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全盤西化”一辨 馮崇義 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
一、“全盤西化”的實質：向現代文明轉型
二、反“全盤西化”實質上是反自由民主
三、中國的全球化：同時擁抱西方的現代文化與中國的傳統文化
【注釋】
“全盤西化”在當代中國是廣受詬病的一種思想觀念。特別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反和平演變”運動中，“全盤西化”成為一個主要的批判對象，受到中國當局與官方學界的全麵批判。從那之後，“中國不能搞全盤西化”似乎已成定論。但是，“全盤西化”的實質是什麽？反“全盤西化”實際上所反何物？國人其實馬馬虎虎、不甚了了。人們已習慣於先入為主地將“全盤西化”作為一頂不受歡迎的帽子來扣人，對“全盤西化”論的精神實質則往往不加思索。本文為“全盤西化”辨，有多層意思。去偽存真，辨明“全盤西化”之本意，是最表麵的一層；本文著力更多之處，是要辨明近代以來反“全盤西化”，舉世滔滔，究竟所反何物？更進一層，“辨”通“辯”，因而本文的最後一層，是為“全盤西化”申辯、正名。
一、“全盤西化”的實質：向現代文明轉型
中國的“全盤西化”思想濫觴於19世紀末的維新變法運動。針對守舊派的冥頑不靈和洋務運動中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主張，當時維新君子們所提出的“一切製度悉從泰西”、“唯泰西是效”等主張，實是“全盤西化”論的最初表述[1]。維新變法和辛亥革命時期，先進中國人的主攻方向是要移植以民主法治為核心的現代製度文明，從而趕上世界潮流。與此同時，也有思想先驅如梁啟超，大倡“新民說”，提出了在中國實現以獨立自由為中心的現代精神文明的任務。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全盤西化”論有了完整的表述與論證，盡管提出這一主張的人們並未使用“全盤西化”這一概念。“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導思想是，以已在西方實現的現代文明取代中國過時了的古代文明。用“五四”新文化運動“總司令”陳獨秀的話來說：“吾人倘以輸入之歐化為是，則不得不以舊有之孔教為非；倘以舊有之禮教為非，則不得不以輸入之歐化為是，新舊之間絕無調和兩存之餘地。”而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領袖們的心目中，已在西方實現的現代文明的核心便是自由主義理想和科學理性，也就是“五四”時期先進的中國人所夢寐以求的Democracy（自由民主製度及其相應的思想觀念）和Science（現代科學特別是科學理性）。陳獨秀明白無誤地宣示：“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西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隻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治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胡適也以其一貫平和的口氣向國人指出：“在曆史上，我們看出那現在科學化（實在還是很淺薄的科學化）的歐洲民族也曾經過一千年的黑暗時代，也曾十分迷信宗教，也曾有過寺院製度，也曾做過種種苦修的生活，也曾極力壓抑科學，也曾有過嚴厲的教風，也曾為衛道的熱心燒死多少獨立思想的人。究竟民族的根本區分在什麽地方？至於歐洲文化今日的特色，科學與德謨克拉西，事事都可用曆史的事實來說明：我們隻可以說歐洲民族在這三百年中，受了環境的逼迫，趕上了幾步，……將來中國和印度的科學化與政治化，是無可疑的。”
“五四”時期的西化思潮實際上隻是進步學界對專製主義黑暗現實及反動複古勢力的反抗，雖然在思想文化上聲勢浩蕩，對當時的政治民主化則收效甚微。之所以如此，既是因為傳統專製勢力的反撲，更是因為當年中國人誤讀曆史、陷入了“以俄為師”的誤區。民國初年的民主政治，本是被滿腦子專製主義毒汁的軍閥武夫和政治流氓袁世凱之流血腥顛覆的。但是人們在解讀曆史時卻張冠李戴，不是將民初政治混亂的罪名恰切地安給破壞民主政治的敵人，反而荒唐地將罪名強加給民主政治本身。反動複古勢力使用各種既野蠻而又狡詐的手段毀壞了初生的民主政治，並變換花樣在政治上胡作非為。但按他們的強盜邏輯，當時的政治混亂反而是民主實踐造成的。在政治和理論上的民主修養有限的革命黨人，當時也將民初中國民主政治的挫折歸因於革命黨人內部的不團結。因而當時軍閥武人和革命黨人同時以不同方式迅速向專製主義回歸，“洪憲帝製”的鬧劇與“中華革命黨”效忠領袖的悲劇相映成趣。唯有新文化運動的戰士們認識到，中國民主政治實踐失敗的原因不是西方民主政治本身有毛病，而是因為中國專製主義的流毒太深；中國政治的出路不是毀棄民主，而是進一步學習西方而實現真正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這才是他們掀起以西化（民主和科學）為核心的新文化運動的本意。可惜，“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西化思潮所形成的對中國固有專製主義有摧枯拉朽之勢的衝擊力，很快便被新的、以最先進的革命姿態登上曆史舞台的專製主義所消解。國、共兩黨同時“以俄為師”，把中國政治引入新的、迷人的歧途。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中國以自由主義為核心的西化思潮又陷入了古、今專製主義的重圍。在這種重圍中，個別有識之士果敢揭櫫“全盤西化”這麵旗幟，以圖突圍。
“全盤西化”這一概念為胡適首創，而理直氣壯地論述“全盤西化”思想的則是以陳序經為代表的一群嶺南學人。胡適1929年為英文《中國基督教年鑒》（China Christian Yearbook）所撰“中國今日的文化衝突”（The Cultural Conflict in China）一文中第一次明確使用了“全盤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這一概念。幾乎在同時，陳序經發表了“東西文化觀”一文，主張“我們要格外努力去采納西洋的文化，誠心誠意的全盤接受他”。緊接著，陳序經出版了《中國文化的出路》一書，係統論述了他的“全盤西化”觀。後來，在1935年的“全盤西化”和“中國本位文化”的激烈論戰中，陳序經及其支持者更進一步申明了他們主張“全盤西化”的學術理路和政治意圖。
30年代中國“全盤西化”論究為何意？既是論戰文字，當年關於“全盤西化”的申論難免有諸多憤激之詞和欠周之論。特別是陳序經，受“文化有機整體論”的誤導，誤以為文化是個有機整體，不可分開，因而曾提出“西化”在量上達到“百分之百”的主張。今天來解讀“全盤西化”論，其主導性言論的精神實質是要徹底突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困局，提供在技術、經濟和政治等各個層麵全麵從西方移植現代文明的匡世救時之良方。
當時的“全盤西化”論者提出如此主張有著鮮明的針對性，即中國已經出現了“半盤西化”的荒唐現實。當時國人在生產技藝、日用生活、消費趣味諸方麵都幾乎毫無保留地追求西化，卻偏偏堅決抵製西方現代文明的核心，即民主憲政的製度規範和自由主義的思想觀念。“全盤西化”論者從來就不象他們的論敵所指責的那樣，要將西方文化的糟粕渣滓也吸收到中國來。陳序經在回應吳景超的指責時明確指出：“迷信的宗教，兒戲的婚姻，誨淫的跳舞（交際的跳舞不在內）、過份的奢侈等……這些的文化，西洋人也何嚐提倡？主張全盤西化的人，又何嚐提倡？”
不為後人注目的熊夢飛教授當年對“全盤西化”的詮釋最為貼切。熊夢飛的主張是“全盤的吸取西洋文化之根本精神”。按照他的看法：“西洋現代文化的根本是什麽？它是：1、科學化的學術思想。2、機械化的工業與農業。3、民主化的政治社會與家族組織。這三樣寶貝織成現階段世界文化體係。他有累積性，西人花了三五百年光陰，集了成千累萬人的經驗，犧牲了無數誌士仁人之心力精力血肉，然後建築成照耀今世的這一座寶塔。……它有普遍性，地無論南北東西，人無論紅黃黑白，誰也要承認以實驗觀察‘窮理致知’，比冥思玄想為可靠，誰也要承認基於大多數人之意見及利益的製度，比作踐大眾以供特殊階級享受的比較近乎情理。”對“全盤西化”的這種詮釋實際上又回到了“五四”時期“民主和科學”的主題，是胡適、陳序經等中國自由主義者對國民黨黨國專製主義統治的抗議。依照“全盤西化”理論改造中國，便是要將中國建設成為自由民主的現代國家。
二、反“全盤西化”實質上是反自由民主
30年代有國民黨背景的學人回應“全盤西化”論的最典型文本，是王新命等10位教授發表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以及隨後的“我們的總答複”。他們危言聳聽地說：“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是消失了，中國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已經失去它的特征。由這沒有特征的政治、社會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漸漸的不能算得中國人。所以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從文化的領域去展望，現代世界裏麵固然已經沒有了中國，中國的領土裏麵也幾乎已經沒有了中國人。”那麽，中國人應該如何對待中西文化呢？他們指示國人，對於“古代的中國製度思想”，要“存其所當存，去其所當去”；對於歐美的文化則應“根據中國本位”，即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來“吸收其所當吸收”[13]。隨後，在回應各方麵對他們的批評時，他們又進一步將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歸結為“充實人民的生活，發展國民的生計，爭取民族的生存”。
對於中國已經失去自己的特征這一高論，自由主義領袖胡適在當時的回應是：“中國今日最可令人焦慮的，是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處處都保持中國舊有種種罪孽的特征，太多了，太深了，所以無論什麽良法美意，到了中國都成了逾淮之橘，失去了原有的良法美意。政治的形態，從娘子關到五羊城，從東海之濱到峨嵋山腳，何處不是中國舊有的把戲？社會的組織，從破敗的農村，到簇新的政黨組織，何處不具有‘中國的特征’？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從讀經祀孔，國術國醫到滿街的性史，滿牆的春藥，滿紙的洋八股，何處不是‘中國的特征’？”
王新命等人提出對外來文化要根據中國的需要來抗拒其所當拒、吸收其所當取，表麵看來持論至為公允。這種觀點的要害並不在於觀點本身的是非曲直，而在於主張由當局及其禦用文人來壟斷外來文化的進口權，野蠻地剝奪國民對思想、製度及其它文化因素作選擇的神聖權利。胡適在當時就一針見血地指出，“政府無論如何聖明，終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
實際上，中國統治階層剝奪民眾選擇製度和文化的基本權利，進而將自己的荒唐選擇宣稱為“人民的選擇”或“曆史的選擇”，目的是為了維護和鞏固自己的特權和私利。晚清以來落伍的中國統治者一直依照中國的“國情”對中西文化選擇取舍。“國情”不過是他們口中的遁詞和手中的玩物，凡不符合他們偏見和特權的東西都被宣布為“不符合中國國情”而加以封殺，結果是無一例外地依照他們的特權和偏見來選擇能夠滿足其統治需要的“文化”，排斥和封殺那些對統治者的特權有威脅但有利於中華民族進步的思想和製度。
麵對陳序經等人“全盤西化”的訴求，王新命等人也承認，“漢代以後中國文化就停頓了”，“吸收歐、美的文化是必要的而且應該的”，“有什麽體便有什麽用，有什麽用必有什麽體，說什麽中體西用，那簡直是不通”。然而當他們回答中國應當向西方學習什麽、應當如何西化這樣的具體問題時，卻將“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簡單地歸結為，“充實人民的生活，發展國民的生計，爭取民族的生存”。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張奚若當時就敏銳地指出：“中國本位文化的要義就是取消‘民權主義’！……更透徹的講，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就是獨裁政製建設運動。’”張氏所言，一語道破天機。近代以來中國那些竭力反對“全盤西化”的政權及其幫閑們真正反對的，正是自由民主理念及其相應的製度；而在其它方麵，從生產方式到生活方式，他們對“西化”可謂趨之若鶩。
中共當年在野時曾經嚴厲批判“國情特殊”論。延安時代成名的馬克思主義權威艾思奇認為：“近代中國的一切反動思想，都有著一個特殊的傳統，如果要給它取一個名字，那也許可以叫做思想上的閉關自守主義。……不管它的外表形式怎樣千變萬化，它的基本內容不外是這樣的：強調中國的‘國情’，強調中國的‘特殊性’，抹煞人類曆史的一般規律，認為中國的社會發展隻能依循著中國自己特殊的規律，中國隻能走自己的道路。”艾思奇還進一步指出，外表形式不斷翻新的“國情論”，是近代以來中國“民賊國賊所應用著的根本的思想武器”，它“首先用一切混淆是非的方法，把中國的革命運動及革命思想形容作純粹的舶來品，把後者描寫成不適合於中國甚至於對中國有害的東西，然後掉弄著各種各樣的狹隘的愛國主義的言詞，來對它施行攻擊。這種狡猾無恥的伎倆的秘密，是在於把落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現狀當做當然一般的國情，在於保存這種舊的國情。”艾思奇的上述批判針對的是用“國情論”抵製馬列主義傳播的觀點。馬列主義本是“全盤”從歐洲搬到中國的舶來品，盡管它實質上與自由民主相對立，但當時卻常常以自由民主為口號吸引青年知識分子。有趣的是，革命成功之後幾十年，“國情特殊論”居然又成了官學。重讀艾思奇當年對此的批判，實令人感慨良多。
三、中國的全球化：同時擁抱西方的現代文化與中國的傳統文化
自上個世紀開始，中國的“全盤西化”與反“全盤西化”之爭，落到實處便是自由民主與反自由民主之爭, 是中國應否移植已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反複證明行之有效的、給人類帶來無限福祉的代議製民主憲政這一現代政治製度。
從學理上說，“全盤西化”論確有欠妥之處，因為文化或民族文化並不真的象現代中國“全盤西化”論者所認為的那樣是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廣義的文化或民族文化包括物質文化、製度文化和精神文化3個部份，狹義的文化則特指精神文化。物質、製度和精神三大類文化當然相互聯係，但各自也有相對的獨立性。在人類文明史上，物質、製度和精神文化三大塊在特定的人群中有過多種多樣的組合方式，細部尾節更是千姿百態。而且，物質、製度和精神文化的普適程度也有差別。
在當今的全球化大格局中重新審視中西文化交往這個老問題，首先要避免的一個誤區就是對文化泛泛而談、從大而無當的角度來討論文化一體化和文化多元主義的是非曲直。“文化”已經被濫用成無所不包、無邊無際的概念，因而對文化的泛泛而談難免不得要領。真正有意義的探討應該具體追問，哪些文化因子具有普適性，哪些文化因子可以保持多元或應該保持多元。
首先來看物質文明的全球化。人類文明的發展是一個由各地的人群不斷創造與學習積累的過程。由於人類生理和心理上同構，世人的基本需求也大同小異，這就構成了全球人類在基本方麵能求同化異的堅實基礎。物質文化的普適性，世人沒有任何爭議。從物質方麵滿足人類需求的物質文明，世人在相互學習時實際上也不存在心理障礙。古代的不同人群所創造的技術，現代各個民族所發展的科學，都能迅速地為整個人類所接受。中國人學習和接受西方文明，也始於“堅船利炮”這一物質層麵。
其次是製度文明的普適性。製度文明是人類組織公共生活的文明成果，大到國家製度，小到家庭製度，世人在不斷地探討最有利於人類生活和人類幸福的組織方式。因為製度體現著人類的檢驗和知識積累，當然有高低之分。以最有利於人類生活和人類幸福這樣的標準來衡量，自由民主製度的先進性和普適性便不可置疑。現代西方世界在製度方麵的成就最為顯著，這絕不是因為西方人更為聰明或善良，而是因為所謂“西方”在多數時候是由多個政治實體組成的，而且政教合一的曆史非常短暫，這些國家及其民眾有機會理性地進行多種製度的大膽設計、反複試驗和自由競爭。因而他們能夠捷足先登，建立起人類最先進的製度文明。自由民主的製度文明是近代以來西方世界對整個人類最有價值的貢獻。
在存在多個政治實體相互競爭的春秋、戰國時期，中國也曾創造很有原創性的燦爛文明。在政教合一的穆斯林世界和秦漢以來形成中央集權大一統局麵的中國，製度創新被控製、防範與封殺，製度文明方麵當然成就有限。好在近代以來人類各部份之間日益密切的交往不斷地消除人們的種種偏見，相對落後的群族紛紛“見物思齊”，各群族之間不斷取長補短，以自由民主為基本理念的全球製度文明的成熟指日可待。就其犖犖大端而論，一夫一妻製家庭製度已被全人類所普遍接受，盡管這種家庭製度一直受到新舊對手的挑戰；以自由競爭和公平交易為核心的市場經濟製度已經遍布全球各個角落，而且大有所向無敵的勢頭；自由民主憲政的政治製度也早已遍布全球，而且已是如此深得世人之心、以至於各類獨裁政權也不敢公然反對。
平心而論，目前中國官方所津津樂道的那些政治製度方麵的“中國特色”，實際上多是舶來品，是通過“以俄為師”移植進來的“斯大林模式”的翻版。政治上的極權／後極權製度因得中國專製主義政治文化的支援而延續時日，並處處顯現出“民族特色”。但它畢竟在自己的發祥地已被唾棄和淘汰。目前中國經濟領域的“權貴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不成熟的市場經濟和黨國特權相結合的怪胎，與參雜著封建特權而又沒有社會主義因素調節的早期資本主義有很多相似之處，隻是弊端更多，給民眾帶來更深的困惑，禍害也更烈。這種連自由競爭、公平交易等基本規則都無法滿足的“市場經濟”，早就該被已在西方實踐成熟的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及社會民主主義的製度安排所取代。
再次是精神文明的傳播與融合。人類不同群族在精神文化方麵的交往和相互滲透，情況要更為複雜一些。其實，我們當今所崇尚的文化多元主義和求同存異，適用範圍主要應當是在精神文化領域。在精神文化領域，人類不同人群有諸多純屬主觀的偏好，不可能、也不應該強求一致。
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後期所發生的“人生觀”問題論戰，正是體現了當時先進的中國知識界的高度敏感。國人長期將倫理和道德混為一談，貽害無窮。一方麵是無法實現現代意義上的政教分離，政治權力中心站在道德至高點上向國民發號施令，誅心愚民等陋習大行其道；另一方麵是為維護中華民族的道德魅力所累，排斥西方世界首先建立起來的現代公共倫理、特別是以自由民主觀念為核心的現代政治倫理。
倫理、特別是規範公共政治的政治倫理（政治文化）總是與一定的政治製度相結合，可以看作是政治製度的組成部份，具有鮮明的時代性。中國文化傳統中以等級尊卑觀念為核心的綱常倫理，是專製政治文化的組成部份，與現代自由民主製度格格不入，不代之以自由主義現代倫理，中國的現代政治文明便無法建立起來[23]。規範私人行為、從而在現代化之後屬於非政治領域的道德，則具有鮮明的民族性。中國傳統道德文化最具魅力的地方，在於講求俗世的“內在超越”，強調個人俗世的道德修養，不需要宗教的約束。而在很多國家和民族那裏，宗教對私人道德的升華發揮重要的作用。
中國人的傳統道德有很多可圈可點、足可傳諸萬世的內容。例如，成型於文化至為燦爛的春秋戰國時期的士大夫人生觀就有一些萬古不朽的高貴品質，應當在全人類文化中煥發光芒。中國士人追求“內在超越”的人生信仰最為寶貴，人生的不朽不必到彼岸世界去追求、不必依靠神的啟示與拯救，而隻要在人世間立德、立功、立言，便能在此岸世界實現不朽，永遠活在現世人和後代的心中；這種人生追求也激勵人們對人生永遠保持積極的態度，致力於參透天道人事、建功立業、化育萬物；而且因為追求永遠活在世人與後人心中，這種人生觀還特別注重個人的修養，培養出一代又一代仁人誌士、謙謙君子。近現代中國主張西化的很多洋派人物，終生都保持著中國士人對三不朽的追求與謙和氣象。思想西化者如胡適，甚至在婚姻家庭方麵寧願選擇中國古典的恩愛、而不是在現代西方更受青睞的性愛來作為維係夫妻的支柱。連蔣介石也稱他是“新文化中舊道德之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之師表”。
除了人生觀和私人道德修養，現代性可以存異的多元民族文化特徵還包括語言、宗教、風俗、審美情趣、情感方式等方麵，當然這些文化因素在相互交往過程中也會相互滲透融合。中國人追求“意境”的審美方式和文學藝術、鍾情於“含蓄”的情感方式、色香俱全變化莫測的飲食文化等等，都是值得特別珍惜的人類瑰寶。當然，在以自由主義為基本平台的現代世界，文化偏好的選擇應當是個人行為而不一定是民族群體的行為。
由此看來，從廣義文化的角度說，特別是在體現著人類智慧結晶的現代製度和知識等方麵，國人對中西之間的界限早就應該消彌於無形。中國在近代長期受西方列強欺淩奴役，對強勢民族的心理防禦機製非常敏感強烈。而且，中國的現代化也是在西方強勢文化的強大壓力下逼出來的，民族主義成為國人追求現代化過程中最強大的力量。追求自私民族利益的強國外交往往使自由民主製度在發展中國家人們的心目中黯然失色，連最先進的中國人也往往模糊了守護民族利益與守護民族文化的界線、模糊了抵製外來侵略與抵製外來文化的界線，從而對本來是人類一體的文化也往往強分中西、強問中西。實際上，真正有利於中華民族利益和中國現代化事業的態度，如筆者在別處所議，應該是“不問中西、隻問高低”，跳出中西二分的陷阱，與人類主流文明全麵接軌。
中國的士人向有“天下一體”的普世觀念，將史學、科學和藝文視為一體，並不將學問分中外，如某類學問歸為中國的學問、某類學問歸為域外的學問。然近代以來，卻隻有極少數學貫中西的前賢能夠跳出中西二分的陷阱。“國學大師”王國維在1911年刊出的《國學叢刊》序中明言標出“學無中西”。按照他的解釋：“何以言學無中西也？世界學問，不出科學、史學、文學。故中國之學，西國類皆有之，西國之學，我國亦類皆有之；所異者，廣狹疏密耳。”陳獨秀在“五四”時期也大聲疾呼：“學術為吾人類公有之利器，無古今中外之別，此學術之要皆也。必明乎此，始可言學術。”身為新儒家的馮友蘭在總結古今中西之爭時也清醒地將“中西之分”歸結為“古今之異”、將中西之別歸結為古今文化類型之別，指出“一般人所謂西洋文化者，實是指近代或現代文化。所謂西洋文化之所以是優越，並不是因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為它是近代或現代底。……我們近百年來之所以到處吃虧，並不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是中國底，而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是中古底。”按照這種思路，中國要改變落後狀態的道路隻有一條，就是實現從中古文化向現代文化的轉型。
這些年中國的西化即現代化剛有了點成就，又受到來自四麵八方的幹擾。一些頗有機心的學界人士迎合官府口味，大倡“國學”以抗拒西化。近現代中國學人輸入西方學理“整理國故”而創建的“國學”，內容包括經學、小學、中國文學、史學、哲學等內容，是適應當時需要的一個學科，絕沒有抵製西方學術的政治意圖。經過幾十年的努力，這些學問早就融入現代學術的相應學科。中國的傳統學術作為人類知識積累的組成部份，當然值得發揚光大。中國在向現代文化轉型的過程中，可以利用、也應該充分利用傳統文化資源，包括與現代自由主義精神相通的仁義恕道、獨立人格、中庸之道、宗教寬容等等。但是現在學界一些人重新祭起“國學”這麵旗幟，煽動朝野上下的狹隘心理，抵製人類先進的政治文明，叵測之心不難鑒之。
文化從來就不是、也不應該是由某個民族壟斷的專利。中國和阿拉伯世界所創造的很多文化在人類現代化之前就傳到了西方，並成為“西方文化”的組成部份。西方人首先發明的文化、特別是製度文化，一經吸收到中國來，就變成中國文化了。中國人近代以來吸收了那麽多外來文化，不斷地“以夷變夏”，並未失去自我。那些未經現代文明洗禮的領域，恰恰就是急待轉型的落後思想和製度。實際上，“西學”從一開始就是一種世界文化而不是民族文化，由歐美幾十個政治和文化實體組成，包括英美法德等諸多民族。將從內容到形式都是世界文化的“西學”，與身為民族文化的“中學”並列，本來就是不對稱的矯揉造做。在全球化已成定局的當今世界，中西文化早就在中國本土水乳交融。一些人依舊舉著“反對全盤西化”這麵陳舊的旗幟來抵製人類進步的政治文明，包括自由民主的製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其結果隻能是象中國近代以來不斷重演的那樣，以維護落後和權貴特權的方式禍國殃民，延緩中華民族的進步。換一種思路，全身心投入全球化的洪流，建設具有普世價值的全球文化，才是正確的因應之道。
結論
與“全盤”相對應的是“半盤”，即“全盤西化”論者們所尖銳批判的那種片麵地追求物質文明和日用生活的西化、卻將最有價值的現代製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拒之門外的態度和實踐。中國人追求現代化已有一個多世紀，因為劃地為牢、在“半盤西化”的圈子內徘徊，至今仍舊隻是在物質、科技層麵實現了現代化，而作為現代文明之核心的自由民主製度及其相應的價值觀念卻付之闕如。因為追求“反西化”的現代化而陷入“全盤蘇化”的陷阱，教訓至為深刻。政治民主化始終是中華民族進一步發展的關鍵所在。
現代自由民主製度雖然源於西方，卻是具有普世價值的人類共同成果。一些國人至今將由普選、多黨製、三權分立、法治等內容構成的現代民主憲政扣上“全盤西化”的帽子來抵製和討伐，除了當權者的驅動，還有一些認識誤區使然。一個重大誤區是對後極權體製心存幻想，夢想在這樣的體製下步入天堂。要維持這樣的夢想，隻有將自己的思想封閉起來強調“民族特色”才能辦得到，因為人類的曆史經驗早就證明，一黨專製盡管也能帶來一定時期的的經濟繁榮和盛世幻象，但它不可能帶來製度進步，因此也不可能逃避製度變革的衝擊。
國人隻有徹底消除了對“全盤西化”這頂帽子的恐懼，才不至於在向人類最先進的政治文明學習時謹小慎微、三心二意，才能夠理直氣壯、義無反顧地追求自由民主的神聖事業。也隻有將那種基於百年屈辱史所培養起來的過份敏感的民族心理防禦機製升華為健康心態，才能夠心平氣和地善待人類現代文明。官方話語中的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實是迄今為止人類最先進的政治文明成果。如果說現代自由民主製度起初具有資產階級的印記，比如對選民的財產和身份加以限製，現在這些印記早就被曆史的波濤衝刷殆盡，當今沒有財產、身份、性別等限製的普選製恰恰是西方早期社會主義運動的輝煌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