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錢穆先生《八十憶雙親》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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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先生是家學深厚的國學大師，其文章素以思想深刻、語言簡練和學究氣濃厚而著稱。錢先生的書我都是一字一字的讀，讀的很是辛苦，可這篇《八十憶雙親》我卻一口氣讀完。掩卷之後，感佩之情油然而生。錢穆先生以八十之高齡，用幾乎失明的雙眼，費八日之時，成就此厚重濃縮之文。讓我們後人不僅能體恤前輩的孝親至情，也能管中窺豹，一睹昔日中國之民風和其厚重的文明。這不到四十頁的文字，竟有四、五處讓我喉頭哽咽，淚濕眼角。

一

在我的印象裏，滿清後期的官吏都是腐敗透頂的，他們都是魚肉百姓，蠻橫無理之徒。別說家務事，就是天大的冤情也是有理無錢莫進來，絕不會有哪個縣太爺會為了家族內的糾紛而費心費力秉公斷案的。可在錢穆回憶他父親年輕時的一段族內訴訟，卻讓看見滿清末年的另類官員。錢父因家族所辦的懷海義莊不救濟家族的鰥寡孤獨，曾與其前輩叔伯對薄公堂。而他家鄉的這個縣太爺是個知書達理，能辨是非善惡的好官，至少在這個案子上表現的內懷仁德，外持公理。他不僅接了案，還認真閱讀了訴狀，覺得錢穆之父是有理的（“感其理足”），稱其“情理兼到，辨而不掩其誠”。而同時他也看出錢父的叔伯們也是“溫文多禮”的人，於是他多次斡旋，在滿足錢穆之父的要求後，促成雙方和解，而縣官大人也成就了一樁美事----懷海義莊重新履行其責任。

基層政權的好壞曆來關係到一個王朝的興衰。曆朝曆代，出問題的也總是基層政權，基層官員如果素質低下，很容易引起民變。而一旦基層政權失控，則這個王朝的衰敗就無法逆轉。因此，中國曆代的皇帝大人都十分重視基層官員的素質，縣太爺級別不高，可每個縣太爺上任時皇帝大人是都要接見一次，大概是看看麵相，盡管皇帝大人很忙。如今的中國，所謂的“群體性事件”層出不窮，而這些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很多都是基層官員的素質低下造成的（高層官員素質也不咋樣）。基層官員直接麵對群眾，如果他們缺乏對民眾基本的仁愛之心，工作方法粗暴、蠻橫，對民情麻木不仁就等於國家的末梢神經壞死。這種狀況如果無法逆轉，早晚會導致整個機體的壞死。

另一方麵，作為被告的錢父的富家叔伯們並沒有因為這個世侄的訴訟而敵視和仇恨他，反而見其往返縣城不辭辛勞，而感其“誌節”，又憐憫其體弱多病，則招其同船而行，同宿而居，照顧其飲食起居。盡管到了縣城他們又對薄公堂。

在光緒年間，一個不起眼的小縣城竟然有這樣一個通情達理，宅心仁厚的縣官。一個基層小吏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在山高皇帝遠的地方，竟能恪盡職守，以仁心向民，讓我對當時的基層官場不得不刮目相看。而錢父叔伯們的親情和厚道也讓我以一管而得窺當時淳厚的民風。於是，我不由想起武生兄在《六十年的回響》一文中對齊邦媛所著《巨流河》的一段評論：

“在中國，任何時候都可以找到很多願意在深夜冒著嚴寒騎馬到鄉下救人的醫生。但是我很確定地知道，今天，有這樣文化修養的普通人，別說在距離大城市一個小時車程的鄉下，就是在城市中心，也不多。

這個消亡過程，就從六十多年前開始。今天中國的大學生，包括很多他們的老師輩，連《三國演義》都得別人給他們講解。

中國的文化傳承從什麽時候開始，在什麽地方，出了什麽問題？ ”

今天，我跟武生兄有同樣的追問：中國文化的傳承從什麽時候開始，在什麽地方，出了什麽問題？

中國的曆史太長，太複雜，因此曆代史學家都是刪繁就簡，隻揀重大曆史事件和人物記述，一些升鬥小民之事往往無暇顧及。加上過去的印刷術和製版技術效率不高，能被記到書裏的人物和事件是少之又少。當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中對此也是深有感觸，發了很大一段牢騷。萬曆年間中國曾出兵抗倭援朝，這一事件對於朝鮮和日本都是重大的曆史事件。在朝、日兩國，相關的書籍和論著據說是汗牛充棟，可作為這場戰爭的勝利者和重要參與方的中國，其文字記述卻寥寥無幾，戰後也沒什麽人提及，在史書上更是寥寥幾筆帶過。這都因中國該入史的事太多，抗倭援朝這點事還入不了史學家的眼。

既然連抗倭援朝這樣的大事都被史學家幾筆帶過，那像錢穆所敘的平民百姓的小事就更是不值一提了。因此，我讀中國的曆史名著總是看不到那曆史偉人後麵的小人物，也看不到重大曆史事件後麵的平民百姓的真實生活。能看到的隻是宮廷正史，一部充滿血腥和陰謀權鬥的厚黑史。然而，這絕不是中國曆史的全部，甚至官場的曆史也不是民間曆史的縮影。中國傳統文化最優秀的表現不在官場而在民間。而錢穆先生此書的曆史價值也正在於此。它豐滿和完善了中國的一段曆史。

讓人欣慰的是，近些年描寫重大曆史事件中小人物和悲劇人物的書籍多起來。先有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後又有龍應台的《大江大海----1949》和齊邦媛的《巨流河》。從這些書中，我看到鮮活的曆史和鮮活的人物，這些曆史不再是英雄豪傑的演義和驚心動魄的權力爭鬥，而是平民百姓真實的生活和真實的感情。從那些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身上，我看到我們這個民族的偉大和堅韌，溫厚和善良。

二

錢穆先生寫文章一貫的惜墨如金。在《八十憶雙親》中，他對外祖父家僅用三個字來描述----“儒而農”。我不太明白儒而農的確切意思，但看其後文，知其外祖父家有一頭牛，還雇了三、四個壯丁，如按新中國成立時的成分劃分，這樣的家庭應該算是富農吧。富農也是農民，隻是富裕的農民。但這個富農卻因儒而不同。

當有人為錢父做媒找到錢穆的外祖父時，有人說閑話，說錢穆家是落魄士紳，錢穆的父親也隻是不懂世事的一介書生時，他外祖父的回答卻不同凡響：“詩禮之家，不計貧富，我極願吾女往，猶得稍知禮。”看到這，我對所謂“儒而農”才稍有所悟。這是儒家的價值觀，和今天與拜金主義對抗的所謂主流價值觀不是異曲同工嗎？

今天的人對所謂的文人或曰讀書人不僅沒有尊重，甚而是鄙夷的。這一方麵是文人本身不能做到知行合一，恥其言而過其行，既沒傲骨，也無氣節；另一方麵也是社會風氣大變，在世人的眼裏，今日的英雄是腰纏萬貫的商界英豪，而那些沒錢沒勢的文人書生即使沒有酸臭氣也會被認為是一身酸腐。氣節在今天已成為一個陌生的詞匯了。如果今天伯夷叔齊餓死在首陽山的話是斷不能入史的，很可能會被那些聰明的精英們斥為不視時務的傻冒。中國傳統的文化精神到我們這一代可以說基本上蕩然無存了。

因為既沒有繼承傳統文化，也沒有學到西洋文化，除了毛澤東留下的鬥爭哲學外（如果這個算文化的話），我們這代人可以說是沒文化的一代。

有沒有文化，和學曆高低關係不大。現在滿朝文武大都是博士學位，其學位的真假暫且不論，這些文憑所代表的文化卻與學位的高度不相配。且不說那些理工科畢業的高材生們，即使是文科畢業的高材生也一樣，讀了十年書也未必能見聖賢。張潮說：“讀書不見聖賢，為鉛槧傭；居官不為子民，為衣冠盜。”正因為如今的讀書人鮮有見聖賢的，這些人做了官也就自然而然成為衣冠盜。這不是我們這代人天生性惡，而是長期缺乏人文精神熏陶、良知被蒙蔽造成的。

在《師友雜憶》中，錢穆先生講述一段當年的見聞：蕩口鎮果育小學教師“倩朔師在最後一年，亦赴蘇州城邑中學兼課，每周往返。當其歸舟在鎮南端新橋進口，到黃石弄停泊，幾駛過全鎮。是日下午四五時，鎮人沿岸觀視，儼如神仙之自天而降。其相重視有如此。”

今天能獲此殊榮的大概隻有那些影視明星和讓人看不懂的李宇春們了。我們生活在一個伶人受寵的時代，因此尊師重教隻能是一個口號。

在清朝末年那個動蕩的年代，在江南的平民百姓中還保持著如此濃厚的尊師重教之情，真是讓活在太平盛世中的我們無顏麵對。“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錢穆的父親去世後，曾有族人給錢穆的大哥（錢偉長的父親）介紹到外地商店打工，以謀家用。可錢母不允。曰：“先夫教讀兩兒，，用心甚至，今長兒學業未成，我當尊先夫遺誌，為錢氏家族保留幾顆讀書的種子，不忍令其遽爾棄學。”

家興則國興，為錢家保留一顆讀書的種子，也是為中華民族保留一顆讀書的種子。也多虧了這位母親的見識和堅持，否則日後是否會出現一個科學泰鬥錢偉長還不可知。

讀到此，讓我想起龍應台在《大江大海--1949》中講述的那個《古文觀止》的故事。在戰火紛飛的逃難路上，中國的文化人用一本破舊的《古文觀止》做教材，仍不忘傳授中國的文化，讀來真讓人唏噓感慨。中國文化的種子正是這些平民百姓的細心嗬護、心血澆灌，才曆經坎坷，而始終代代相傳的。

在我們這個時代，雖然各行各業術業有專攻，但都是為稻粱謀。職業的尊嚴和驕傲皆由掙錢的多寡所決定。那種清流的品質和書生的傲骨都被精明的思維和世俗的誘惑消磨殆盡。

三

錢穆的母親也是一個讓人敬佩的有誌節的母親。錢穆回憶他的母親，從不打罵孩子，也從不喝斥他們，甚至也沒有教誨，隻是和他們話家常。可就是在這種並非刻意教誨的家常中，錢穆兄妹們得到最好的人生教誨。錢穆的母親不識字，卻也知禮。這讓我想起我的奶奶，她也不識字，可奶奶的善良和厚道卻一點不比知書達理的人少。記得我小時候，奶奶經常給我講《薛裏征東》、《楊家將》和《狸貓換太子》這三個評書故事。我猜奶奶的價值觀和是非善惡觀是來自身邊人的教誨和這些評書戲劇長期熏染。除了詩禮之家外，中國文化在底層百姓間的傳承，主要是通過戲劇評書的形式和口口相傳得以完成的。

錢父在世時，錢穆家的日子就過得就拮據，當錢父壯年早逝後，錢家可謂一貧如洗了。但錢母卻從不哭窮，也很有誌氣。當錢穆的大哥（錢偉長的父親）畢業工作後，錢母立即停止去懷海義莊領取救濟。絕不占一點便宜。錢穆還講述了這樣一段往事來表現其母的重信輕利。

那年代一般百姓的信譽都很好，本鎮居民到街頭店鋪購物都可賒賬。到年底的時候各家店鋪才到挨家收取欠賬。一般的規律是，把信譽最好的放到最後收。如果除夕一過，有的店鋪幹脆就不收了，算是年底送個人情。錢家因名聲好，收帳的一般都是下半夜才來。每到這個時候，錢母都讓錢穆的大哥挑燈守夜，以示除夕未過，絕不拖欠。這樣的以行代言的家教，也難怪錢家書香重現，一門儒雅。

因此，在今天，我們的生活盡管很舒適，很享受，可我們總是覺得生活中缺少點什麽。畢竟，歌舞酒肆之樂與詩書聞道之樂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如果生活的幸福能夠被指數化，今天富裕的生活的指數不見得比貧窮的時代高。

錢穆回憶自己兒時的生活時寫道：“一家生活，雖極貧苦枯寂，但餘兄弟在當時，實並不知有所謂枯寂。惟若先父之靈，如在我前，如在我左右。日惟以獲多聞先父之遺言遺行為樂事。”而其先父的遺言遺性則都是從母親家常話中得知。這頗有當年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的遺風。

錢穆對母親的感情非同一般，對母親的孝順也恪守古禮，盡心盡力。這到不都是因為錢穆自幼苦讀聖賢書，持禮重孝，而是對母親有著深厚感恩之情，對母親的人格有著由衷的敬佩。其拳拳之心，有書為證：“八十年來，非先母之精神護持，有烏得有今日，及今追述，固不能當先母平日之為人之萬一，然亦何以竭此心所存之萬一乎？亦竊願掬此心以告當餘世之同為孤兒者，庶能獲此心之不孤，然亦何以報先父先母於地下。悠悠蒼天，我悲何極。”

錢穆先生還是欣慰的，因他畢竟在母親的晚年，專門在家閉戶不出，陪伺母親一年。

人生的一大遺憾是有孝心卻無所養。蝸居波士頓的時候，曾有一鄰居，貴州人。此人憨厚、仁義，一次談到孝順的話題，此兄的一句話讓我至今不忘。他說：人最不能耽誤的就是盡孝。他從小是奶奶帶大的，與奶奶的感情超過與父母的感情。來美後，他總想給奶奶寄點錢回去，略表孝心，可當時他的日子過的捉襟見肘，於是就總是把寄錢的事往後拖，心想，反正奶奶身體硬朗著呢，等回家探親的時候直接帶給奶奶更好。可沒想到人生無常，奶奶在他計劃回國的那一年忽患急病去世。聞此噩耗，他這五尺男兒竟哭紅了雙眼。事隔多年，他與我談起此事時，仍然眼圈發紅，聲音哽咽。我非常理解這種和無法抹去的歉疚和追悔之情。

中國人的感情如果說與西方有所不同的話，就是我們有仁孝之心。其實我並在乎中國有什麽樣的文化，信仰什麽宗教，隻要這個文化是懷仁懷德的，隻要這個宗教是勸人向善的，我都推崇之。中華文化曆經五千年而不滅，其根本原因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有著巨大的包容性，可謂兼容並蓄，海納百川。

中國的傳統文化經過三代人的破壞，到今天已經到了衰敗的低穀。而我們要複興中國文化，繼絕興滅，則不是三代人就能辦到的。如今一談複興中國文化，就端出之乎者也，而忘卻中國文化精神之根本，實乃背道而馳也。

中國文化斷裂的惡果今天已經顯現。各種極端思想風氣雲湧，簡單化思維盛行，社會浮躁、價值觀混亂、信仰缺失、富貴階層驕橫、貧賤階層暴戾，這些都是一個民族文化衰微的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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