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地說,辛亥革命的破壞性不大,屬於非常溫柔的革命了。真正給中國社會經濟文化

造成重大破壞的是其後聯手推翻滿清的那些人自己開始混戰,也即我們說的軍閥混戰。對中國社會破壞最大的是日本侵華和其後的國共內戰。

美國獨立戰爭勝利後,漢密爾頓也力主華盛頓稱帝,可華盛頓拒絕了,因此,他成了奠定美國政體和國體的偉人。

辛亥革命之前,革命黨勢力遠不如改良派大,人心所向的是改良。可是,後來滿清年輕的權貴們犯了一係列愚蠢的錯誤,才導致革命黨勢力坐大。另外,革命黨人比較生猛,屬於人少能量大那種。梁啟超在海外演講他們衝過去就用棒子打,結果生生把改良派打跑了。輿論陣地就那樣被革命黨給占領了。那時的革命黨人都很崇尚暴力,稱之為尚武精神,這都是西風漸進的的結果。而這種對暴力的崇尚,也導致了推翻滿清之後幾十年的不斷戰亂。

時代不同了,現在恢複君主製無異於癡人說夢,那是比儒教複興還困難的事。袁世凱當年的宏論放在今天隻能當作笑料了。別說是新一代年輕人,就是我們這代人有幾個能接受君主製的。玄野兄那篇討論君主製和民主政體的文章目的不是想恢複帝製,而是把民主和君主製優劣之處放在平等的地位進行論述。因為,自從民主體製成為世界主流之後,君主製就成為一種被淘汰和唾棄的政體,是不可與民主政體相提並論的。然而,這卻不是客觀的,也不適合對真理的探求。玄野文裏的一句話說的很概括:君主製是冒險的聖人政治,而民主製是謹慎的小人政治。因此,我理解玄野行文的目的是想用君主製的聖人之善,來補充民主製的小人心態的不足之處。因為,任何一個政體,最後的執行都要落在人身上。一個社會是好是壞,最重要的是看這個社會是好人當道還是壞人當道。是鼓勵人們向善,還是鼓勵人們爾虞我詐。

滿清被推翻後,很多當年反對滿清的人卻開始念叨滿清的好了。滿清的時候,當官的再壞也沒有敢隨便草菅人命的,即使敢也沒能力。因為那時想殺一個人得費很多周章,最後還得皇帝老子審批才行。即使皇帝老子批了,也要秋後問斬。而滿清被推翻後,革命黨當政的時候,殺人可比皇帝老子那時候利索多了。客觀的說,那些成天玩鳥遛狗的八旗子弟,盡管生活很腐敗,但心並不壞,很多滿清官員還很厚道的。那時的革命黨大都是讀書人,他們之所以要推翻滿清不是因為受滿族人的壓迫有多深,而是因為國家積貧積弱,受了太多的外侮,是恥辱感讓他們想學習西方,改變國家麵貌。而這種願望要實現,似乎首先必須推翻滿清才行。

其實,西方的先賢們也不認為民主政體是人類最合理的政體。蘇格拉底在《理想國》裏也認為由大哲學王治理國家是最理想的,這裏的大哲學王就類似我們中國人說的聖人。在《理想國》裏,人類社會被分為四個管理模式,最理想的是:人民是淳樸善良勇武的,君主是理性仁慈的大哲學王。我記得民主製好像隻排在第三位。

中國現在的政體我的判斷是在最末位,人治不是人治,法製不是法製,政府沒有公信力,中央沒有權威,地方胡幹亂幹,百姓怨氣衝天。因此,中國的政改的第一個台階應該是最民主製,當然,這個民主製不一定效法美國,比如,我們可以給百姓彈劾權,對那些不作為和腐敗的官員,老百姓可以彈劾他們。隻有這樣才能革新吏治,開啟民智,保障公民權和言論自由,才能樹立社會正氣。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所謂的茉莉花革命本質上並不算是革命,而是一種政治訴求或稱情緒表達,是對嚴格的言論管控的不滿。如果中國真的需要一次革命的話,我到很希望是茉莉花這樣的和平的“革命”,而不是血腥的暴力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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