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然有篇〈德化權力的死穴〉講的也很透徹。

西方人愛講個人性惡，他們對人充滿著幽暗意識和不信任的情懷，他們把人性惡視之為不可改造的東西，也就是說，人性惡，生帶來，死帶去，基督教的人性惡更是源遠流長。這種意識和情懷進入政治領域之後不但沒有收斂，反而更加悲觀。著名思想家阿克頓對握有權力的大人物心灰意冷，把大政治家稱為“大惡之人。”以《人性論》聲名鵲起的休謨，對人性也是失望至極，那些從政之人在台上服務於人民、服務於國家時，他就假設這些人是個無賴，其“無賴假設”至今仍振聾發聵。美國的創立者們也深受此影響，建立政權的陰暗基調讓美國後人傷透了心，他們知道在人間難以建立天國，行使政權之人既不是由天使組成，也不是由惡魔組成，而是由具有不完美人性的人組成，由一批有野心的人組成，所以政權建立的目的之一就是：“野心必須用野心來對抗。”政府本身的存在就是對人性的最大恥辱，他們進一步地解釋說：“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天使統治人，就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來的或內在的控製了。”正是基於人性惡的預設，美國才建立了極為複雜的憲政民主製度，使政府難以濫用權力，為所欲為。

　　中國人愛講個人性善，僅一句眾所周知的“人之初，性本善”，就點化了傳統儒學的精髓。即使有人性惡的因子，也可以化惡為善，把人視之為可以改造之物。正是因為有了人性善的預設，那些道德情操高尚的人，經過權力者和思想家的共同謀化，變成人們學習的偶像。古有大禹治水、孔融讓梨，現有張思德、白求恩、雷鋒等。這些道德偶像成為人們良善與否的基本標誌，對百姓進行德化教育，以德治國。人性善進入到政治領域，人們對政治充滿著希望，基層政治有“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中層政治有“包青天”，高層政治有立德、立言、立行。基層政治、中層政治、高層政治不但要“為政必先正名”，更要“為政以德”。從政之人隻要有了德，就可以一統江湖、雄霸天下。

　　人性善預設的好處就是對人性充滿了希望，通過德就可以把人點石成金。人性惡通過教育也可以走向良善之路，進而迸發出人性的光輝。從政之人隻要是個好人、哲人、賢人、聖人、好皇帝，權力就一定會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係，以人為本。人性善的壞處就在於，對於那些清官、好皇帝的權力進行內部和外部約束都因少了道德支點而難以進行製度建設。就是找到了清官、好皇帝，也因為清官、好皇帝不是上帝，不能扮演上帝的角色，不能全知全能，他們的理性是有限的，能力是有限的，不能預料所有可能和不可能發生之事，好心也會辦壞事，善良的動機也可能帶來惡的效果。

　　實踐表明，中國幾千年的人性善文化並沒有結出累累碩果，民間因此造成的偽君子一籮筐，柏楊因此以“醜陋的中國人”給國人定了性。政治上也因此形成了兩套話語，一個是公開語言，一個是私下語言，官場上說官話，在私下裏奉行“潛規則”，鬼話連篇。看那些所謂的以立德、立言、立功為己任的好皇帝，有哪一個不是家天下的捍衛者？就是人們讚不絕口的李世民的“貞觀之治”，也是以對自己的親兄弟殺戮為前提的。“儒表法裏”成為專製者治國的不二法門，儒體現了人性虛偽的外觀，法則是對人性的不信任。與西方不同，曆代統治者對人性的不信任不是來自神性，而是來自經驗和事實的觀察。因為是家天下，國家是皇帝的，即使人性有醜陋一麵，權力不受製約倒也有了合理性和合法性。

　　中國已經進入了二十一世紀，融入世界文明，融入世界民主化潮流已經成為世界大趨勢，既然人性善的進路使民主製度建設成為道德難題，不如對人性進行惡意的揣度，不以改變人性為目的，通過製度給人性套上韁繩，讓那些從政之人在籠子裏對人民說人話，就會更加可靠。這個籠子，就是民主、法治做成的籠子，就是憲政民主的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