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一場中庸、妥協的溫和革命——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一場中庸、妥協的溫和革命——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來源：中國人權雙周刊
作者：楊光
更新時間：10/7/2011 9:29:29 AM
一
一百年前，辛亥革命顛覆清廷，終結帝製，創立中華民國。在實行了兩千多年皇權專製的中國，在“國不可一日無君”的政治文化氛圍之中，辛亥革命帶來了一係列超越曆史底線的巨大政治變化。巨大的變化要求人們用很長的時間去適應，用很大的努力去消化，用很多的工作去配套。革命之後的中國需要一個漫長的政治建設過程，需要完成十分複雜、非常困難的政治係統工程。然而，當時的人們及其“革命後代”並沒有充分地意識到這一點。
辛亥革命爆發之前，包括革命者在內，誰都沒有做好麵對這場革命的準備。對於革命將要造成的政治變遷，將要成就的曆史功業，人們並沒有清晰的認識。革命勝利之後，人們還完全沒有適應剛剛發生的革命性變化，卻轉而追求更大、更多的革命性變化。革命之後的繼續革命使得原先的革命被埋沒，這似乎是辛亥革命的宿命。
繼續革命之所以成為必要，是因為突然爆發而又匆匆結束的辛亥革命從來就不是一場令人滿意的革命。人們似乎全都對這場革命的結局感到失望，但失望的原因各有不同：大清皇室、宗社黨人不用說，他們雖然受到了民國的“優待”，無疑仍然是辛亥那一年最沮喪、最落魄、最慘痛的一群人；立憲派人士、前清諮議局的議員們，他們雖然搭上了共和革命的末班車，但事前未能以和平改良消弭暴力革命，事後眼見英國式虛君共和夢想從此落空，這誠然是一件無可奈何的事情；來自青洪幫、哥老會、洪江會的昔日革命兄弟，他們未能登堂入室排座次、坐交椅、有福共享、大富大貴，對革命黨人如此不講義氣感到十分憤恨；而最關鍵的是，因為內外交困，有兵無餉，處境窘迫，孫中山不得不“讓位”給袁世凱，革命黨人其實也很失望，失望的程度或許並不亞於立憲派；因為被革命黨穿了小鞋，不得不受“臨時約法”的窩囊氣，又因為被革命所切斷的地方忠誠無法恢複，共和政府的中央權威遠遠比不上腐朽衰敗的清政府，袁大總統其實也很惱火、很無奈。
人人都失望的革命，人人都不滿的政局，是不大容易維持下去的。“中國的先進分子”——這個詞組通常指稱那些政治激進人士——因這場革命的勝利才獲得了合法的政治空間，卻在革命勝利之後不久就開始對這場革命痛加責難。而隨著掌權的袁世凱及其北洋派與失勢的革命黨人關係破裂，議會政治迅速走向窮途末路，憲政運動遭受連續不斷的重大挫折，幾乎所有的進步人士都公開表達了他們對辛亥革命的抱怨。
孫中山說它“尚未成功”，毛澤東說它“終於失敗”，這種失敗主義情緒與俄國十月革命大獲成功的外來刺激相匯合，便無可救藥地轉化為繼續革命、激烈革命、徹底革命的政治潮流。與俄國革命相比，辛亥革命似乎不僅失敗了，也早就“落後”了，“老土”了，不值一提了，足以讓“中國的先進分子”自慚形穢，愧不如人了。
二
然而，一百年過去，讓我們回過頭來再看，其實辛亥革命的果實相當堅固、非常結實。這革命果實已經成為一個世紀以來我國公共生活的基石之一，從來沒有、也不可能被任何人所“竊取”。
革命之後不久，經過了悲劇式的袁世凱稱帝、鬧劇式的張勳複辟的回踩確認，人們發現，滿清皇室和傳統帝製確實已經在那場革命中走完了全程、進入了曆史。它們從此一去不複返，這一點已經鐵板釘釘、無可變更。此後一個世紀的風雲變幻，哪怕在億萬愚民山呼萬歲的舉國狂歡中，哪怕是不可一世、無法無天的極權獨裁者，也不敢再有正式稱帝的非分之想。不是不想，是知其不可；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而在辛亥革命中匆忙誕生的那個先天不足、後天受損的中華民國，雖然在不久後的激進革命洪流中痛失中國大陸，卻也並未消亡，仍然頑強屹立於海峽對岸的台灣島上。更重要的是，中華民國的政治理想與製度追求，在革命激情早已消退的百年後的今天，也仍然沒有過時。
由此可見，辛亥革命乃是一場頗為成功的革命。它的成就不容低估。表麵看起來，模仿蘇俄革命的1927年的國民黨革命、1949年的共產黨革命都要比辛亥革命更“徹底”、更“不妥協”，也更加“成功”：北伐戰爭結束了軍閥統治，建立了專製黨國：“解放戰爭”推翻了國民政府，建立了極權製度。不過，“徹底”隻是相對的，北伐革命所實現的南北統一並不牢靠，它轉瞬即逝、得而複失；共產黨革命所追求的共產烏托邦則被實踐無情證偽，已經被不體麵地悄然拋棄。與這兩場後來居上的更“徹底”、更“成功”的血腥革命相比，反倒是一直以“有名無實”、“不徹底”、“妥協”而聞名的頗為溫柔的辛亥革命，其果實保留得更加完整，其理想傳承得更加忠實。我們得說，以長久效果論，妥協革命並不一定遜於“徹底革命”。
三
中國是有所謂“光榮革命傳統”的國家，但辛亥革命迥異於既往的“革命傳統”：
第一，以往的革命大都經年累月，拖遝漫長，而辛亥革命從1911年10月10日首義發動，到1912年1月1日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詔退位，總共曆時不過4個月，因革命時間很短，對經濟基礎的破壞、對國計民生的損害相對較小。
第二，以往的革命大都以農村、農民為主（所謂“農村包圍城市”絕不是毛澤東首創，而是中國革命傳統的一部分，隻是第三國際不懂而已），而辛亥革命局限於大中城市，是中國唯一的一次純粹城市革命，革命中鄉村秩序未受破壞，阿Q們未曾得到革命的機會。
第三，以往的革命大都以文化素質極低的遊民、災民、“流寇”、“盜賊”和“神道設教”的秘密宗教、秘密會黨成員為主力，陳勝吳廣、赤眉黃巾、黃巢李闖、太平天國均如此，而辛亥革命的主力則是教育程度遠高於全國平均水準的新軍將士。
第四，以往的革命非常殘酷，殺伐過重，不但雙方的武裝人員相互殺戮，甚至不乏燒街市、屠平民、坑降卒等暴行，有的革命竟造成我國人口減半的慘禍（毛澤東在莫斯科說中國不怕核戰爭、人口可以死一半，此瘋言狂語並非無因，倒是有曆史依據的），而辛亥革命的雙方則相對克製，全國並無激烈戰事發生，“停戰”是那場革命的關鍵詞之一。馮國璋火燒漢口在清政府內部引發了強烈不滿和反彈，武昌革命軍屠殺滿族婦孺亦在黎元洪出任都督後遭到嚴厲禁止，說明革命的雙方在麵對敵人時仍有遵守文明準則、反對殘忍暴行的道德願望，這在其他的中國革命中不為多見，尤其在此後殘忍暴虐的共產黨革命中幾乎絕跡。
第五，以往的革命大都以成王敗寇、“槍杆子裏麵出政權”而告終，失敗者即使放棄抵抗也難免人頭落地，而辛亥革命主要是在談判桌上進行，其最終結局亦以契約形式確定，“反革命”的基本人權不受侵犯，前清官員、北洋軍人、立憲黨人與革命黨人一起成為共和國的開國公民，而革命的敵人清室則受到了共和國的優待，尊號不廢，歲用四百萬元，“宗廟陵寢，永遠奉祀”，這是對清廷和平交權的報償，也是政治文明的表征。事實上，作為契約的一方，清廷也可算作是辛亥革命的參與方。
所以，辛亥革命是一場中庸、妥協的溫和革命。
四
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夠迅速成功，之所以所有人都在革命中未獲全勝、也未獲全敗以至人人都可接受革命、卻人人都對革命不太滿意，之所以革命體現出濃鬱的中庸、妥協特征，此三者，出於一個共同的原因：立憲派參與了、並且改變了辛亥革命的進程和軌跡。
清末立憲派既是傳統儒家觀念的繼承者，又是西方憲政新知的傳播者，因為這一雙麵特征，他們在政治上既是保守的，又是進取的，所以他們是天生的中庸階層：對激進派，他們訓之以保守主義，對頑固派，他們導之以進取精神；他們曾經詆毀皇室、痛罵政府，但那是恨鐵不成鋼，而不是呼喚革命；他們轉而讚成共和，但仍然反對窮追猛打、一往無前。他們又是天生的妥協派，對清政府讓步妥協，對革命黨也讓步妥協——之所以讓步妥協，是為了減緩對抗，削弱敵意，製止殺伐，讓暴力破壞適可而止。
清末各省諮議局的成立、國會請願運動的開展，使得立憲派成為輿論界、知識界和上流社會的主導力量，同時也成為一支可以相互策應的、有著鬆散組織的團體力量。武昌起義之所以完全不同於黃花崗起義，得以在一個多月裏波及15個省份，就是因為有各省立憲派的普遍參與。立憲派的普遍參與使得革命暴力的烈度大為降低，也使得革命的方向和結局大為改變。以“議和”而非“北伐”結束革命，以“擁袁”而非“擁孫”走向共和，這幾乎完全是立憲派的思路，出於張謇、趙鳳昌們的主張，以至時人戲稱趙鳳昌為“民國產婆”。
立憲派在多大程度上參與了甚至“篡奪”了辛亥革命？一直以來，總有人指責立憲派是反革命，這當然不是空穴來風。辛亥革命之前，立憲派人士確實以反對革命為基本政治立場。不過，立憲派對清政府腐朽無能的揭露和批判，卻又在事實上構成了對革命黨的強大助力。有人戲稱梁啟超是革命黨的“宣傳部長”，胡適在日記裏寫道，“梁任公為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一直以來，也有人總是攻擊立憲派“投機革命”並“與革命黨爭奪政權”，說“投機革命”是因為一向反對革命的立憲派精英在武昌首義之後幾乎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從湯化龍開始，幾乎無一省革命沒有立憲派領袖的直接參與和大力讚助。若將此突然的轉變稱為“投機”亦無不可，但此種“投機”卻不是為了個人名利，而是為了革命速勝，結束亂局，恢複安定。至於“爭奪政權”則多為汙蔑不實之詞，湯化龍、譚延闓、湯壽潛這些人加入省級革命政權均係革命軍推舉，有的還是革命軍強拉入夥，以充門麵，張謇、湯壽潛等人加入南京臨時政府更是孫中山誠意相邀，與“爭奪政權”毫無關係。
辛亥革命由誰領導？標準答案是：孫中山先生領導。這說法也對也不對。若說是孫先生領導，恐怕也隻是旗號上、名義上領導，否則孫先生何以事後埋怨“黨魁則等於傀儡”？休論革命黨內小團體眾多、派係複雜，孫中山並無統一領導全體黨人之能力（比如光複會一向反孫，發動武昌首義的共進會、文學社也未必服從孫領導），即使孫中山可以領導全體黨人，他又如何領導對革命局勢同樣舉足輕重、或者更加舉足輕重的立憲派人士？再者，若真是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大概不會呈現出那樣一副溫和的麵貌，也不會成功得那麽快捷，而尤其是不會以那樣一種中庸的方式，產生那樣一種妥協的結局。
五
毛澤東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若按以上毛氏名言，辛亥革命簡直就算不上一場革命。
毛澤東還說，辛亥革命的弊病是“資產階級的軟弱性”，由此導致了革命的“不徹底性”和“妥協性”，在他看來，這正是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
然而，以一百年來正反兩方麵的曆史經驗來看，我們得說：辛亥革命的最大優點，也是它最值得後人緬懷紀念之處，或許正是它的“不徹底性”和妥協性。因為“徹底革命”是幻想，是一種烏托邦狂熱病，而不妥協則意味著無休止的鬥爭、血腥的仇恨。
迄今為止，不徹底的、妥協的辛亥革命倒是仍然留給我們精神和製度兩方麵的遺產，供我們繼續享用，而辛亥革命之後陸續發生的那些貌似“徹底”且死不肯妥協的所謂革命，卻隻是讓中國人民內鬥了大半個世紀，死傷無數，破壞無數，留給後人的，除了生命財產的巨額負債，隻有對醜惡暴行的慘痛記憶。
2011-9-30
來源：中國人權雙周刊
作者：楊光
更新時間：10/7/2011 9:29:29 AM
一
一百年前，辛亥革命顛覆清廷，終結帝製，創立中華民國。在實行了兩千多年皇權專製的中國，在“國不可一日無君”的政治文化氛圍之中，辛亥革命帶來了一係列超越曆史底線的巨大政治變化。巨大的變化要求人們用很長的時間去適應，用很大的努力去消化，用很多的工作去配套。革命之後的中國需要一個漫長的政治建設過程，需要完成十分複雜、非常困難的政治係統工程。然而，當時的人們及其“革命後代”並沒有充分地意識到這一點。
辛亥革命爆發之前，包括革命者在內，誰都沒有做好麵對這場革命的準備。對於革命將要造成的政治變遷，將要成就的曆史功業，人們並沒有清晰的認識。革命勝利之後，人們還完全沒有適應剛剛發生的革命性變化，卻轉而追求更大、更多的革命性變化。革命之後的繼續革命使得原先的革命被埋沒，這似乎是辛亥革命的宿命。
繼續革命之所以成為必要，是因為突然爆發而又匆匆結束的辛亥革命從來就不是一場令人滿意的革命。人們似乎全都對這場革命的結局感到失望，但失望的原因各有不同：大清皇室、宗社黨人不用說，他們雖然受到了民國的“優待”，無疑仍然是辛亥那一年最沮喪、最落魄、最慘痛的一群人；立憲派人士、前清諮議局的議員們，他們雖然搭上了共和革命的末班車，但事前未能以和平改良消弭暴力革命，事後眼見英國式虛君共和夢想從此落空，這誠然是一件無可奈何的事情；來自青洪幫、哥老會、洪江會的昔日革命兄弟，他們未能登堂入室排座次、坐交椅、有福共享、大富大貴，對革命黨人如此不講義氣感到十分憤恨；而最關鍵的是，因為內外交困，有兵無餉，處境窘迫，孫中山不得不“讓位”給袁世凱，革命黨人其實也很失望，失望的程度或許並不亞於立憲派；因為被革命黨穿了小鞋，不得不受“臨時約法”的窩囊氣，又因為被革命所切斷的地方忠誠無法恢複，共和政府的中央權威遠遠比不上腐朽衰敗的清政府，袁大總統其實也很惱火、很無奈。
人人都失望的革命，人人都不滿的政局，是不大容易維持下去的。“中國的先進分子”——這個詞組通常指稱那些政治激進人士——因這場革命的勝利才獲得了合法的政治空間，卻在革命勝利之後不久就開始對這場革命痛加責難。而隨著掌權的袁世凱及其北洋派與失勢的革命黨人關係破裂，議會政治迅速走向窮途末路，憲政運動遭受連續不斷的重大挫折，幾乎所有的進步人士都公開表達了他們對辛亥革命的抱怨。
孫中山說它“尚未成功”，毛澤東說它“終於失敗”，這種失敗主義情緒與俄國十月革命大獲成功的外來刺激相匯合，便無可救藥地轉化為繼續革命、激烈革命、徹底革命的政治潮流。與俄國革命相比，辛亥革命似乎不僅失敗了，也早就“落後”了，“老土”了，不值一提了，足以讓“中國的先進分子”自慚形穢，愧不如人了。
二
然而，一百年過去，讓我們回過頭來再看，其實辛亥革命的果實相當堅固、非常結實。這革命果實已經成為一個世紀以來我國公共生活的基石之一，從來沒有、也不可能被任何人所“竊取”。
革命之後不久，經過了悲劇式的袁世凱稱帝、鬧劇式的張勳複辟的回踩確認，人們發現，滿清皇室和傳統帝製確實已經在那場革命中走完了全程、進入了曆史。它們從此一去不複返，這一點已經鐵板釘釘、無可變更。此後一個世紀的風雲變幻，哪怕在億萬愚民山呼萬歲的舉國狂歡中，哪怕是不可一世、無法無天的極權獨裁者，也不敢再有正式稱帝的非分之想。不是不想，是知其不可；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而在辛亥革命中匆忙誕生的那個先天不足、後天受損的中華民國，雖然在不久後的激進革命洪流中痛失中國大陸，卻也並未消亡，仍然頑強屹立於海峽對岸的台灣島上。更重要的是，中華民國的政治理想與製度追求，在革命激情早已消退的百年後的今天，也仍然沒有過時。
由此可見，辛亥革命乃是一場頗為成功的革命。它的成就不容低估。表麵看起來，模仿蘇俄革命的1927年的國民黨革命、1949年的共產黨革命都要比辛亥革命更“徹底”、更“不妥協”，也更加“成功”：北伐戰爭結束了軍閥統治，建立了專製黨國：“解放戰爭”推翻了國民政府，建立了極權製度。不過，“徹底”隻是相對的，北伐革命所實現的南北統一並不牢靠，它轉瞬即逝、得而複失；共產黨革命所追求的共產烏托邦則被實踐無情證偽，已經被不體麵地悄然拋棄。與這兩場後來居上的更“徹底”、更“成功”的血腥革命相比，反倒是一直以“有名無實”、“不徹底”、“妥協”而聞名的頗為溫柔的辛亥革命，其果實保留得更加完整，其理想傳承得更加忠實。我們得說，以長久效果論，妥協革命並不一定遜於“徹底革命”。
三
中國是有所謂“光榮革命傳統”的國家，但辛亥革命迥異於既往的“革命傳統”：
第一，以往的革命大都經年累月，拖遝漫長，而辛亥革命從1911年10月10日首義發動，到1912年1月1日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詔退位，總共曆時不過4個月，因革命時間很短，對經濟基礎的破壞、對國計民生的損害相對較小。
第二，以往的革命大都以農村、農民為主（所謂“農村包圍城市”絕不是毛澤東首創，而是中國革命傳統的一部分，隻是第三國際不懂而已），而辛亥革命局限於大中城市，是中國唯一的一次純粹城市革命，革命中鄉村秩序未受破壞，阿Q們未曾得到革命的機會。
第三，以往的革命大都以文化素質極低的遊民、災民、“流寇”、“盜賊”和“神道設教”的秘密宗教、秘密會黨成員為主力，陳勝吳廣、赤眉黃巾、黃巢李闖、太平天國均如此，而辛亥革命的主力則是教育程度遠高於全國平均水準的新軍將士。
第四，以往的革命非常殘酷，殺伐過重，不但雙方的武裝人員相互殺戮，甚至不乏燒街市、屠平民、坑降卒等暴行，有的革命竟造成我國人口減半的慘禍（毛澤東在莫斯科說中國不怕核戰爭、人口可以死一半，此瘋言狂語並非無因，倒是有曆史依據的），而辛亥革命的雙方則相對克製，全國並無激烈戰事發生，“停戰”是那場革命的關鍵詞之一。馮國璋火燒漢口在清政府內部引發了強烈不滿和反彈，武昌革命軍屠殺滿族婦孺亦在黎元洪出任都督後遭到嚴厲禁止，說明革命的雙方在麵對敵人時仍有遵守文明準則、反對殘忍暴行的道德願望，這在其他的中國革命中不為多見，尤其在此後殘忍暴虐的共產黨革命中幾乎絕跡。
第五，以往的革命大都以成王敗寇、“槍杆子裏麵出政權”而告終，失敗者即使放棄抵抗也難免人頭落地，而辛亥革命主要是在談判桌上進行，其最終結局亦以契約形式確定，“反革命”的基本人權不受侵犯，前清官員、北洋軍人、立憲黨人與革命黨人一起成為共和國的開國公民，而革命的敵人清室則受到了共和國的優待，尊號不廢，歲用四百萬元，“宗廟陵寢，永遠奉祀”，這是對清廷和平交權的報償，也是政治文明的表征。事實上，作為契約的一方，清廷也可算作是辛亥革命的參與方。
所以，辛亥革命是一場中庸、妥協的溫和革命。
四
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夠迅速成功，之所以所有人都在革命中未獲全勝、也未獲全敗以至人人都可接受革命、卻人人都對革命不太滿意，之所以革命體現出濃鬱的中庸、妥協特征，此三者，出於一個共同的原因：立憲派參與了、並且改變了辛亥革命的進程和軌跡。
清末立憲派既是傳統儒家觀念的繼承者，又是西方憲政新知的傳播者，因為這一雙麵特征，他們在政治上既是保守的，又是進取的，所以他們是天生的中庸階層：對激進派，他們訓之以保守主義，對頑固派，他們導之以進取精神；他們曾經詆毀皇室、痛罵政府，但那是恨鐵不成鋼，而不是呼喚革命；他們轉而讚成共和，但仍然反對窮追猛打、一往無前。他們又是天生的妥協派，對清政府讓步妥協，對革命黨也讓步妥協——之所以讓步妥協，是為了減緩對抗，削弱敵意，製止殺伐，讓暴力破壞適可而止。
清末各省諮議局的成立、國會請願運動的開展，使得立憲派成為輿論界、知識界和上流社會的主導力量，同時也成為一支可以相互策應的、有著鬆散組織的團體力量。武昌起義之所以完全不同於黃花崗起義，得以在一個多月裏波及15個省份，就是因為有各省立憲派的普遍參與。立憲派的普遍參與使得革命暴力的烈度大為降低，也使得革命的方向和結局大為改變。以“議和”而非“北伐”結束革命，以“擁袁”而非“擁孫”走向共和，這幾乎完全是立憲派的思路，出於張謇、趙鳳昌們的主張，以至時人戲稱趙鳳昌為“民國產婆”。
立憲派在多大程度上參與了甚至“篡奪”了辛亥革命？一直以來，總有人指責立憲派是反革命，這當然不是空穴來風。辛亥革命之前，立憲派人士確實以反對革命為基本政治立場。不過，立憲派對清政府腐朽無能的揭露和批判，卻又在事實上構成了對革命黨的強大助力。有人戲稱梁啟超是革命黨的“宣傳部長”，胡適在日記裏寫道，“梁任公為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一直以來，也有人總是攻擊立憲派“投機革命”並“與革命黨爭奪政權”，說“投機革命”是因為一向反對革命的立憲派精英在武昌首義之後幾乎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從湯化龍開始，幾乎無一省革命沒有立憲派領袖的直接參與和大力讚助。若將此突然的轉變稱為“投機”亦無不可，但此種“投機”卻不是為了個人名利，而是為了革命速勝，結束亂局，恢複安定。至於“爭奪政權”則多為汙蔑不實之詞，湯化龍、譚延闓、湯壽潛這些人加入省級革命政權均係革命軍推舉，有的還是革命軍強拉入夥，以充門麵，張謇、湯壽潛等人加入南京臨時政府更是孫中山誠意相邀，與“爭奪政權”毫無關係。
辛亥革命由誰領導？標準答案是：孫中山先生領導。這說法也對也不對。若說是孫先生領導，恐怕也隻是旗號上、名義上領導，否則孫先生何以事後埋怨“黨魁則等於傀儡”？休論革命黨內小團體眾多、派係複雜，孫中山並無統一領導全體黨人之能力（比如光複會一向反孫，發動武昌首義的共進會、文學社也未必服從孫領導），即使孫中山可以領導全體黨人，他又如何領導對革命局勢同樣舉足輕重、或者更加舉足輕重的立憲派人士？再者，若真是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大概不會呈現出那樣一副溫和的麵貌，也不會成功得那麽快捷，而尤其是不會以那樣一種中庸的方式，產生那樣一種妥協的結局。
五
毛澤東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若按以上毛氏名言，辛亥革命簡直就算不上一場革命。
毛澤東還說，辛亥革命的弊病是“資產階級的軟弱性”，由此導致了革命的“不徹底性”和“妥協性”，在他看來，這正是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
然而，以一百年來正反兩方麵的曆史經驗來看，我們得說：辛亥革命的最大優點，也是它最值得後人緬懷紀念之處，或許正是它的“不徹底性”和妥協性。因為“徹底革命”是幻想，是一種烏托邦狂熱病，而不妥協則意味著無休止的鬥爭、血腥的仇恨。
迄今為止，不徹底的、妥協的辛亥革命倒是仍然留給我們精神和製度兩方麵的遺產，供我們繼續享用，而辛亥革命之後陸續發生的那些貌似“徹底”且死不肯妥協的所謂革命，卻隻是讓中國人民內鬥了大半個世紀，死傷無數，破壞無數，留給後人的，除了生命財產的巨額負債，隻有對醜惡暴行的慘痛記憶。
201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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