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與基督的淵源
玄野
西方基督教世界在黑暗的中世紀之後，迅速地發展出係統的科學，進而稱霸世界；中國文化擁有著兩千年領先世界的曆史，卻與科學無緣。這一點幾乎困惑了每一個中國人。科學為什麽單單出現在歐洲，科學與基督教到底有何淵源，一直是見仁見智，眾說不一的話題。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這一現象取決於文化的差異，而非個人智力的高低。人類的靈性對自然的奧秘保持著永恒的探索激情與敏感。莊子問：天之蒼蒼，其正色也？自然是如何塗抹了天空和海洋的蔚藍色呢？對自然的洞察與思索多取決於個人的智慧，而由此到真理的最後揭示往往需要數代人上百年的努力，遠不是個人之力所為。某一項科學發現可能因為某些人的智慧，但是作為一個龐大而係統的高度繼承性的科學的發生與發展，必然決定於哲學思路，信仰類型和社會結構。
哲學探討人和自然的關係，因為視角的不同，人類曆史上不同的地域的文化創造出了完全不同的哲學思想。一個適合於科學誕生的哲學思路－－或者說觀察世界的視角，就成為科學出現的決定因素。可以說，古希臘的一係列哲學思想，尤其蘇格拉底的理念論就是這樣的哲學思路。而在人文環境方麵，信仰，文化類型和社會結構對科學的發生發展所起的作用也是決定性的，我們所需要思考的正是基督教在這一方麵的角色。
不同文化之間的核心區別在於對世界主宰的認識。世界的主宰隻有一個，而人類的描述卻千差萬別。西方叫做上帝，中國稱為天道。斯賓諾莎泛神論的上帝與老子的道有著驚人的一致性，也惟有從那時起，二者在哲學意義上的對話和比較才更有效地集中在實質上。他們所觀察的側麵是不同的，西方的上帝是極盡勤勉與嚴謹的，而中國的天道是瀟灑與超脫的。認識的差異對自然本身沒有影響，卻決定了人類奉行什麽樣的信條來服務或者追隨上帝或道。東西方文化對待世界主宰的態度具有顯著的不同－－一個執著，另一個超然。上帝創生萬物，撫育恩澤萬物，並審視萬物。道則是另一番形象：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國對天道的描述是令人陶醉的。但這種美所衍生出來的人文環境卻不支持科學的發生發展。追溯一下基督教信仰在科學發生發展中所承擔的角色，就不難明白這個道理。
科學在近代基督教世界的發生發展並非偶然。科學本質上源自於人類的靈性，是無價值或者超價值的概念。科學起初是無法應用於實際生活的真理，科學生發出技術才能夠為人類創造利益與價值。所以作為高度係統性並且高度繼承性的科學誕生的困難並不在於智力的高低，而在於社會是否有一個環境支持這種沒有價值的學問的發展，從而在許多代人的努力以後一步步構建這個輝煌的大廈。個人的信仰是否堅定到足以執著於自己的特立獨行？文化類型是否給予這樣的行為以尊重？而社會結構是否提供了經濟支持？作為經典力學主要奠基人的牛頓說，他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揭示造物主工作的慎密與偉大。在那個時代，整個歐洲對上帝的信仰程度是超乎我們想像的。上帝創造萬物，是讓人認識他，追求他，感激他，科學研究是對上帝的最崇高的服務。科學工作上升到了信仰的頂點。這在科學家本人所激發的能量是無限的，而社會不但給予極高的崇敬，也會產生特定的職位或者機製為科學家贏得豐厚的經濟來源。這樣，基督教世界就為科學的發生發展提供了足夠的支持。
同時，科學家的上帝與教會的上帝是有顯著區別的。牛頓並不相信教會的三位一體教條，他的宗教觀點與亞流學說及赫爾墨斯主義有聯係。如果他的上帝觀公布於眾，他所擁有的一切將不複存在。在牛頓之前的科學萌芽之初，科學家的各種上帝觀與教會的上帝觀之間的衝突就已經存在，在哥白尼，布魯諾和伽利略等人的身上這一矛盾表現的尤其尖銳。當代人在理解這一矛盾時有一個錯誤，認為這是基督教與科學之間的衝突。在科學家中，布魯諾與教會的衝突可能是最大的。在當代中國看來，布魯諾是為科學的信仰與宗教做鬥爭而獻身的。但是當代英國學者耶茲通過研究認為，布魯諾並非從現在所謂的“科學”的角度提出他的哲學世界觀，相反卻是為了將人們的自然觀推回到赫爾墨斯傳統中。赫爾墨斯主義主張：“上帝之完滿就是萬物存在之現實，有形的和無形的，可感的和可推理的。任何存在都是上帝，上帝就是萬物。”布魯諾是為了他畢生信仰、追隨的赫爾墨斯法術傳統而死的。在當時，布魯諾所堅持的信仰在歐洲很有市場，而且為很多人所尊敬與崇拜，隻是在某些觀念上與羅馬教廷相左。最後被人騙至羅馬也是以拜師學法術為名。可見其思想並非為歐洲主流文化所排斥。所以，布魯諾悲劇的本質不是科學與基督教的鬥爭，而是教廷思想獨裁不容異議的結果。而這種現象自古至今都屢見不鮮。當然，沒有哪一個統治者喜歡布魯諾這樣的人物，但以布魯諾的遭際導出基督教的反動在邏輯上並不成立。牛頓隱藏了自己信仰中與教會相抵觸的部分，哥白尼則避免了自己與宗教的正麵衝突，而布魯諾對基督教的觀點毫不客氣地抨擊。三個不同的策略造就了三個迥然相異的人生，這樣不同的人生對科學真理的傳播並無影響。區別隻在於他們對待信仰的不同態度給後世留下的啟示各不相同。
科學是人類靈性的直接代理。神性是涵蓋欲望，需求，價值等問題的人類基本屬性，而靈性則是無價值或超價值的另一人類基本屬性。人被新事物所吸引，不是由於利益驅動，而在於好奇心，探索的欲望，也就是靈性。科學是一個頑皮而不受約束的孩子，在海灘上玩耍時揀到許多色彩迷人的石子，而這些石子中往往有幾粒鑽石，研磨以後可以開金破玉。基督教認為上帝創作了世界，設計了我們所能感知認識的一切。科學研究是認識自然，也就是認識上帝。因此，科學被賦予了神性的色彩，具備了崇高的價值，它的發展就得到了最雄厚的支持。從這個意義上看，在基督教或者說西方的上帝觀中神性收編了靈性。
在科學的數百年建構過程中，歐洲人的上帝觀，也就是區別於中國的天道和印度的六道輪回的對世界主宰的認識，起了關鍵作用。聯係到古希臘哲學，可以說是地中海文明中的哲學理念和上帝觀導致了科學的誕生。從世界範圍來看，基督教與科學有著必然的淵源；而對於歐洲自身而言，雖然客觀上基督教的上帝觀所造就的人文環境促生了科學，但是科學家們的上帝觀應該是一個比宗教本身更廣泛的文化概念。在科學家那裏，上帝可能是天主教的，也可能是赫爾墨斯主義的，甚或是亞流學說的，更可能是泛神論的，不一而足。牛頓對斯賓諾莎的泛神論很不以為然，愛因斯坦卻篤信自己同宗的理念。二人心中的上帝不同，對科學的貢獻卻不相伯仲。
科學在當代中國受到極大的重視卻又踟躕不前，哲學上的偏頗和信仰的缺失導致了這一尷尬現象。崇拜上帝的人對未知世界是敬畏的。科學的發展指向未知世界，敬畏自然的信仰是科學發展的底線。一些機械的無神論者以萬物之靈自居而淩駕於自然之上。因為對科學已經不再是信仰，而是利用。人們對無法見到其應用前景的科學喪失了興趣。以主人對仆人的心態對待未知世界，未知世界就關上了大門。一些哲學派係似乎是科學的代理，將人類需求作為科學的源動力，這無疑是謬莫大焉。牛頓創立經典力學和萬有引力定律，愛因斯坦發現相對論和質能方程，人類的需求在這些最典型最重要的科學發現中到底是一個什麽角色呢？是科學的進步推動了需求的滿足，而不是相反。需求所推動的主要是應用技術的發展，很少能推動科學本身的前進。當物質需求被錯誤地放在了上帝的位置，科學在這個價值體係之下已經不是被收編與撫養的地位了，而是被囚禁與利用。把科學的最高目標設定為人類利益，當無法看到研究成果的應用前景時，研究者自己都覺得愧疚，更何談社會地位與經濟來源呢？科學也就失去了人文環境的支持。記得有某位著名科學家在談及基礎科學研究的價值時說，基礎科學從最初的成果到創造生產力需要很長的周期，可能是一百年的時間。顯然，無論他的目光多麽長遠，他對科學的價值定位依然是實現人類利益的工具。如果回到幾百年前的牛頓時代提出這個問題，相信人們會認為這是對上帝的褻瀆。因為是人類服務於上帝，而不是相反。時代變遷，如今強調高於我們思維能力之外的上帝可能令許多人難以信服。如果我們從上帝那裏退回到自己的思維中，那麽，將人類的物質利益置於價值的頂端，是否是欲望駕馭靈魂，感官指揮大腦呢？
在不同的國家社會裏，所使用的科學思維方式和科學工具是相同的，導致區別的是科學在社會中的定位。首先是真理與科學在個人內心中的信仰定位，或者說，真理在人的心中處於何等地位。其次是科學的社會定位與經濟定位。科學在全社會的地位如何，從事科學的人，如果他的研究不能造福人類，社會是否給予了足夠的尊重？在普通人的意識裏，科學是無條件的崇高與神聖呢？還是因為它能夠提高我們的生活水準而為人儆仰？隻有前者才能形成尊重科學的社會環境。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中，為追求真理和科學的人創造良好的職位也就是眾望所歸順理成章的了。現時代的國人重視的往往是科學的經濟定位，以為有了強大的經濟投入，科學自然就發達了。其實不然，當科學的從業者沒有將科學作為一個信仰，而隻是作為謀生的工具的時候；當社會對科學的認識依然停留在應用層麵的時候，再巨大的經濟投入都不能根本改變科學在這一社會中的尷尬處境，而資金在到達最需要的位置之前就會被人性的缺點消耗殆盡。在一個適當的信仰確立之前，中國對基礎科學加大經濟投入以期科學的迅速發展是不現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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