判”的精髓，正如“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眾”，它激越的旋律中也同樣閃 爍著康德哲學思辯的幽靈一樣。而這再次說明：我們稱之為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東西，不是一種教條、不是一種單純的理想、更不是任何一種意識形態，因為它脫 胎於一種最高級的知識――因為它來自於“真理”和“真知”。
人類的“必死性”決定了：“人類創造的世界”不可能象上帝的造物那樣是“永恒的”，也正是這一點，才使得黑格爾去訴諸“曆史”――訴諸人類改造世界 的生生不息的活動的永恒延續。隻不過，黑格爾所訴諸的“曆史”僅僅是歐洲市民社會的曆史，他所說的“意誌”也不過是市民個人的“欲望的不滿足性”罷了。
毛澤東也多次論述過死亡，象黑格爾一樣，他也同樣訴諸曆史，但是，他所說的曆史卻是被壓迫人民求解放的革命的曆史：
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的任務是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鬥。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一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人民所遭受的苦難，我們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要重。
走向反麵，也沒有什麽要緊，還要來個否定的否定，以後又會走向反麵。如果我們的兒子一代搞修正主義，走向反麵，雖然名為社會主義，實際上是資本主義，我們的孫子肯定會起來暴動的，推翻他們的老子，因為群眾不滿意。
“十億人口，是需要一點精神的”。 1949年，隨著新中國的誕生，一個嶄新而有巨大創造力的學科：現代中國曆史與“毛澤東的思想研究”在美國學院形成了――而在此之前，現代“中國問題”還 僅僅具有新聞價值，而不具備哲學和思想研究的意義。或者說：在西方世界眼裏，現代中國事務不過是曆史邏輯之外的軼事和花邊新聞而已。是毛澤東的思想改變了 這一切，作為開創者之一，美國曆史學會主席Frederic Wakeman Jr.[ii]，在出版於1973年的傑作History and Will：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曆史與意誌：毛澤東思想的哲學視角）中這樣寫道：
長期被中共批判和孤立的毛澤東扮演了一個默默無聞的先知角色，人們對他的預言重視得實在太晚了，以至於中國共產黨未能早日取得革命的勝利。於是 1935年之後，毛澤東似乎獨立開拓了革命，以至於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成了他個人的勝利，20世紀的中國曆史也就成了他個人的傳奇。毛澤東甚至比列寧更有 革命性。革命的命運就是他的命運，革命的實現就是他的個人實現，革命的挫折就是他個人的挫折――而毛澤東與大多數人的不同在於，他的形象、經曆與曆史本身 一致。毛澤東曾經擔心勝利以後國內出現停滯和倒退，但這並不僅僅是因為他知道自己難免一死，相反，他確信隻要曆史是永恒的，革命本身是永恒的，他也就能使 他的革命業績永存下去。
有趣的是：在 魏斐德 教授看來，在中國、甚至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中，毛澤東之所以長期被批判和受冷遇，主要是由於他所處環境、所處時代的嚴重落後情 況，――或者更直率地說：“是由於他同時代人廣泛的膚淺無知和自以為是”。毛同時代的人們所理解的知識，最多無非是“富國強兵”的策略而已，而等而下之的 則往往是升官發財和平衡社會矛盾的“治術”罷了，這些治術完全無法與毛澤東的“知識”和“思想”相提並論，因而，毛澤東不僅僅是“思考超前”了，毛澤東所 謂的知識，是指改造世界的實踐行動，是指求知者不斷自我改造的“意誌”，是指把知識服務於人類解放和人民革命的曆史進程，並置身於這樣的曆史中的戰略―― 這種知識與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們所能知道的“知識”，完全背道而馳。
盡管毛澤東同樣生在“大知不如小知”的時代，但是，他卻奮起抗爭，身體力行，起而與現代中國知識的悲慘狀況作戰，“改造我們的學習”、即改造中國知 識的悲慘狀況，這是他為中華民族的先進分子、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人所規定的首要任務和使命。盡管他晚年曾遺憾地說：“我們這個黨，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的並不 多”，但是，他不屈不撓的悲壯奮鬥依然表明：由於現代中國產生了毛澤東的思想，由於這個思想將現代中國曆史和現實提高到了“精神”和“真知”的層次，隨後 才有了保羅 科文所說的：“在中國發現曆史”。因為所謂“在中國發現曆史”，在西方的語境中，就是指在中國發現“曆史的意誌”――即發現“世界精神的曆史運動”。
而繼中國革命勝利之後，發生在1960年代的中蘇分裂和中國對於蘇聯式社會主義道路的反思，又再一次以出乎意料之外的方式地表明：曆史也不會以蘇聯 社會主義模式、以斯大林的邏輯在世界範圍內的勝利而終結。――“當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好像靜止的時候”，Maurice Meisner再次以開創性著作“Mao’s China and After”（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展）揭示出：所謂“現代性的危機”，並不是簡單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危機或者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危機，而是“現代國家合法性 的危機”――當然，在西方，這就是凱恩斯主義的危機，而在東方，則是蘇聯式的國家社會主義危機――這就是現代西方“形而上學”危機的新的表現形式。而毛澤 東1960年代以批判國家形態的現代官僚製度為特征的“繼續革命”思想，就是對這種現代國家合法性危機的正視，並力圖從這樣的角度去“邁步從頭躍”，展望 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更新和更高的階段。魏斐德認為，毛關於“繼續革命”的論斷讓我們再次想起康有為在《大同書》中所發出的警醒：改革和革命之所以不能停 止，就是為了對抗自然、社會和人本身不可抑止的退化本能，但是今天看來，恰恰是在這一點上，毛的批判者們卻從反麵說出了事實：在毛澤東的晚年，他依然號召 全黨要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在他的晚年，毛澤東依然認為他自己的思考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符合曆史辯證法的。
美國的中國現代史和毛澤東思想研究有著巨大而深厚的傳統，這一博大精深的研究不是產生於歐洲“東方學”式的獵奇，不是由於一百多年來中國的變遷，對 曆史已經終結、日益陷入平靜的西方世界來說，看起來是比“桌子突然自己翩翩起舞起來”還要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神奇事變，恰恰相反，這是因為波瀾壯闊的中國 現代史最終凝結為一種思想：它使波瀾壯闊的中國現代曆史上升為精神的存在，而從這種“世界精神自我運動”的高度去觀察，漫長的中國革命既不能被理解為盲目 的造反和動亂，也不能如Benjamin L. Schwartz所倡導的那樣，僅僅被理解為“尋求富強”的現代化物質衝動。而這種思想，這種意誌，這種真正的知識，這個作為“精神的存在”的現代中國， 在美國的語境中，當然就是指毛澤東的思想。
美國東亞研究的輝煌，也就體現在費正清大師為我們這個學科所奠定的博大深邃的基礎之上，而它起初的基本知識邏輯和訴諸的基本價值觀，原本是將19世 紀以來世界的轉變，描述為文明對愚昧、進步對落後、現代（民族國家）對傳統（帝國和部落）的勝利，其中還特別表現為西方對於世界（中國）的衝擊和中國遲鈍 的回應。而毛澤東的思想，首先就意味著以一種全新的知識實踐，質疑和推翻了上述現代世界史敘述的基本知識邏輯，從而部分地改變了整個世界史的進程、包括它 的敘述模式。眾所周知，費正清晚年終於修改了這個將現代中國視為“動亂、愚昧和落後”之源的模式，他說：毛主席是在19世紀的曆史終結論破滅之後第一個開 始思考的思想家，在這個意義上，他確實比列寧更有革命性。因此，費正清晚年修改了自己的思路，轉而將“偉大的中國革命”視為“創造新文明”。在1972年 接受哈佛大學名譽博士的儀式上，費正清指出：哈佛學派和美國東亞研究的巨大學術成就首先應該歸因於偉大的中國革命，如果可能的話，他最願意與毛澤東主席一 起分享這個榮譽。---因為迄今為止，美國的東亞研究的基本動力之源，就在於“與毛澤東主席對話”。
這就是為什麽：盡管在近一個世紀裏中美兩國互為敵人和競爭對手，但毛澤東的中國和毛本人，卻一直被美國人民當作值得尊重的精神、思想異端和偉大的競 爭對手―――來嚴肅地對待。正是這一點足以讓1980年代以來的中國學術界感到慚愧，不僅是麵對美國學術界這些燦若星辰的豐碩學術成果，更是麵對一種在思 想、學術，即在精神層麵“尊重敵人和對手”的君子風度和辯證法的智慧。眾所周知，在1980年代以來的“後革命時代的中國”，毛澤東無疑有許多的敵人和謾 罵者（正如他曾經擁有大量盲目的狂熱崇拜者一樣），這恰與中國悲慘的知識狀況相映成趣，但是，毛卻沒有一個值得尊重的思想上、知識上――從而是精神層麵的 敵人和對手，而這同樣清楚地顯示了當代中國的知識態度和知識水平。今天看來，這些咒罵者之所以一點也不懂得辯證法，恰恰就在於他們首先就不懂得尊重精神的 異端和思想上的敵人，――－甚至他們根本不懂得尊重自己的敵人和異端，盡管他們麵對的是一個如此偉大的“敵人”和異端。
一個月前，就是在這裏，NYU的China House舉辦了一場令人失望的公開演講，演講者正是這樣一位對辯證法的智慧毫無領會的中國名人，他演講的主題，是通過謳歌林肯和華盛頓的方式，而指毛是 “現代中國的秦始皇”。大家知道，Robert Morse教授對那次演講隻做了一句話的評論：“尊敬的先生，我隻是提請您不要忘記：毛澤東就是您自己的林肯和華盛頓。”
在此，我謹向在座的八十高齡的Robert Morse教授致敬。不僅僅因為您是《三國演義》、《水滸傳》這些中國經典的傑出譯者，也不僅僅因為您是《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譯者、闡釋 者，而是因為您不久前在類似的場合所說的話，作為一句正直的教誨，在這樣的時刻，它令人難忘。它提醒我們注意基本的知識邏輯：說“A等於A”是毫無意義的 廢話，這正如說華盛頓是華盛頓、林肯是林肯、美國是美國完全沒有意義一樣。而真正的認識方式是：僅僅當A是非A時，A才等於A，這意味著“A能同時等於 A，又等於非A”，這種辯證邏輯就在您的一句話中得到精彩的表達――“毛澤東就是中國的華盛頓”，或者“林肯就相當於美國的毛澤東”。而這就叫做必須從矛 盾的角度去認識事物，這就叫做從自己的對立麵中發現自己，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知識界如此熱衷於研究和思考毛澤東思想和中國革命，就意味著你們要通過這樣的 方式，去重溫自己的前人寧肯戰死也不甘忍受殖民地處境的理想，就意味著你們要通過這樣的方式，不斷去重現美國人民寧肯犧牲一半人口也不能容忍國家分裂和奴 隸製壓榨的精神，――而這種認識事物的方法就是辯證法。
這也令我們想起貴國當選總統Barack Obama在他的著作“The Audacity of Hope”中所說的幾句著名的話。他說：“由美國國父們所奠定的價值觀，並非存在於官方文件和曆史教科書中，而是依然存活於大多數普通民眾的心靈深處―― 鼓舞著我們為之驕傲、擔當和犧牲。”[iii]――在Obama總統看來，美國人民之所以不能否定美國國家的締造者、之所以不能否定貴國國父的原因，乃是 由於貴國人民不能放棄由這些締造者們所象征的信念、價值觀、世界觀，從而你們才不能容忍對於自己憲法中有關美國國父內容的否定。這正如今天陷入經濟危機的 美國某屆政府可以垮台，但“美國的精神”卻不能垮台一樣。根據這樣的理由，我相信任何靠謾罵自己國家締造者以嘩眾取寵的人，在大多數正直的美國人民那裏都 不會真正有市場，因為你們知道：在一個聽任“立法者”被肆意攻擊、踐踏的國家裏，法律的尊嚴一定是蕩然無存，而不尊重“立法者”的國民，當然也絕對不可能 真正遵守法律，一個隨意拋棄自己價值觀念、價值虛無、惟利是圖的國家當然也不能成為令人敬仰的大國，―――尤其是在這個世界如此需要精神的力量的時刻和關 頭，就更是如此。
各位尊敬的教授同仁，我再次感謝你們的盛情邀請，使得我在一個重要曆史時刻能夠站在這裏。因為就是在十幾天前的 11月4日 ，我有幸和你們一起見 證了美國曆史的重大進步和轉折，目睹了第一位美國黑人總統的誕生。我尤其注意到，許多熱情的紐約人身著“Maobama”的襯衫，作為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 不懈支持者，毛澤東倘如在世，我想，他一定是會讚賞紐約人這一文化創舉的。盡管有人把美國的選舉看作換湯不換藥，但是，我認為此時此刻，我確實在美國目睹 了曆史的進步，因為它表明：馬丁 路德 金 博士的“夢”不是假的，它表明世界是可以改變的，它表明人民確實是有自己的意誌的，而通過半個多世紀的不屈鬥爭，曆史是可以進步的――而且，它特別 表明：我們所信仰的那種真正的知識並不是虛妄的。
正像1787年美國的Founding Father們一樣，毛澤東是現代中國的“立法者”，當然，他並非僅僅為某一屆政府、某一項具體的經濟政策立法，作為“立法者”，毛澤東為現代中國社會立 法，他為中國現代價值觀奠基。因此，如果要了解和認識今天大多數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所秉持的信仰和基本價值觀念，我們除了到毛那裏去尋找答案之外，恐怕別 無它途。
因此，無論是在過去還是現在，對毛的閱讀和討論，也並非簡單地研究他的思想、政策和策略，而是以這樣的方式去閱讀和不斷重新閱讀現代世界曆史和漫長 的中國革命，並以這樣的方式，去認識和重新認識現實中國，特別是以毛所倡導的“調查研究、深入人民群眾”的方法去了解現實中的中國人民所經曆的一切，今 天，它或許還特別意味著：如何在個人主義的，或者自由市場競爭的邏輯把我們的經濟拋入災難的世界裏，重新發現集體的意識或者集體的意誌，如何在這個全球經 濟危機時刻去重建一種久經挫折的共同的價值觀念，並最終通過這一切，來改造我們的知識――用毛的話來說就是――“改造我們的學習”。
正是基於這樣的理由，我讚賞NYU所一貫倡導的以矛盾和發展的視野來看待事物的學術研究態度，因為任何稍具頭腦的人其實都明白，這個世界上從來沒有 過抽象的集權和專製，正如從來沒有存在過抽象的自由和民主。這意味著：除非我們將事物置於矛盾和發展的角度去理解，我們就不能正確地觀察事物，更不會得出 什麽有益的見解。而在中國的曆史語境中，關於自由還是專製這樣的問題，同樣也必須放在封建還是郡縣、分裂還是統一、自由放任還是宏觀調控等一係列中國社會 和曆史的基本矛盾關係及其運動中，才能得到切實的了解。
而這就是毛澤東所謂，“一切事物中都包含著它的對立麵”，是馬克思所說的：“Understanding of what exists a simultaneous recognition of its negation, its inevitable destruction”[iv]。眾所周知――這種辯證法是與西方文明同樣古老的智慧。
2，“百代都行秦法政”
今天，像毛一樣，深埋在鹹陽地下的那個叫嬴政的古人，實際上再也聽不見他身後綿延千年的咒罵或者讚美了，“生前風雲草中露，身後聲名陌上花”，毛澤 東曾經不止一次引用莊子和魯迅，將死亡讚美為辯證法的勝利。在他看來，作為曆史人物的秦始皇，也隻不過是殘暴的春秋戰國史自身所呼喚出的消滅這種殘暴的暴 力本身罷了。而這就是作為“曆史意誌”體現者和立法者的秦始皇，是曆史的辯證法的體現，是毛澤東所倡導的對待曆史的批判和繼承的辯證態度。
1970年代，在寫於日曆邊上的一首含意深遠的詩中，毛感慨道：“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法 政，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這首詩中所涉及的中國曆史典故分別是：唐人章碣“竹帛煙消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句，柳宗 元（子厚）的《封建論》，以及郭沫若的《十批判書》。
盡管這首詩翻譯為英文有一定的難度，但是我想，任何一位對於中國的曆史和現實有所了解的人，都會對中國近代以來的軍閥割據，給中國社會所造成的苦難 痛心疾首，從而就會認識到：地方勢力和利益集團的尾大不掉和定期崛起，其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真正的“封建主義”傳統，是困擾中國幾千年的痼疾，也是困擾 中國走向現代的瓶頸。而隻要認識到這一點，我認為其實也就基本上可以理解毛澤東這首詩的用意所在，理解毛澤東對於秦始皇形象背後的曆史意誌的理解和洞察。 而這裏（曼哈頓）談論這個問題的最好的例子，也許是曾經長期任教於紐約的華裔曆史學家黃仁宇的英文著作《16世紀中國的財政與稅收》，在這部傑作中， 黃 教授描述了阻礙中國走向現代的根本瓶頸是國家信用的難產，例如：明帝國將田賦征收委之以地方豪強，將鹽業專賣委之以商人集團，在長達300多年中竟然都 沒有形成統一的國家稅率。在這個意義上，黃認為明帝國乃是個有著龐大的文官官僚集團，但卻完全沒有統治效率的“失敗國家”，有明一代，中國外強中幹――正 可謂“萬裏長城今尤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在“My Life”這本在中美兩國都廣有讀者的著作中，貴國前總統比爾 克林頓記敘了他一家訪問秦始皇的鹹陽的經曆，他把這次造訪描述為從曆史進入現實中國的“精神之旅”的開端。――NYU的同學們告訴我說，許多美國民眾正是 通過克林頓的那次訪問知道那個在中國被罵了幾千年的秦始皇的。作為中國曆史上第一個以郡縣製反對封建製的偉大政治家，就是這個秦始皇結束了軍閥割據的戰國 的時代，統一了中國的行政、貨幣、稅收和財經，結束了封建製，建立了郡縣製。無論“儒法鬥爭”這樣的說法是否太過簡單化，作為一種對漫長的中國曆史所內涵 的問題性的提示、或者“提法”(Problematic)，它表現了一種透視漫長的中國曆史的洞見，表現了將當前問題“曆史化”的理論能力。如果不是將其 完全庸俗化地運用，就應該承認：在中國的曆史語境中，統一和分裂、自由放任還是宏觀調控、放任特權利益階層還是積極打擊地方豪強，這一貫串中國曆史的矛盾 與鬥爭，完全是可以采用郡縣還是封建、儒家還是法家之間的矛盾框架來表述和解釋的。
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真正的“封建傳統”勢力，當然是指各種分裂勢力、是指各種形式的地方割據、是指特權利益階層的定期壯大和崛起，而這也至少表 明：當代中國許多打著“反封建”、“反專製”旗幟的鬥士們，實際上對於究竟什麽真實的封建專製主義缺乏了解。因此，如果今天還有人竟然說嚴格統一國家財政 稅收就是“專製主義”的話，那麽，我想漢彌爾頓和亞伯拉罕 林肯都將成為專製分子，而貴國――美利堅合眾國，恐怕就是當今世界最大的專製主義國家了。這就是為什麽，無論中國國內還是在美國學術界，許多嚴肅的學者都 認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才是中國進入“現代”的真正標誌。因為它意味著：一種現代國民經濟的形成、現代國家邊界的確定、采用政黨政治為特征 的現代政治運作模式，群眾的組織和聯合以及在爭取就業、養老、醫療等權利中誕生的“市民社會”的不斷壯大。――特別是形成統一的貨幣、統一的財政和統一的 稅收製度。[v]
從青年時代起，毛澤東就倡導以“民眾的大聯合”的方式把中國人民團結起來，形成民眾的廣泛意誌，以結束中國一盤散沙、四分五裂的狀況，從此後他奔走 呼號，畢生為此奮鬥不已。從大革命到井岡山，從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到人民廣泛組織起來建設一窮二白的國家，以人民之聯合打擊特權利益階層，以人民的廣泛團 結反對各種分裂勢力，這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精髓，而關於“十大關係”和協調平衡的思想，關於“矛盾論”的思想，也隻有放到“民眾的大聯合”的視野中才能得 到真正的理解。
郡縣與封建、統一與分裂、自由放任與宏觀調控、鼓勵利益集團與打擊地方豪強，這種曆史辯證法不僅屬於曆史，不僅屬於秦始皇或者毛澤東，而且也屬於當 代的中國與世界。眾所周知，貴國當選總統Obama，今天也被他的對立麵攻擊為“國家主義者”乃至“社會主義者”，如果放在今天中國的語境裏，這其實也就 是指斥他是“當代美國的秦始皇”。實際上，在美國這樣一個長期由金融資本主宰、放任華爾街長期騎在美國國家和社會頭上的體製中，一個政治家如果被指斥為 “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那他就等於站在了華爾街的對立麵，從而聽任別人將自己視為專製主義政策的同情者而置於“自由”的對立麵，這正如中國曆史上一直將 “秦政”置於“仁政”的對立麵是一樣的。但是，這些攻擊者們忘了：使得今天巨大的經濟危機之下國家幹預政策成為不可避免的，恰恰是長期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 義政策。這正如1950年代以降風靡世界的凱恩斯主義並非橫空出世，它恰恰是為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危機本身所呼喚出來，並醫治其痼疾的藥方，當年，以羅斯 福總統的新政為標誌，隨著長達20多年的持續經濟增長，隨著社會福利製度的確立，對壟斷資本進行節製的大政府和強勢國家，一度成為全世界最時髦、最正確的 體製，起碼在20世紀的大多數時間裏，根本沒有人懷疑和指斥這是什麽“國家專製主義”。
同樣，美國的媒體長期以來把中國打上了“專製主義國家”的標簽，從而造成了當代中國在美國公眾心目中一種曖昧的形象：――中國究竟是我們的朋友還是 敵人？中國究竟是美國的合作夥伴還是競爭對手？在當今美國學術界，中國一方麵被作為持續高速發展的經濟體而讚美，一方麵又被當作國家幹預市場的專製主義政 權而指斥。但是，非常奇怪的是，無論在當今的美國還是中國，卻幾乎沒有人指出這二者之間是否存在必然的聯係。而我下麵所要指出的是：實際上，恰恰正是由於 中國政府對於市場的幹預和治理，才避免了自由放任的市場所必然導致的經濟危機，才避免了大大小小的華爾街騎在國家和社會頭上的不幸局麵，從而才保證了中國 經濟持續20多年高速增長的奇跡。――如果說這就是國家專製主義，那麽我不得不指出：我們的專製主義不僅是秦始皇的遺產，而是與你們的羅斯福節製壟斷資本 的“新政”沒有什麽不同。即這種國家幹預政策既是你們曾經實行過的，也是貴國今天準備重新撿起來治理經濟危機的武器。
或許，在這裏，我可以舉出中國最近的一次實例，來為陷入金融危機中的美國朋友們提供參考。
眾所周知，1992年對於中國是個特殊年份，在這一年，仿佛是一夜之間，從中國的東南沿海開始，突然間掀起了洶湧澎湃的、由地方政府主導的投資熱 潮，由於當時的中國還沒有健全國家銀行的垂直領導係統，沒有嚴格的銀行監控係統，所以各省的金融部門和開發銀行迅速卷入地方利益中，加之中國人民銀行在地 方的分支機構與地方當局具有盤根錯節的關係，當年的銀行投資比上一年度一舉增加了45％。如此巨額的投資規模必然引發通貨膨脹，――實際上，從1992年 下半年到1993年，中國經曆了建國以來最為嚴重的通貨膨脹，1993年7月，通貨膨脹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一以上，而不斷攀升的通貨膨脹迫使儲戶爭先恐後從 銀行取出存款，銀行貸款利率隨之攀升。但是，針對這種情況，為利益所驅使的地方當局和利益集團，甚至進而以直接扣除職工工資的方式強行集資、發債和強製儲 蓄，這就是所謂的地方集資、企業集資，――通貨膨脹和收入減少使得老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它從而進一步激發了大規模的社會不穩定。
在經曆了15年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原有的中央計劃經濟，實際上早已經被各地方、各大中小企業的利益分割為無政府主義的拚盤，而持續的“放權讓利”、 “三來一補”等花樣繁多的臨時性稅收措施，則瓦解了統一的國家稅收體製，而代之以各地方、各大企業與國家間的“合同式”的臨時稅收體製，而在這樣的環境 下，如果地方、銀行和企業再次被賦予超常的“自主權”，其結果必然是災難性的。因為這不僅僅意味著地方當局可以隨意借貸、隨意開發，不僅僅意味著地方政府 和利益集團利用被賦予的“自主權”，大規模地卷入集資、擅自擴大稅收，也不僅僅意味著各地方、各利益集團為了自身的利益形成地區、行業性的市場壁壘，彼此 爭執不休，所謂的“三角債”不過是冰山一角――更為嚴峻的現實是：改革初期所采用的“承包製”被錯誤地應用到各地方與中央之間的稅收、經濟和政治關係中 ――自1978年以來，中央財政在GDP中所占的比例，由30％一路直線下滑到1993年的10.7％，當時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甚至認為：由於中央財政收 入與地方財政如此的顛倒和不成比例，長此以往，就將導致中國經濟的分裂和解體――這一判斷絕不是危言聳聽。
毫無疑問的是：1993年的中國處於一場嚴峻的金融危機、社會危機和國家財政危機的邊緣。而也就是在1993年，江澤民主席訪問了毛主席的誕生地韶 山，敏感的美國學術界注意到這個重要的事件，Will Hutton在“The Writing on the Wall ：Why we must Embrace China as a Partner or Face It as an Enemy”這本著作中這樣描述說：“事實證明：在改革開放進行了15年之後，江澤民訪問韶山並鮮有地講到了毛的遺產和‘治國理政’經驗，與鄧小平的南巡 講話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vi]
從1993年開始，正是頂著國內外嚴峻的壓力，江澤民和他的率領的領導集體通過以下三個有力措施與中國的金融、財政和社會危機作戰：1，加大國家稅 收抑止經濟和投資過熱和過快增長，2，加強銀行監管，收回地方政府對於銀行分支的管理權。3，嚴厲打擊地方集資並禁止軍隊經商，通過誓言反對腐敗，調整地 方領導班子。
到1994年底，新實行的統一的國家增值稅代替了名目繁多、雜亂的地方附加稅，而到1995年，中央財政連續15年下滑的局麵被製止了，以自由放任 和市場競爭為名興起的利益集團和地方勢力，被“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所壓製，混亂的稅收、中央財政的枯竭、多頭管理的銀行係統，――這一切終於在1995年 得到了逆轉。事實證明：1993年到1994年期間的中共領導集體，以抑止地方大規模投資和集資、加強銀行監管、統一國家稅收的宏觀調控政策，極大地增加 了中國國家的能力和中央財政能力，它一方麵是將處於危機中的國家從崩潰的邊緣拯救出來，另一方麵則形成了新的國家財政的增長方式、新的稅收體製、新的市場 秩序、新的金融管理規則，從而在這個意義上將中國社會的發展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並為中國社會下一個階段的穩定和經濟的健康發展奠定了新的基礎。
正如Will Hutton恰如其分地指出的，1994年大刀闊斧的宏觀調控政策，確實就是毛澤東的“治國理政”經驗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成功運用，它也使我們可以更深入 地理解上麵那首含意深奧的詩中的一句――“百代都行秦法政”的意義。顯而易見的是，1995年之後的中國社會，比1990年代初的中國社會更加法製化、更 加規範化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為健康了，實際上，如果沒有那個時期開始的國家財力的穩步增長、金融監管體製的確立，不但中國無法應對1997年嚴峻的亞 洲金融危機，不但會被那場危機所擊潰，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好局麵不但將喪失殆盡，而且――今天中國所采取的扶貧、環保、解決三農問題等一係列發展戰略也均無 法良好實施。對此，Will Hutton認為，1993－1994年的宏觀調控非但不能被理解為“國家專製主義的回歸”，而恰恰相反，它是“在危機中拯救國家”（Saving The State），――在這一點上，Hutton當然是正確的，然而卻又是不夠的――因為1994年宏觀調控的成功，恰恰表明了政治和政府在社會的階段性危機 中所扮演的不僅僅是“救火隊”的作用，而是成功地變危機為契機，從而起到了推動中國經濟和社會向新的、更高、更健康的階段邁進的“革命”的作用 [vii]。
而這也就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基本點：因為毛認為社會的發展不是線性的，而是階段性的，從而每一個“社會發展的階段”都有其固有的矛盾，也正是這些矛 盾，推動著該曆史階段由產生、興盛走向危機和衰亡，這正如經濟的發展有其周期一樣。因而，政治和政府的作用不僅僅是在事物發展的衰亡和危機階段去拯救危 機，而是在社會發生階段性“質變”的時刻，抓住主要矛盾，促使社會向新的、更高的階段去發展和邁進。――用毛的語言就是：所謂政府和政治的關鍵性作用，必 須表現為善於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麵”，而不是事無巨細，一切都管，―――恰恰相反，根據著名的“量變質變規律”，政治和政府的作用必須、實際 上也僅僅是出現在社會發生“質變”的那個關鍵時刻。
這也就是Richard Levy所透辟地指出的，在毛看來，一方麵，當社會由一個階段向另一個階段邁進的“質變的時刻”還沒有到來的時候，除了積蓄大量的“量變”，以等待社會 “質變”的條件之外，政府政策不應該盲目行動和幹預，例如，毛在中國農村集體化過程中強調：隻有當農村財富的一半以上是由集體經濟創造的時候，才能實行由 個體經濟向集體經濟的過渡，而在“質變”還沒有形成的時刻，貿然采用政治和政府的手段去強製社會向“下一個階段”進行轉變，這就是他所謂的“左傾”或“極 左”，再例如，1972年他曾告誡尼克鬆總統說：中美兩國還應該互相罵一陣，“一下子就倒過來，雙方的老百姓反而不好接受”，這也是由於中美關係不可能一 下子由長期的冰凍階段，一躍而進入熱月階段――因為根據當時的國際環境和中美兩國的根本利益，兩國關係發生“質變”的時機尚未成熟。
但是，另一方麵――當社會已經進入到一個新的曆史階段之後，當社會已經發生了新的質變之後，政治和政府的作用就絕不能停留在僅僅是處理社會危機，保 證社會重新恢複穩定和平衡那種水平，而是應該善於去分析、研究和把握新的曆史階段的矛盾，善於抓住新的曆史階段的主要矛盾，推動社會向新的曆史階段邁進， 而否則就是“右傾”。――1953年以來他對於中共黨內某些保守傾向的批評，他之所以主張革命勝利之後的中國不能再回到“新民主主義”，而應該向下一個不 同的階段邁進――其理由概出於此[viii]。
而這或許就是毛澤東思想所能為今天危機中的世界提供的啟示，關於社會發展的“階段性危機理論”，“量變質變規律”視野下的政府的作用：這種作用遠不 僅僅是保持社會穩定、在危機中提供社會保障和救助，從而簡單地使得社會從危機中重新走向平衡。而是在危機中推動經濟社會向新的階段邁進。例如，對今天的中 國來說就是麵向內需和加強產業升級，使得經濟結構更為合理，而對今天的美國來說，就是結束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之間的長期顛倒，推動美國的經濟社會進入到一 個更為健康的曆史階段。
在毛看來，由於政治和政府作用隻是在社會從一個階段向另一個階段發展的關鍵時刻表現出來，它起到的應該是促使經濟社會向另一個曆史階段邁進的的“觸 媒”的作用，這種作用既不是全能的，更不是專製的，因為它是革命的。一個政府是否成功，端賴於它是否能將危機轉化為契機的能力，而這就是劃分世界上一切政 府的“左中右”的尺度，――包括未來的Obama政府在內。
3，橫空出世莽昆侖
在西方世界，現代世界的發生同時也被從空間的角度理解為“海洋資本主義時代”的降臨。卡爾 施密特，――也許是當代西方最有力量的思想家，曾分別從空間的革命、國際法、戰爭模式的變遷這三個角度，論述了所謂“西方現代性”的基礎，指出西方現代性 的空間基礎，就是1500年之後在西方世界形成的“海洋世界觀”。
在《國家主權與自由的海洋》一文中，卡爾 施密特首先指出了海洋世界觀的“空間革命”意義。他說：“16世紀時所謂的‘現代性’，正是源於這種（航海與地理大發現）的空間革命，而並非源於所謂的‘文藝複興’對於那種19、20世紀大行其道的個體觀念的倡導。”
其次，海洋時代的降臨及其所導致的空間革命，帶來的是西方“主權”概念和國際法的變遷，它仿佛意味著無邊自由的海洋，淹沒了陸地上的有限界限：“在 此之前，從空間秩序的視角來看，主權國家的概念乃是一個陸地的觀念，即它是一個大陸國家的概念，國家是以領土劃界，國家間的戰爭也是為了爭奪領土。――而 隻有從海洋這個方麵出發，那種國家的、封閉的、有疆界的空間觀念的對立麵才顯現出來。那種自由的、也就是擺脫了某種國家空間秩序的束縛、國家疆界無法穿越 的海洋，才成為了權威的國際政治和國際法的空間觀念”[ix]。
第三，而隨著主權概念和海洋國際法而發生的，乃是現代戰爭理論的變化。荷蘭、英國和西班牙、葡萄牙之間為爭奪海權而進行的戰爭，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爭 奪領土的戰爭，而是在宗教戰爭（基督新教與天主教之間）的麵紗下進行的“爭奪世界市場”和貿易壟斷權的戰爭。而且，這尤其意味著，現代海洋戰爭根本上不同 於傳統意義上的陸地戰爭，這裏的核心是，現代海戰具有典型的“遊擊戰爭”的基本特點：即利用環境（海洋）為依托，采用先發製人、封鎖、騷擾、製裁和突襲式 的海盜方式，以小型的、民間的武裝采取行動，不以奪取對方領土，而隻是以奪取敵方實際財富、奪取市場利益、封鎖和壟斷海洋貿易商道為目標。這一戰爭形式在 英國崛起的過程中表現的最為明顯，與同時代的歐洲國家不同，英國甚至沒有一個國家常備軍，而隻有一個軍商合一的全民動員體製。但也正是憑借著這種海洋戰爭 體製，英國在19世紀崛起為世界霸權。
英國所采用的具有現代遊擊戰爭特征的海戰的上述有效性，在掀開中國近代曆史第一葉的鴉片戰爭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因此，中國曆史學家胡繩在分析鴉片戰 爭英國的戰略戰術時，不是把清帝國的戰敗歸結為英國的船堅炮利，而是歸結為英國所采用的新型的、現代海洋遊擊戰爭的方式，他這樣指出：
“英國向南京進軍的兵力不足七千人，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從英國本土航行到中國，至少要四個月。從印度到中國，至少要整一個月。以少數的兵力，以小 擊大，侵入一個遙遠的大國，這本來是一種海盜式的劫掠行為。所以，他們雖然可以在漫長的中國海岸線上任意選取一點來進攻，但決不永久地占領，不敢分散兵 力，不敢過於深入，實際上，隻能采取突襲取勝，心理戰術進行訛詐。所以侵略軍到了大沽口，並不登陸深入，而重新回到廣州；占領了廈門、寧波和乍浦等地後， 不久又放棄；最後它進入長江，但並不占領什麽地方，在南京城下訛詐的目的達到之後，即退出長江。”[x]
這種對戰爭的戰略戰術的分析是使得曆史研究變得真正有力量的關鍵因素，但往往卻是一般的曆史學家所不擅長的。卡爾 施密特研究的出發點同樣是戰爭、特別是毛澤東關於革命戰爭的理論，正是以此為基礎，才形成了他對於現代西方海洋世界觀的反思。在著名的《遊擊戰爭理論》 中，施密特驚訝地發現――實際上，最終擊潰包括英國在內的帝國主義列強，並把他們從中國、隨後是越南驅逐出去的，恰恰就是英國為代表的那種海洋戰爭模式在 大陸上的創造性運用，――而這不過印證了拉岑霍夫一句偉大的格言：“一個不尊重其他國家在海上財產的海洋國家，其領土和公民的財產一旦意外著陸，也將同樣 無法得到尊重。”在這個意義上，英國實際上正是被另外一種海洋所淹沒，這就是陸地上“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而毛澤東的戰爭理論，就是現代海洋戰爭理論和 海洋法被擴展到陸地、並被應用於大陸的典範：其穿插於無邊界的戰場的空間運用，它的聲東擊西的運動戰、心理戰技巧，集中優勢兵力消滅敵人有生力量，而不以 奪取一城一池為攻擊目的的戰爭手段，――這些其實都屬於現代海洋戰爭的邏輯，而唯一的、但也是根本的不同是，曾經作為帝國主義戰爭屏障和支撐的“無邊海 洋”，現在變成了人民基於反抗而形成的廣泛參與、同仇敵愾，即變成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而毛澤東革命戰爭理論，就是這種“陸地上的海洋觀”的集大成者。
由於《遊擊戰爭理論》的研究，施密特真正觸及到了什麽叫“毛澤東式的空間視野”，從而成為通過上述“空間革命”的角度，對毛的思想做出最具爆炸性理 解的西方學者，在他看來，如果說西方關於現代世界的構想，是1500年以降從“海洋”這個特定空間的發現與開拓中產生的話，那麽，正是海洋看起來是一個整 一的、不變的、中立的、自由的或者中性的空間的這一特點決定了，現代世界既被看作一個1500年以降，西方各民族走向海洋的過程，同時也被視為各民族、各 區域在曆史中合並為“同一個世界”空間的過程。
但是，與上述“海洋世界觀”完全不同，施密特認為，毛所代表的卻是既不同於單純的“海洋法則”，但同時又不同於孤立的“大地法則”的新的空間法則， 施密特因而把毛的空間思想稱為一種“新的大地法”。因為在毛澤東看來：現代人類現代曆史並不是一個“陸地被海洋所戰勝和覆蓋”的過程，而是陸地――即毛所 說的偉大的“昆侖”――通過自身的裂變和消融，重新劃分出陸地與海洋秩序的過程。
在一首題為“昆侖”的詞裏，毛澤東先是表達了“夏日消融”的時間運動下，大地――“昆侖”解體，一個“海洋時代”、或者近代資本主義世界到來的洪荒 景象：“橫空出世莽昆侖，閱盡人間春色，飛起玉龍三百萬，攪得周天寒徹，夏日消融，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顯然，――在這裏， 人們看到的並不是海洋的運動最終覆蓋了陸地，而是大地昆侖自身的運動（夏日消融），重新劃分了海洋和陸地，陸權與海權。或者說，與整一的海洋不同，大地的 運動總是升起為陸地和下沉為海洋，並把世界分割為不同的地形地貌。正如河流和山脈把土地聯係起來又分隔開來。因而，所謂大地的法則，描述的乃是這些不同區 域、不同空間之間的互相矛盾、依賴、滲透和聯係，描述的是由此所建立起來的結構的互動關係。
而詞的下闕這樣寫到：“而今我謂昆侖，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安得倚天抽寶劍，將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
施密特認為，在這裏“倚天抽寶劍”的，就是一種“新的大地法”――與海洋時代相比，它既是真實的現代世界邏輯，也是中國革命的邏輯，更是一切現代革 命戰爭背後所依賴的空間觀念。而這種新的大地法的核心在於：“將海洋的邏輯內在於大地”，“將海洋法則內在於大地”，這裏的前提就是將“大地”理解為在不 斷消融、凝聚中變化著的雪山“昆侖”。――套用魯迅式的說法就是：海洋不過是死去、變化的昆侖，是“昆侖的的精魂”。
正是這一嶄新的“大地法”瓦解了海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普遍進程，把一個普適主義的資本主義全球化世界，改造為一個矛盾運動的結構空間。 1958年 12月21日 ，毛澤東在《對自己所作詩詞的批注》中解釋《昆侖》這首詩詞說：“昆侖：主題思想是反對帝國主義，不是別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國，改為一截 還東國。忘記了日本人是不對的，這樣，英美日都涉及到了。”
正是從“新大地法”的視野去看海洋和海洋資本主義世界，西方和現代世界就成為一個正在生成和不斷瓦解的多重空間，而絕不是一個整體。正如毛的如下論 斷：西方內部存在著資產階級與勞動者之間的矛盾，存在著白人殖民者與其他人種殖民者（如日本）之間的矛盾，也存在著同一種族的帝國主義之間的利益矛盾，正 是這種多重的、彼此矛盾、聯係、互動的空間關係，構成了毛澤東“矛盾論的世界觀”。也是按照這樣的植根於理解大地的法則， 在1937年的《矛盾論》中，毛澤東解釋說：先進的歐美與落後的中國作為矛盾的雙方，他們之間的關係不僅僅是對立的，而是互相依存的（正如海洋對於大地的 根深蒂固的依附），這是由於歐美向世界擴張的過程，同時也就是一個歐美越來越依賴殖民地的過程，而且，毛還進一步說，這種矛盾又是互相轉化的，曆史不是啟 蒙主義者所理解的時間的直線進步，而是在不同的階段、不同空間的矛盾互動中的彼此轉化。在多重世界空間之間的矛盾、依賴和互動中，正像1500年以降的中 國逐步由先進演變為落後，歐洲則由落後演變為先進一樣，20世紀以降，先進的歐美也完全有可能逐漸轉化為落後，而落後的中國當然也有可能轉化為先進。
現代世界的運動正是這樣，如夏日消融的昆侖――舊秩序解體了，新的曆史階段和新的矛盾、聯係、秩序卻因而形成了。毛澤東說：
在這些尚存的資本主義部分非更加依賴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過活的時代，--在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一天一天從社會帝國主義的社會民主黨的影響 下解放出來並宣布他們讚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的時代，任何半殖民地國家，如果發生了反對帝國主義，即反對國際資產階級，反對國際資本主義的革命，它就 不再是屬於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疇，而成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
二十世紀人類曆史的核心是戰爭與革命。以戰爭和武力的方式創造並維持一個不平等、不平衡的世界結構，這是資本積累的根本前提，同時，這個不平等和不 平衡的結構又為世界革命準備了條件。眾所周知，中華民族的現代複興正是通過長期艱苦卓絕的革命戰爭而完成的，這包括推翻美國長期支持的國民黨官僚軍閥政 權，驅逐日本軍國主義出中國的革命戰爭，以及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戰爭。這些艱苦卓絕的鬥爭，使得毛澤東成為當今世界無可爭議的、“倚天抽寶劍”的戰爭理論 家。今天，類似西點軍校這樣的機構，一直把毛的著作作為高級教材，不僅僅是西點，正如卡爾 施密特所說：“毛澤東是當代革命戰爭最偉大的實踐者，同時也是當代最著名的戰爭理論家，他的作品是當今西方所有重要軍事學校的必讀教材”[xi]。
一位叫高亨的中國古文字學大師，曾用“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來描述毛的“氣魄”，但是“氣魄”是個太難於翻譯為英文的中國詞匯，因此，更為準確 和理論化的描述則是施密特關於“新的大地法”的論斷。按照這種劃時代的描述，毛澤東的革命戰爭理論實際上是上述空間革命理論的最集中體現，因而，中國革命 的邏輯不能被簡單地視為：大地對海洋的鬥爭，中國對西方的鬥爭，因為它所遵循的既不是單純的大陸法則，也不是單純的海洋法則，而是將海洋法則應用於大陸法 則，所謂“將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應用於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就現代戰爭理論而言――就是指將肇始於海洋的遊擊戰，運用於大陸上的革命戰爭，它導致了現代戰 爭理論的重大革命，翻轉了由海洋帝國主義支配的現代世界的強弱對比，將漫長的19世紀引入了我們的20世紀和21世紀。
今天，我們特別需要從政治哲學的高度去理解現代人類曆史運動，並從政治哲學的高度去理解毛的思想。這種政治哲學告訴我們：現代曆史的運動所依據的， 不是單純的陸地法則或者海洋法則，也不是陸地法則與海洋法則的永無休止的對立，而是將海洋的法則內在於陸地的法則，作為這種空間革命的哲學基礎，作為一種 新的“大地法”，它就是毛澤東思想所指引的世界空間革命。而下麵我將要說明：這個偉大的空間思想為什麽立足於、也必然指向一塊“麵向四海轉動”的遼闊大陸 ――這就是毛所謂“小小寰球”的題中之意。
在這種世界曆史的現代運動――或者說政治哲學意義上的“世界革命”的視野中，舊有的邊界消失了，但是，在舊的國家、貿易、文化邊界消失地方，將會產生新的邊界、新的聯合。正如一塊大陸在海洋中消失了，意味著另外一塊大陸的升起，這個過程循環往複，永遠不會停止。
因此，所謂的“海洋時代”隻不過是“夏日消融的大陸”自我運動的表現形式，而海洋時代的意義，也不僅僅在於消失一切邊界，相反，它隻是消除舊有的邊 界，從而為新的邊界、新的陸權和海權的興起準備條件。現代世界不是一個在自由競爭、自我解構、自我危機中不斷消失、消解的無意義的過程，而是一個不斷重組 的曆史結構。在這種結構運動中，消除邊界是為了形成新的邊界――而這就是作為“最終的善”的曆史的意誌之體現的“新的大地法”――以它磅礴的力量阻止著 “人或為魚鱉”的世界末日的到來。
4，“小小寰球”
生活在當今世界的人們，已經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正如美國在上世紀初崛起為世界霸權一樣，中華民族由長期的衰落走向複興，同樣是不可避免的曆史潮 流，美國的崛起和中國的複興，是二十世紀以來我們這個星球上所發生的兩大最根本性的事件。當然，這一切的發生並不是偶然的，因為它印證了尼采這位西方哲人 的洞見，――“不是世界內在於空間，而是空間內在於世界”。
正是尼采的這一洞見提醒我們從空間構造的角度去觀察現代世界史，從而能夠把美國的崛起和中國的複興理解為一種“空間構造”的必然，理解為一場影響更 為深遠的空間革命：一種“向兩洋轉動的大陸空間形式”在世界大舞台上的升起，――而這就是指處於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間的美國大陸，以及處於太平洋與印度洋之 間的中國大陸。
毛澤東曾經說，“中國要對世界作出更大的貢獻”，而我們兩個國家之所以不可避免地要為人類現代曆史承擔更大的責任，從根本上是由於中美兩國具有重要 的空間相似性：如果從海洋法的角度看，中美兩國實際上可以被看作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島國”，這就是為什麽中美兩國會成為當今海洋和世界貿易的主要吞吐地。 而從大陸法的角度看，中美兩國則又是巨大的陸地國家，因而具有龐大的內需和生產能力、消費能力，兩國都把農業和糧食生產作為立國之本。還有――中美兩國都 具有來自外層空間的打擊能力，“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從而從根本上對世界的安全負有責任。美國人馬漢在1900年的《亞洲的問題：陸權與海權的 衝突》和1910年的《美國的利益》中，預示了同時兼有海洋和大陸國家優勢的美國興起的必然性。而比他更早，中國人魏源則在1847年的《海國圖誌》中， 首次將中國描述為一個大陸伸向海洋的“海國”。《 海國圖誌 聖武記 卷一》的開篇這樣描述中國說：“中國山川，其維首在隴蜀，其尾沒於碣渤”。――今天看來，他們當年天才的預見正是建立在一種十分相似而嶄新的空間視野之 上，或者說，他們先後預見了即將到來的世界空間的變遷與革命。
20世紀的曆史表明，唯一能夠把世界從全球動亂的“漫長19世紀”引向相對穩定的，正是這樣的空間力量：第一，它是連接海洋與陸地的地理空間，第 二，它是向四海轉動的陸地空間。在這個意義上，所謂“中國”的意思，當然就不是被19世紀歐洲漢學們所妖魔化的“自詡的中央帝國”，而是意味這樣一個地理 和空間範疇：“居四海之內曰中國”，――而這就是毛澤東所謂“夏日消融”的“昆侖”，這就是“昆侖”的構想，是將海洋的原則內在於大陸的“大地法”。
無論近代中國如何在海洋資本主義的背景下被敘述為閉關自守、貧窮落後，而世界史的真實卻是：在500年漫長的人類現代進程中，第一個在世界上出現的 類似的空間，就是亞洲的中國。在1500－1830年這個漫長的曆史時期，正是中國把世界的陸地和海洋聯係起來，――以它龐大的物質生產能力、朝貢貿易體 係和對逐漸成為世界貨幣的白銀的大規模吸收能力。在這個漫長的“世界經濟和貿易體係”的創生、成長時期，正是中國（明清兩朝）通過給予“最惠國待遇”的政 策，將包括日本、琉球、朝鮮、安南、暹羅、馬六甲、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內的這些海洋國家納入了以中國為中心、不斷擴大的朝貢貿易體係，也正是當時的中國，通 過巨大的白銀需求，將亞洲、歐洲和“新發現的”美洲經濟聯係起來，從而推動了現代世界經濟貿易體係的創生。換句話說，在現代世界體係成長時代，中國在世界 體係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實就類似於20世紀的美國在今天的世界所扮演的角色。――這一點，已經為越來越多的世界史研究所證實。
1840年的中英鴉片戰爭揭開了動蕩的世界史的新篇章，也就是從那個時期開始，歐洲的曆史學家紛紛斷言：中華帝國的崩潰意味著在“陸地與海洋的決 戰”中，“大陸法則”的最終崩潰，同時它也意味著一個全麵的海洋資本主義時代的到來。然而，今天看來，這種看法卻隻不過意味著全球動亂的漫長19世紀的開 始――當然，近代中國的崩潰確實表明，19世紀的中國的生產和技術能力，已經不足以再繼續承擔世界上唯一的生產和消費大國的重任，與此同時，它也不足以繼 續支持歐洲工業革命之後所產生的日益擴大的貿易需求，特別是，中國軍事技術的落伍既不能保證自身的安全，更不能保證一個充滿競爭的世界體係是安全的。但 是，曾經作為世界經濟發動機的中華帝國在八個海盜國家的打擊下分崩離析，中華民族一百多年的衰落和中國人民陷入的深重苦難，既表現了世界經濟突破它傳統秩 序外殼這一漫長過程的殘忍程度，但同時更表現了偉大的“昆侖”在工業革命“夏日消融”的解體和轉化中，最終所能煥發、釋放出的巨大能量。――因為“夏日消 融”的“昆侖”在創造了海洋時代的同時，也創造了新的結構、新的秩序、新的大陸、新的海洋貿易道路。海洋無情地淹沒了一塊大陸，是為了新的空間結構、新的 海權和陸權的興起和上升。最終，它也預示著毛所謂：“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的新的“太平世界”的遠景。
以1609年荷蘭人格勞修斯匿名發表《海洋自由論》為標誌，“自由的海洋”時代的降臨，其實就是充滿競爭、風險和掠奪精神的海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統 治世界的開始。這個以自由競爭和自由放任為宗旨的海洋資本主義世界，正如古斯塔夫 拉岑霍夫在1881年所預示的那樣，是一個“無根的世界”：一方麵，在沒有邊界、從而也沒有秩序的自由的海洋上，為了利益而互相攻擊、互相競爭的海盜倫 理，支配著一種彼此無休止攻擊的海洋國際法，它其中必然包含著一種“自我毀滅”的邏輯，另一方麵，突破了其近代外殼的世界經濟和貿易體係，因喪失了其最終 的生產基地、消費市場和吸納貨幣的蓄水池，從而進入無政府的、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競爭時代，這使得馬克思意義上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不可避免。而前者預示著 “戰爭的世界化”，後者則預示著競爭的無政府。兩次世界大戰的最大啟示，就在於以極其殘酷地方式印證了海洋資本主義時代的終結。――這種終結，部分地是以 二戰後美國在海洋資本主義的灰燼中崛起為標誌的。
眾所周知，盡管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但美國卻從來就不是英國那樣的海洋資本主義國家，這一點，在美國國父們為這個國家所製定的藍圖中表現得淋漓 盡致，美國憲法的根基是羅馬法這一最典型的大陸法則，所謂“三權分立並互相製約”的權力模式，植根於羅馬王權、貴族和民眾互相博弈的權力網絡 (Network of Power)。從地緣政治的視野看，美國其實更類似於一個羅馬或者漢唐式的大帝國，正是二戰後的美帝國，以其龐大的國內生產能力，領先的技術優勢和世界債 主的地位，以其凱恩斯主義的國內政策和馬歇爾的歐洲重建計劃，包括以宣揚和推廣美國價值觀普世性的軟力量，重新打造了一個以美國為核心的、連接陸地與海洋 的20世紀的“新朝貢體係”。美國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特別還由於美國擁有的空前的武力：掌握著融和陸戰和海戰一體為的戰爭技術，特別是控製太空的技 術，正是由於美國的超強武力，當年令那些主要的海洋資本主義國家施展其野心的遼闊的海洋，在二戰之後就早已經不再如格勞修斯所描繪的那樣――是“自由”的 了。
這就是為什麽，二戰之後崛起在兩洋之間的美洲大陸，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也許最能體會已經在這個世界上失落了百年的“中國”感受。作為崛起於四 海兩洋之間的新大陸，美國的崛起表明了：一個帝國自身的生產能力和需求能力有多大，決定了它實際上能夠向外走多遠，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或許也可以說： 在人類的20世紀，“居四海之內者曰美國”，實際上，二戰以來，恰恰是以美國這個新“帝國”為對象的現代世界“朝貢體係”，既保持了世界經濟、特別是主要 海洋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穩定，也確立了以美國為核心的世界秩序。應該承認，美國在二戰後所扮演的角色，正與1500－1830之間中國所扮演的類似，盡管 按照荷蘭人麥迪遜（Angus Madison）在《世界經濟千年史》中的統計，大清帝國在康乾盛世的生產總量占當時全球生產總量的三分之一，甚至還超過了今天美國居世界經濟總量25％ 的規模。
而今天美國不斷向西亞的擴張，也使得它越來越像當年的中華大清帝國，――長期軍事占領不是美國的最終目的，今天的美國實際上力圖把阿富汗和伊拉克變 成它的能源朝貢國，如同當年中亞好戰的蒙古遊牧部落和惟利是圖的海上強國琉球之於當年的中華帝國，――今天的以色列和日本也不過就是美利堅帝國朝貢體係中 的模範成員而已。但是，正是在此意義上，我也不得不說，今天的美國所陷入的危機，與18世紀末康乾盛世末期的中國所麵臨的危機也同樣具有類似性：即今天的 美國越來越難以承受世界主要生產國和消費國的重擔，越來越難以承受世界主要貿易對象國所帶來的龐大赤字，越來越難以為它的主要朝貢國支付軍事保護費，―― 當世界經濟貿易體係再次突破其秩序外殼時，美國的有識之士紛紛認識到，當今世界的穩定需要兩個、甚至三個“美國”之間的合作才能達成，這意味著：美國如果 要度過當前的危機，它起碼必須為自己尋求一個穩定世界金融、貿易和戰略的夥伴。或許，在今天的許多美國政要看來，這個真正有力的夥伴可能就是在整個19世 紀曆經劫難，又在20世紀實現了複興的中國，於是，今天馬克思的話可能會再次魔力重現：“我們想起來了，當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好像靜止的時候，中國和桌子開 始跳起舞來，以激勵別人。”
然而，我要指出的恰恰是：這個精妙的打算絕不是一個好主意。正如今天美國的金融海嘯，不能通過靠上中國這樣一塊同樣被新自由主義政策搞得千瘡百孔的 “新大陸”所能解決一樣。這麽說是因為，今天的許多中美政要可能正在盤算著通過一種可謂“屢教不改”的錯誤策略，來應付當今世界的空前危機，這個錯誤的政 策說穿了就是：通過美國繼續發債、中國繼續大規模購買美國國債的方式，――或者用一句不太光彩的說法，以“中美聯合坐莊或者作局”的方式，以繼續操縱虛擬 的美國符號――“美國債券”的方式來煽動世界經濟。但是，這種長期的錯誤政策卻隻能把中美兩國――進而把全世界更深入地推向災難和深淵。
實際上，美國今天的危機是從美元不得不與黃金脫鉤的1970年代初就開始鑄成了，從那時起，美國的戰爭販子和華爾街上四處流竄的金融騙子，就聯手瓦 解了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大陸經濟體的美國，掏空了美國的，是一種力圖取消一切空間的“虛擬經濟”邏輯，而這個反羅馬法的邏輯就導源於災難性的19世紀，這個 “反大地”的幽靈渾身散發著死亡的19世紀海盜氣息，它不是什麽新東西，而是全球動亂的19世紀邏輯的死灰複燃和借屍還魂。眾所周知，美國之所以崛起、美 國之所以能夠取代英國成為真正的超級大國，就是由於它不是一個單純的海洋國家，但是，今天的美國卻越來越像一個島國，今天的美國正在成為一個由華爾街上的 海盜所支配的國家，由他們所支配的、力圖取消一切空間的虛擬經濟淹沒了北美大陸：美國的根本危機就在於它今天越來越不再是一個可靠的、“真實的空間”。
美國已經不再是世界上最龐大的生產基地，也不再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消費市場，――總之，作為一個偉大的陸地國家的美國正不複存在，作為堅實空間的美 國大地正在從世界腳下消失。――我再說一遍：這一切就是因為一種海洋和海盜的性格主宰了美國，它特別地體現為華爾街上四處流竄的金融騙子對於美國的長期統 治，所以說，不是世界上的任何一種力量，正是他們瓦解了美國的實體經濟，肆無忌憚地掏空了美國和全世界的財富，他們的法則、倫理特別是空間意識與當年那些 四處流竄的英國鴉片販子沒有什麽不同，――因為後者也曾經幻想將英國掏空後，把英國的首都遷到印度新大陸――或者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去。
當美國陷入隻有靠上一塊新大陸才能穩定自己，當美國陷入隻有依靠剝削全世界才能苟延殘喘的活下去的窘境時，貴國的國父們地下有知，他們將為之感到深深地羞恥，因為這就意味美國大陸的塌陷，意味著作為美國一個空間力量的解體。
在今天的美國，尼克鬆總統的聲望出乎意料的低下並不是偶然的，美國媒體對這位偉大人物的理解，正如當代中國媒體對於毛澤東的理解一樣，長期停留在雞 零狗碎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階段。但是，與當今危機中的美國政客們忙於向中國推銷垃圾債券不同，這位處於1972年危機中的美國總統卻把他的中國之旅定 義於“與毛主席討論哲學問題”。而僅此一點就說明了他的大手筆，因為所謂哲學問題，也就是時間和空間的問題，在訪問北京時所發表的“震動世界”的演講中， 總統先生曾經引用了毛的一首詞中的下闕，展示了時間辯證法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而這首詞的上闕則恰恰展示了一種麵對危機巍然屹立的空間的力量，展示了一種昆 侖式的大地法則：
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淒厲，幾聲抽泣。螞蟻緣槐誇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正西風落葉下長安，飛鳴鏑。
我願借這首詞所表現的偉大空間情懷祝福美國人民，並結束我今天的演講。此時此刻，我想起了十多年前我第一次訪問貴國，――佐治亞州的亞特蘭大，瑪格 麗特 米歇爾抒寫美國大陸的作品Gone With the Wind一書，就在那裏誕生。眾所周知，在那部影響了中美兩國幾代人的作品結尾，告別了海盜先生的斯嘉麗手捧泥土哭著哭著卻又笑了，她這樣說：算了吧，明 天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是的，――隻要腳下的大陸還在，其餘的一切就讓它隨風而去。――而今天，當散發著泥土芳香的美洲大陸，正在為垃圾債券所掩埋的時候，讓我們再次重溫斯嘉麗那句曾經家喻戶曉的格言，然後，用智慧和雙手，在虛擬經濟崩潰的廢墟上，去重建一個更加真實的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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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本文係作者 2008年11月18日 起在紐約大學中國研究中心所作的係列演講之一。借此機會，感謝紐約大學東亞係主任張旭東教授、紐約大學愛德華茨副校 長，以及紐約大學的同事們對演講者所提供的幫助和教誨。著名翻譯家廖世奇教授迷人的現場口譯是使得演講得以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ii] 魏斐德，現代傑出的曆史學家、思想史大師，著有《洪業――清朝開國史》、《大門外的陌生人》等重要著作，生前曾擔任美國曆史學會主席，美國社會科學理事會主席，伯克利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
[iii] Barack Obama，The Audacity of Hope，Random House ,2008,p11
[iv] Karl Marx，Capital Volume I，p103，意為：“對事物的肯定中同時包涵著否定和自我瓦解的力量”。
[v] 提出1949“現代開端說”的不止一人，在中國國內，例如榮孟源廣寫於1956年的《關於近代史分期的意見》一文，就將1840－1949期間稱為中國的 近代，而自1949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起稱為中國的現代。而在美國，Maurice Meisner的《毛澤東中國及其發展》出版之後，越來越多的學者持這種觀點。
[vi] Will Hutton，The Writing on the Wall ：Why we must Embrace China as a Partner or Face It as an Enemy，Free Press，pp115-119
[vii]實際上， 自1970年代末期以來，世界經濟一直沒有找到擺脫危機，並能夠將世界經濟推向一個新階段的方法。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所實行的經濟政策實際 上並無根本性的不同，那就是國家調控和市場放任並存，用鄧小平的話來說就是計劃當中有市場，市場裏麵有計劃。這一政策設計的最良好的初衷是：既刺激企業活 力和強化競爭，同時又抑止失業和通貨膨脹。然而，它可能造成的最壞結果，卻是那種被今天的經濟學家成為“滯脹”的困局：經濟停滯與失業、通貨膨脹攜手而 至。而當今世界所麵臨的經濟危機，很可能正是這種令最傑出的經濟學家也無法應付的局麵。
[viii] Richard Levy，Mao，Marx，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Good question，Poor Answer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humanities Press,pp154-173
[ix] C.施密特，《陸地與海洋》，第75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
[x] 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第46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
[xi] C.施密特，《遊擊隊理論》，《施密特文集第一卷 政治的概念》，第271－31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