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句俗話：人怕出名豬怕壯。何以如此？因為一旦有人出頭，所有的其它人都會迫不及待地把一切責任推在這個人肩上。一個人今天為好事出名，明天就會為壞事負責，從而遭殃。所以大多數中國人，最願意作的就是無名小卒，這樣雖然一輩子不出名，但也可以做事不負責任。這樣的心態，導致在中國人中的一個普遍認識，中國承受過的一切人為災難，都是某個暴君的錯，或者製度的錯，或者政府，“黨”和 “主義”的錯，而個體，永遠是受害者。
首先我絕不是說暴君或製度等等沒有錯。一個國家的進步與落後，當權者和製度的責任絕對是首要的。然而，把一切都歸於製度，似乎並不能解釋現實的複雜性，並不能給現實中一切現象提供答案。比如文革中，那些“積極”而“活躍”的紅衛兵的後麵並沒有一個“黨”拿著槍指著他們的腦袋逼著他們去打砸搶；南京大屠殺中日本軍人的瘋狂背後，也沒有什麽軍令逼著他們一定要殺多少中國人。事實上，在二戰中也有少數軍人選擇放空槍，在文革中，也有少數人紅衛兵選擇不參與。所以，在人類大災難中，很多情況下都往往是具體的個體選擇了“瘋狂”。
英文中的一句俗語：“人生就是選擇”（Life is choice）。這句話雖然是句流行的口語，卻反映了一種在西方非常普及的人生觀：人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因為既然自己做的事是自己的選擇，所以其後果就一定是自己的責任。隻有不會作出選擇的人，才是可以不負責任的人。然而不會自己做出選擇的情況基本上隻局限在兒童和智障者中。一個初生的幼兒，麵對火坑都不會選擇回避；而一個大腦殘疾的人，不可能理性地思考，從而更不可能對事物做出正常的判斷和選擇。所以，唯一可以“逃離”責任的，就是兒童和精神病人（法律對兒童和精神病人的特殊處理，就是基於對這一常識現象的理解）。懂得這個道理，我們就應該不難看出，幾乎所有的成人，由於有一個可以思考的大腦，都一定有選擇的可能性存在，除了在非常極端的情況下以外（比如生與死的兩難處境，或者酷刑下等）。由此，個體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就是一個不可逃避的客觀事實。
再回過頭來看文革。毛和共產黨政府自然要對文革的發生負100%的責任，而那些親自動手打人殺人的人，雖然他們不必對文革的政策負責，但對他們惡行的直接承受者仍然負有100%的責任。更由於文革的災難，正是由千千萬萬這樣的無辜者被害而組成，所以每一個打傷人殺死人的行凶者，都應該認識到自己對這場災難負有部分的但卻是直接的責任。
遺憾的是，多數中國人總是認定一切都是製度，政府和“主義”的錯誤。不但在文革這種非常時期的個體行為，就是在現在的“和平”時期出現的“咄咄怪事”，比如小悅悅的死，都可以在製度那裏找到為當事人開脫罪行的借口。
選擇，不但是成人的需要，還是成人的標誌。如果一個成年人說，“我當時不知道為什麽這麽做”，或者“大家都這麽做，所以我就這麽做”，這無異於說，“我是個沒有思考能力的人”。所以一個不懂得選擇的人，一個不為自己行為負責的人是沒有長大的人，或者說是不成熟的人。在心理學中，這種人被叫做“成人兒童”（Adult children）。從這個理解來看，中國人普遍對個體責任的認識之極端薄弱的現象，其實就反映出一個潛在的事實：中國人的整體人格還處於“兒童”時期，處於不成熟狀態。也正因為這個整體的心理“不成熟”狀態，導致中國人一再二三地被統治者“利用”，一而再再而三地成為永不翻身“受害者”。
那麽為什麽中國人如此不懂得自我選擇的重要，如此缺乏個體的責任感呢？在此我又要歸因於傳統文化，歸因於孝道，歸因於在孝道的保護下普遍存在的兒童虐待（雖然原因還可以追究更很更很遠）：一個從小就沒有被給與選擇的人，很難在長成人後懂得如何“自主地”選擇；一個從小就萬事被父母強加於己，習慣了“聽從”的兒童，很容易在成人後承受一種長期的“被壓迫感”，覺得自己永遠不可能有選擇的自由，自己永遠都是苦難命運的“承受者”，而不是命運的“操縱者”。這樣的人，即使在有機會做出自己選擇的時候，不是做出錯誤的選擇，就是在錯誤的選擇後沒有勇氣承擔責任。
更不必說，由於人的心理平衡的需要，在社會大亂之時，好多長期的受壓抑者可以乘機發泄一把，把自己的被壓抑情緒傾瀉與弱勢頭上。所以在亂世之中，這種從小沒有“做主”的機會的人，從小自己的自我需要就被徹底剝奪了的人，最能做出極端的選擇，導致瘋狂的行為，把自己被剝奪的權利從無辜的弱勢者中奪回來。並且，最“合算”的是，這樣的事做完之後，還可以繼續把自己在打扮成“受害者”，不受任何懲罰，甚至不受良心的懲罰。
中國的“成人兒童”心態，由於傳統意識的長期存在（孝道）而長期存在於大部分人中。這樣的民族，好事壞事都是“皇恩”“黨恩”“父母恩”，壞事都是源於“暴君”“政府”和“製度”。所以筆者認為，如果不改變傳統意識，改變對兒童的教育態度，培養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個體，把“思考”，“選擇”和“責任”的權力從當權者那裏奪回來，中國人（作為整體）將永遠是“受害者”，永遠隻配做當權者的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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