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我那個現身說法的跟貼竟然有那麽多人覺得有問題。這讓我有種被雷的感覺。看來往事還是需要經常回憶的，曆史也是需要常常念叨的。
七十年代的遼沈大地，是極左思潮的重災區。當時遼寧的最高領導陳錫聯為了響應毛澤東的農業學大寨和自力更生的號召，要求遼寧這個工業大省也和其他省市一樣，在農業上也要自給自足，拒絕輸入外省的農副產品。這把遼寧人坑苦了，最慘的時候，沈陽市民每月隻供應三兩豆油，陳錫聯也因此得了個外號----陳三兩。
我清楚的記得，70年代的時候每月每人隻供應半斤豬肉，半斤雞蛋，大米六斤，白麵2-3斤，其餘都是玉米麵和高梁米。很少有雞鴨供應，魚也要票，隻有青魚和扒皮魚不要票。豆腐要票，白糖要票，香腸要票，豬頭肉也要票，而且每月量也很少。
74年的時候我們家兄弟三個加父母一共五口人，奶奶73年去世的，姥姥還在世，但不住我們家。父母加一起的工資是140元，實際我們可支配的是125元，因為母親每月要給姥姥15元生活費。
當時豬肉的價格是1.08元/斤，雞蛋是0.92元/斤，大米是0.18元/斤，白麵是0.23元/斤，玉米麵和高梁米是0.1元/斤，豆油的價格記不清了。五口之家每月買糧食和油的錢要20元左右，憑票的副食大概需要15元。如果說40元養活一家人也夠了的話，那是除了吃，啥錢都不能花。可是這樣的副食供應水平，對於像我們家這種男多女少的家庭，糧食定量就不夠用了。
肚裏沒油水，飯量就大。因此副食供應不好，糧食就不夠吃。當時糧食定量是成年人30斤，體力勞動者會稍多一點。74年的時候我兩個弟弟還在小學，他們每月的定量大概不到20斤。我的定量是28斤。可我們正是長身體的時候，每天活動量也大，雖然學校課不多，可每天都要挖防空洞，一幹就是半天。而且那時正是貪玩的年齡，下了課還要踢足球。因此家裏的糧食就總是不夠吃。
和現在的物價相比，那年頭飯店的價格簡直就是百給，但是包子、麵條、大米飯都要糧票。有人說糧票當時兩毛錢一斤，我不知道說的是什麽地方。在當時的沈陽，如果有人倒賣糧票是要被抓的。
我母親的同事趙姨是經常接濟我們家的恩人，她是和我母親一起參加工作的，兩個人當時都是十幾歲的小姑娘，天天吃住在一起，情同姐妹。趙姨家是三個姑娘，相對飯量要小些，省下的糧票都支援了我們家，再就是我的姑姑也會時常接濟我們一點糧票。一直到75年，我插隊之後，父親的老朋友劉伯伯開始每年給我家送大米（他當時在盤錦油田上班），我們家糧食短缺的情況才算結束。
因為極左的影響，當時的遼寧根本找不到自由市場，農村倒是有大集的，可遠水解不了近渴。我要是沒記錯的話，一直到80年代沈陽才開始有自由市場的。
老北京人應該還有印象，當年北京的副食商店裏排隊買肉的經常有東北人，而且專買肥肉，為的是煉豬油。我75年插隊前曾去北京老姑家竄門，回來時就背了四分之一頭豬肉給沈陽的親戚分。我記得那時候北京的物價要比沈陽便宜，我和與我同去北京的一個同學在北京火車站吃了一頓飯，四菜一湯隻花了兩元錢。
現在很多如孔慶東這樣的名人，會為了某種政治立場，而刻意歪曲曆史，誤導年青人。比如張宏良就不承認1976年時中國的國民經濟瀕於崩潰，理由竟然是那時沒有統計數據。我們現在沒有當年的經濟數據，但從我插隊的農村的情況看，當時的農村是苦的不得了。我們知青還好，有定量保證，雖然成天玉米麵大餅子，有時還是發黴的玉米麵，但能吃飽。可農民就慘了，一到春天，基本家家缺糧，很多家裏隻能喝稀糊糊爛菜葉，否則他們不會連老母豬肉都吃的忘乎所以，連毛主席逝世的消息都沒聽到。（見我的舊文《毛主席逝世那一天》）
毛澤東時代最好的年份是60年以前和63年後到文革之前這段。也許北京、上海一直很好，但70年代是遼寧最差的年代。我並不是說毛澤東時代什麽都不好，但我們不能把不好的非說成好的。毛澤東時代是講精神的時代，不是講物質享受的時代，因此那時的人比現在要單純，也有理想。現在有人會說那是愚昧，但那時的人是愚而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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