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自言是“一捆矛盾”[1]（P1），再加上他個人幽默的風格，因此，正確或者準確地理解和進入林語堂的世界往往是一件很難的事情，有時甚至會出現誤解和偏差。有關林語堂的異教徒稱謂即是明證。由於林語堂在談及個人信仰的時候，出版過題為《從異教徒到基督徒》的著作，加上他在文章中多次自稱為“異教徒”，因此，很多研究者都有意或無意地默認林語堂是、或者曾經是一個“異教徒”，這一看法甚至成為一種共識。周聯華在談到該書的名稱時，明確指出：“（該書）的原名是《從異教徒到基督徒》，其實應該是《從基督徒到異教徒再成為基督徒》。”[2]（P2）其實這裏暗含著一個邏輯前提，即林語堂曾經是一個異教徒。但也有學者並不認同這個說法，如文庸在該書的《代序》中認為：“我想補充的是：第一，我不認為林先生曾經成為一名異教徒。第二，林先生的信仰曆程不是在平麵上繞圈子，繞完一圈後回到原地，而是螺旋式的升華，繞了3600之後回到的不是原地，而是在原地上構建起的巍峨高樓，這裏不是他的旅程的終點，隻不過是個驛站，如果他還健在的話，肯定會繼續他的螺旋式的曆程。”[2]（P2）這段話盡管很簡潔，但卻切中肯綮地指出了林語堂信仰的獨特性。
由於林語堂經曆了信仰“大旅行”的跋涉和探索，同時他作為中國現代著名的文化大家又表現出一個人文學者的個性追求，他的信仰之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接受和皈依基督宗教所呈現的文化自覺與選擇意義，因此，對林語堂“異教徒”稱謂的認定與辨析問題，不僅僅是一個個人宗教皈依的細節話題，而且能夠從信仰探求與文化自覺上給予我們更多新的思考和啟迪。而與此相關聯的三個話題則是：林語堂是，或曾經是“異教徒”嗎？如何理解林語堂的“異教徒”稱謂？對林語堂的“異教徒”辨析有何意義？
一、林語堂是，或曾經是異教徒嗎？
林語堂是“在基督教的保護殼中長成的”[2]（P20），自幼出身於基督教家庭，浸淫在濃厚的基督教文化氛圍中，祖母是虔敬的基督教徒，父親是第二代基督徒，更是一個在當地頗有威望的牧師，並和美國傳教士範禮文牧師來往密切，林語堂接觸西方知識，就是通過範禮文寄贈的“新學”書籍以及林樂知教士編輯的基督教周刊《通問報》的影響。林語堂則是“第三代基督徒”，“在童時是一個十分熱誠的教徒，甚至在聖約翰加入神學院，預備獻身為基督教服務的。”[3]（P 24）由此可見，林語堂到上海聖約翰大學期間，一直是一個基督徒，而非異教徒。
林語堂第一次使用“異教徒”這個詞傳達意義的時間段特指1916年他大學畢業到達北京開始接觸中國社會和文化傳統之後。他說：“住在北京就等於和真正的中國社會接觸，可以看到古代中國的真相。……北京，連同它黃色屋頂的宮殿，褐赤色的廟牆，蒙古的駱駝以及和長城明塚的接近，就是中國，真正的中國。它是異教的，有異教徒的快樂和滿足。”[2]（P19—20）而此時，恰恰是他從基督教世界破殼而出、接觸中國現實社會的轉折點，從此，他認真審視和質疑基督教神學信仰之“靈性的大旅行開始。”[2]( P21)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林語堂開始“自稱為異教徒”[2]（P27）。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林語堂從來沒有肯定地承認自己“是”一個異教徒，而總是貫之以“自稱”，這就說明了他對“異教徒”這一稱謂的使用是飽含深意的，即“異教徒”是，也僅僅是林語堂自己對自己的一種幽默的自謙式的稱呼，這是中國文士獨特的表達方式。和西方人善於自我肯定、自我褒揚不同，中國文士在自我評價時往往表現出謙遜、謙卑的姿態，善於將個人的心意較為曲折委婉地表達出來，而蘊涵其中的深意需要細細體味方得領悟，如果望文生義，則往往產生誤解。因此，我們把握和理解中國文士的自稱、謙辭的時候，就不能單純通過字麵意思來解讀。如周作人自稱“老僧”，但他並沒有出家做和尚，我們也不能因為周作人的自稱而判定他是一個老僧。幽默的風格始終是林語堂寫作的主調，即使在《信仰之旅》這樣嚴肅的哲學著作中，論述的語言依然處處顯現著他幽默的智慧，他之自稱“異教徒”也當是一種幽默的表達。因此，我們不能因為林語堂自稱“異教徒”，就可以不加分析地認為他是一個異教徒。此為其一。
其二，林語堂自稱“異教徒”的時段內，他保持的是一種懷疑主義思想，他所反對和懷疑的是基督教會的陳腐說教，並沒有徹底成為一個背棄基督教信仰的異教徒。他自己也宣稱：“自稱異教徒，骨子裏卻是基督教友。”[1]（P1）他作為一個“懷疑者及可懷疑者”[2]( P95)，他所懷疑和反對的是陳腐的教會與教條的宣傳，“我短暫的神學研究曾動搖我對教條的信仰。”因為“經院派方法的傲慢和精神的獨斷，傷害我的良心。這些教條產自迂腐的心，處理零星的事情象處理物質的事情一樣，而甚至把上帝的公正和人的公正相提並論。那些神學家這般自信，他們想他們的結論被接受為最後的，蓋上了印裝入箱子保留至永恒。我當然反抗。”[2]（P29）林語堂這種懷疑精神不是對基督教信仰的背棄，相反，卻正是在努力走進和探尋基督教真正的信仰和宗教真義。趙紫宸認為：“宗教是人的心血為墨，人的精神為筆，人的曆史為楮，人在日日新的生活裏寫明的意義。宗教是永遠寫不盡的意義。” [4]（P152）他在《基督教哲學》中指出：“徹底的懷疑是解決問題的方法。”[4]（P29）認為“教會不是建造在固定的《信經》上，不是設立在不可信的經句上。人若信上帝是親近人，愛護人，輔助人，救拔人，俾人得自由努力的人格神；人若信他是父，信耶穌是救主，信之篤，持之堅，而是在努力去作愛的生活，豈不就是基督徒麽？豈不就是教友麽？要什麽另外的信條呢？”[4]（P149）趙紫宸的這段話正可印證和說明林語堂信仰之旅的特色，這是一次艱難探尋基督教真正信仰的旅程。所以，從信仰的角度看，林語堂沒有，也不曾做過異教徒。
因而，“異教徒”隻是林語堂的自我稱謂，是一種幽默的表達，而決非他的信仰標識和身份認定，林語堂不是，也不曾是一個異教徒，我們隻能說林語堂是，或曾是一個帶有引號的“異教徒”。他的這一自稱應該是打上引號的自我稱謂。林語堂使用這一稱謂所傳達的含義有三：一是體現了林語堂天生具備的幽默本性；二是反映了林語堂個人懷疑主義思想；三是表達了他對偽善教會和陳腐教義的譏刺立場。
二、如何理解林語堂的“異教徒”稱謂？
異教徒是基督教對偶像崇拜和不信仰基督之人的稱謂，帶有強烈的基督教排他性色彩，“常是一個表示輕蔑的名詞”[2]（P172）。林語堂不是、也不曾是一個異教徒，而是一個帶有引號的“異教徒”，那麽，如何打開這個引號而正確理解林語堂的“異教徒”稱謂所蘊含的意義呢？
首先，林語堂的“異教徒”稱謂使他保持純潔本性並由此探尋和接近真理與上帝。他在談及自己的這個稱謂時說：“因為這種宗教信仰的混亂及教會的分門別派，我曾一度努力去渡過可詛咒的地獄之火的西拉險灘及法利賽黨的女妖，而自稱為異教徒。”
“我站在理性主義及人文主義的立場，想到各宗教互相投擲在別人頭上的形容詞，我相信‘異教徒’一詞可以避免信徒們的非難。因為很奇妙，異教徒一詞在英文的習慣上不能應用在基督教、猶太教，及回教等大宗教之上。”[2]（P172）林語堂不想參與無謂的宗教紛爭，在他看來，宗教信仰詩人的靈性追求，與教派利益爭鬥和彼此駁難沒有關係，隻有本著純潔方正的心，才能尋求到宗教信仰的真義。所以他自稱異教徒，就是為了逃避教徒之間的非難和論爭，他認為：“高山的精神永遠離不開我，而我本質上就是來自鄉村的男孩，這是‘異教徒’一字語源學的真義。”[2]（P28）家鄉的山景、大地賦予給他童年時代純真的本性，使得自稱“異教徒”的他獲得了本真純潔的心性，二這份純真本性，可以是他能夠在懷疑中走近真理和上帝，因此他自信地說：“一個異教徒常是信仰上帝的，不過因為怕被誤會而不敢這樣說。” [2]（P172）“所謂異教徒是多麽常常接近上帝。” [2]（P173）
其次，他之自稱“異教徒”，是由於他在基督教的“前理解”上觀照中國文化傳統而反思到了自身文化的缺失，表現了他敏銳而清醒的“文化自覺”。林語堂敏感地覺察到基督教教育給他造成的文化缺失：“我們搬進一個自己的世界，在理智上和審美上和那個滿足而光榮的異教社會（雖然充滿邪惡、腐敗及貧窮，但同時卻歡愉和滿足）斷絕關係”，“我們不隻要和中國的哲學絕緣，同時也要和中國的民間傳說絕緣。” [2]（P20）他甚至產生“在某一方麵有被剝奪國籍的感覺”[2]（P20），所以他大膽質疑：“為什麽我必要被剝奪？”[2]（P21）正是由於他到達北京後感到對中國文化傳統的陌生和隔膜，產生了文化自覺意識，“對一個有知識的中國人而言，加入本國思想的傳統主流，不做被剝奪國籍的中國人，是一種自然的願望。”[2]( P26)所以他開始跳出基督教的保護殼，轉向對中國文化傳統的“補課”：“帶著羞恥的心，浸淫於中國文學及哲學的研究。”[2]（P27）。正如有論者指出的那樣：“林語堂為自己身份不明而尷尬，他要為自己在中國現實和文化裏發一個‘身份證’，為中國文化而辯，……他從‘忘記過去所學的程序’開始，‘跳出基督教信仰的限製’，而投入到充滿了‘異教智慧’的中國文化世界。”[5]（P 218）林語堂思考的不再是“如何做一個基督徒”，而是“在中國做一個基督徒有什麽意義？”[2]（P20）
再次，他的“異教徒”稱謂是一種換位思考，他對基督教信仰慎思明辨、探索比較的態度，表現了他獨特的“文化選擇”。他在求索真理的過程中為擺脫“先入為主”的窠臼，而以一種“無”信仰者的姿態漫遊於各種信仰之間，深入探究儒、道、佛，西方的各種哲學流派和思想，乃至馬克思主義，既能入乎其內，又能出乎其外，並最終感悟到上帝大光的威嚴。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我曾在甜美、幽靜的思想草原上漫遊，看見過某些美麗的山穀；我曾住在孔子人道主義的堂室，曾爬登道山德高峰且看見它的崇偉；我曾瞥見過佛教的迷霧懸掛在可怕的空虛之上；而也隻有在經過這些之後，我才降在基督教信仰的瑞士少女峰，到達雲上有陽光的世界。”[2]（P53）可以說，林語堂自稱的“異教徒”時期，恰恰是他思想漫遊和信仰求索的時期，它通過換位思考，以自己的高邁智慧和跨文化的博大胸襟，慎思明辨、求索比較，曆經“靈性上充滿震驚與遇險的旅程”，“以個人的探討、以個人瞬間的懷疑、瞬間的領悟，及所獲得的啟示為基礎”[2]( P2)，最終作出獨特的信仰與文化選擇。
三、林語堂“異教徒”稱謂辨析的意義：
文庸在《信仰之旅8226;代序》中指出世人皈依基督教的動機和方式有兩類：“一類是外因起主要作用的被動皈依者，一類是內因起主要作用的主動皈依者。被動皈依者包括受家庭或親友的影響而皈依的信徒和因疾病、挫折、困難等生活中的具體問題而皈依的信徒（後者的動機含有不同程度的實用主義，情況相當複雜）。主動皈依者相對地說受外界因素的影響較少，主要是出於內心的需要而主動從生活體驗出發在理性思考、學術探討中逐漸接近真理，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才接受基督教信仰，這類信徒人數較少。從信仰內涵來說，被動皈依者主要是‘先信仰然後理解’，而主動皈依者則是‘先理解然後信仰’。”[2]（P2—3） 林語堂早期受家庭影響而成為基督徒，無疑屬於被動皈依，後期經過了信仰旅行之後成為基督徒，則屬於主動皈依，他的信仰之旅經曆了“先信仰後理解”與“先理解後信仰”的兩個階段。這兩個階段之間的銜接與轉折時期，正好是他自稱為“異教徒”的階段，因此，對林語堂異教徒稱謂的辨析就具有了特別的意義。
林語堂的信仰理解過程，呈現出兩個方麵的特色：一方麵，與辜鴻銘的盲目文化自大和保守複古不同，也與魯迅、陳獨秀激烈否定文化傳統相異，林語堂自稱“異教徒”，他是在基督教的前理解下，試圖在中西文化間尋求相互溝通和雙向闡釋，這一點非常類似於他所推崇的蘇東坡對於儒、道、佛的文化融合。對於道家思想，他認為：“老子對愛及謙卑的力量的訓言，在精神上和耶穌來自他獨創的、卓識的、閃光的訓言相符合，有時字句的相似也很驚人的”，“老子做到這種最曲折，而且有些迷人的雋語，在精神上已升到耶穌的嚴峻高度” [2]（P111）。對儒家文化，他同樣從中西比較的角度用基督教的“前理解”來闡釋：“孔教精神的不同於基督教精神者即為現世的，與生而為塵俗的，基督可以說是浪漫主義者而孔子為現實主義者，基督是玄妙哲學家而孔子為一實驗哲學家，基督為一慈悲的仁人，而孔子為一人文主義者。從這兩大哲學家的個性，吾人可以明了希伯來宗教與詩，和中國的現實思想及普通感性二者對照的根本不同性。”[6]（P98）
另一方麵，他在中西文化融合貫通的基礎上，不斷深化著對基督教信仰的理解。在林語堂看來，基督教信仰屬於和以往哲學家不同的等級，而超越儒家對人與人關係的穩定研究和自我培養的勸告，也超越了道家思想的虛幻性和佛教逃避顯示困境的努力，呈現為一種人類至善的追求，因此，他說：“在耶穌的世界中包含有力量及某些其他的東西——光的絕對明朗，沒有孔子的自製，佛的心智的分析，或莊子的神秘主義。在別人推理的地方，耶穌施教；在別人施教的地方，耶穌命令。他說出對上帝的最圓滿的認識及愛心。耶穌傳達對上帝的直接認識及愛慕之感，而進一步直接地並無條件地把對上帝的愛和遵守他的誡命，就是彼此相愛的愛，視為相等。如果一切大真理都是簡單的，我們現在是站在一個簡單真理的麵前，而這真理，包含有一切人類發展原則的種子，那就夠了。” [2]（P219）
經過“異教徒”階段的艱難漫遊和求索，林語堂最終將基督教與個人心靈逍遙、道德寧靜等有機融會，進而達成了精神信仰和個人生活的完美結合。他是在懷疑中不斷探索信仰的路途，以自己的行為和信仰實踐了儒家思想中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他由原點回到了原點，但此原點非彼原點，而是一番更高更美的境界。
參考文獻：
[1]林語堂：《八十自敘》（M），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1990。
[2]林語堂著、胡簪雲譯：《信仰之旅》（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
[3]林語堂著、工爻譯：《林語堂自傳》（M），載《林語堂名著全集》（第十卷），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4]燕京研究院編：《趙紫宸文集》（第一卷）（M），商務印書館，2003。
[5]王本朝：《20世紀中國文學與基督教文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6] 林語堂：《吾國與吾民》[M]，載《林語堂名著全集》（第二十卷），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由於林語堂經曆了信仰“大旅行”的跋涉和探索，同時他作為中國現代著名的文化大家又表現出一個人文學者的個性追求，他的信仰之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接受和皈依基督宗教所呈現的文化自覺與選擇意義，因此，對林語堂“異教徒”稱謂的認定與辨析問題，不僅僅是一個個人宗教皈依的細節話題，而且能夠從信仰探求與文化自覺上給予我們更多新的思考和啟迪。而與此相關聯的三個話題則是：林語堂是，或曾經是“異教徒”嗎？如何理解林語堂的“異教徒”稱謂？對林語堂的“異教徒”辨析有何意義？
一、林語堂是，或曾經是異教徒嗎？
林語堂是“在基督教的保護殼中長成的”[2]（P20），自幼出身於基督教家庭，浸淫在濃厚的基督教文化氛圍中，祖母是虔敬的基督教徒，父親是第二代基督徒，更是一個在當地頗有威望的牧師，並和美國傳教士範禮文牧師來往密切，林語堂接觸西方知識，就是通過範禮文寄贈的“新學”書籍以及林樂知教士編輯的基督教周刊《通問報》的影響。林語堂則是“第三代基督徒”，“在童時是一個十分熱誠的教徒，甚至在聖約翰加入神學院，預備獻身為基督教服務的。”[3]（P 24）由此可見，林語堂到上海聖約翰大學期間，一直是一個基督徒，而非異教徒。
林語堂第一次使用“異教徒”這個詞傳達意義的時間段特指1916年他大學畢業到達北京開始接觸中國社會和文化傳統之後。他說：“住在北京就等於和真正的中國社會接觸，可以看到古代中國的真相。……北京，連同它黃色屋頂的宮殿，褐赤色的廟牆，蒙古的駱駝以及和長城明塚的接近，就是中國，真正的中國。它是異教的，有異教徒的快樂和滿足。”[2]（P19—20）而此時，恰恰是他從基督教世界破殼而出、接觸中國現實社會的轉折點，從此，他認真審視和質疑基督教神學信仰之“靈性的大旅行開始。”[2]( P21)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林語堂開始“自稱為異教徒”[2]（P27）。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林語堂從來沒有肯定地承認自己“是”一個異教徒，而總是貫之以“自稱”，這就說明了他對“異教徒”這一稱謂的使用是飽含深意的，即“異教徒”是，也僅僅是林語堂自己對自己的一種幽默的自謙式的稱呼，這是中國文士獨特的表達方式。和西方人善於自我肯定、自我褒揚不同，中國文士在自我評價時往往表現出謙遜、謙卑的姿態，善於將個人的心意較為曲折委婉地表達出來，而蘊涵其中的深意需要細細體味方得領悟，如果望文生義，則往往產生誤解。因此，我們把握和理解中國文士的自稱、謙辭的時候，就不能單純通過字麵意思來解讀。如周作人自稱“老僧”，但他並沒有出家做和尚，我們也不能因為周作人的自稱而判定他是一個老僧。幽默的風格始終是林語堂寫作的主調，即使在《信仰之旅》這樣嚴肅的哲學著作中，論述的語言依然處處顯現著他幽默的智慧，他之自稱“異教徒”也當是一種幽默的表達。因此，我們不能因為林語堂自稱“異教徒”，就可以不加分析地認為他是一個異教徒。此為其一。
其二，林語堂自稱“異教徒”的時段內，他保持的是一種懷疑主義思想，他所反對和懷疑的是基督教會的陳腐說教，並沒有徹底成為一個背棄基督教信仰的異教徒。他自己也宣稱：“自稱異教徒，骨子裏卻是基督教友。”[1]（P1）他作為一個“懷疑者及可懷疑者”[2]( P95)，他所懷疑和反對的是陳腐的教會與教條的宣傳，“我短暫的神學研究曾動搖我對教條的信仰。”因為“經院派方法的傲慢和精神的獨斷，傷害我的良心。這些教條產自迂腐的心，處理零星的事情象處理物質的事情一樣，而甚至把上帝的公正和人的公正相提並論。那些神學家這般自信，他們想他們的結論被接受為最後的，蓋上了印裝入箱子保留至永恒。我當然反抗。”[2]（P29）林語堂這種懷疑精神不是對基督教信仰的背棄，相反，卻正是在努力走進和探尋基督教真正的信仰和宗教真義。趙紫宸認為：“宗教是人的心血為墨，人的精神為筆，人的曆史為楮，人在日日新的生活裏寫明的意義。宗教是永遠寫不盡的意義。” [4]（P152）他在《基督教哲學》中指出：“徹底的懷疑是解決問題的方法。”[4]（P29）認為“教會不是建造在固定的《信經》上，不是設立在不可信的經句上。人若信上帝是親近人，愛護人，輔助人，救拔人，俾人得自由努力的人格神；人若信他是父，信耶穌是救主，信之篤，持之堅，而是在努力去作愛的生活，豈不就是基督徒麽？豈不就是教友麽？要什麽另外的信條呢？”[4]（P149）趙紫宸的這段話正可印證和說明林語堂信仰之旅的特色，這是一次艱難探尋基督教真正信仰的旅程。所以，從信仰的角度看，林語堂沒有，也不曾做過異教徒。
因而，“異教徒”隻是林語堂的自我稱謂，是一種幽默的表達，而決非他的信仰標識和身份認定，林語堂不是，也不曾是一個異教徒，我們隻能說林語堂是，或曾是一個帶有引號的“異教徒”。他的這一自稱應該是打上引號的自我稱謂。林語堂使用這一稱謂所傳達的含義有三：一是體現了林語堂天生具備的幽默本性；二是反映了林語堂個人懷疑主義思想；三是表達了他對偽善教會和陳腐教義的譏刺立場。
二、如何理解林語堂的“異教徒”稱謂？
異教徒是基督教對偶像崇拜和不信仰基督之人的稱謂，帶有強烈的基督教排他性色彩，“常是一個表示輕蔑的名詞”[2]（P172）。林語堂不是、也不曾是一個異教徒，而是一個帶有引號的“異教徒”，那麽，如何打開這個引號而正確理解林語堂的“異教徒”稱謂所蘊含的意義呢？
首先，林語堂的“異教徒”稱謂使他保持純潔本性並由此探尋和接近真理與上帝。他在談及自己的這個稱謂時說：“因為這種宗教信仰的混亂及教會的分門別派，我曾一度努力去渡過可詛咒的地獄之火的西拉險灘及法利賽黨的女妖，而自稱為異教徒。”
“我站在理性主義及人文主義的立場，想到各宗教互相投擲在別人頭上的形容詞，我相信‘異教徒’一詞可以避免信徒們的非難。因為很奇妙，異教徒一詞在英文的習慣上不能應用在基督教、猶太教，及回教等大宗教之上。”[2]（P172）林語堂不想參與無謂的宗教紛爭，在他看來，宗教信仰詩人的靈性追求，與教派利益爭鬥和彼此駁難沒有關係，隻有本著純潔方正的心，才能尋求到宗教信仰的真義。所以他自稱異教徒，就是為了逃避教徒之間的非難和論爭，他認為：“高山的精神永遠離不開我，而我本質上就是來自鄉村的男孩，這是‘異教徒’一字語源學的真義。”[2]（P28）家鄉的山景、大地賦予給他童年時代純真的本性，使得自稱“異教徒”的他獲得了本真純潔的心性，二這份純真本性，可以是他能夠在懷疑中走近真理和上帝，因此他自信地說：“一個異教徒常是信仰上帝的，不過因為怕被誤會而不敢這樣說。” [2]（P172）“所謂異教徒是多麽常常接近上帝。” [2]（P173）
其次，他之自稱“異教徒”，是由於他在基督教的“前理解”上觀照中國文化傳統而反思到了自身文化的缺失，表現了他敏銳而清醒的“文化自覺”。林語堂敏感地覺察到基督教教育給他造成的文化缺失：“我們搬進一個自己的世界，在理智上和審美上和那個滿足而光榮的異教社會（雖然充滿邪惡、腐敗及貧窮，但同時卻歡愉和滿足）斷絕關係”，“我們不隻要和中國的哲學絕緣，同時也要和中國的民間傳說絕緣。” [2]（P20）他甚至產生“在某一方麵有被剝奪國籍的感覺”[2]（P20），所以他大膽質疑：“為什麽我必要被剝奪？”[2]（P21）正是由於他到達北京後感到對中國文化傳統的陌生和隔膜，產生了文化自覺意識，“對一個有知識的中國人而言，加入本國思想的傳統主流，不做被剝奪國籍的中國人，是一種自然的願望。”[2]( P26)所以他開始跳出基督教的保護殼，轉向對中國文化傳統的“補課”：“帶著羞恥的心，浸淫於中國文學及哲學的研究。”[2]（P27）。正如有論者指出的那樣：“林語堂為自己身份不明而尷尬，他要為自己在中國現實和文化裏發一個‘身份證’，為中國文化而辯，……他從‘忘記過去所學的程序’開始，‘跳出基督教信仰的限製’，而投入到充滿了‘異教智慧’的中國文化世界。”[5]（P 218）林語堂思考的不再是“如何做一個基督徒”，而是“在中國做一個基督徒有什麽意義？”[2]（P20）
再次，他的“異教徒”稱謂是一種換位思考，他對基督教信仰慎思明辨、探索比較的態度，表現了他獨特的“文化選擇”。他在求索真理的過程中為擺脫“先入為主”的窠臼，而以一種“無”信仰者的姿態漫遊於各種信仰之間，深入探究儒、道、佛，西方的各種哲學流派和思想，乃至馬克思主義，既能入乎其內，又能出乎其外，並最終感悟到上帝大光的威嚴。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我曾在甜美、幽靜的思想草原上漫遊，看見過某些美麗的山穀；我曾住在孔子人道主義的堂室，曾爬登道山德高峰且看見它的崇偉；我曾瞥見過佛教的迷霧懸掛在可怕的空虛之上；而也隻有在經過這些之後，我才降在基督教信仰的瑞士少女峰，到達雲上有陽光的世界。”[2]（P53）可以說，林語堂自稱的“異教徒”時期，恰恰是他思想漫遊和信仰求索的時期，它通過換位思考，以自己的高邁智慧和跨文化的博大胸襟，慎思明辨、求索比較，曆經“靈性上充滿震驚與遇險的旅程”，“以個人的探討、以個人瞬間的懷疑、瞬間的領悟，及所獲得的啟示為基礎”[2]( P2)，最終作出獨特的信仰與文化選擇。
三、林語堂“異教徒”稱謂辨析的意義：
文庸在《信仰之旅8226;代序》中指出世人皈依基督教的動機和方式有兩類：“一類是外因起主要作用的被動皈依者，一類是內因起主要作用的主動皈依者。被動皈依者包括受家庭或親友的影響而皈依的信徒和因疾病、挫折、困難等生活中的具體問題而皈依的信徒（後者的動機含有不同程度的實用主義，情況相當複雜）。主動皈依者相對地說受外界因素的影響較少，主要是出於內心的需要而主動從生活體驗出發在理性思考、學術探討中逐漸接近真理，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才接受基督教信仰，這類信徒人數較少。從信仰內涵來說，被動皈依者主要是‘先信仰然後理解’，而主動皈依者則是‘先理解然後信仰’。”[2]（P2—3） 林語堂早期受家庭影響而成為基督徒，無疑屬於被動皈依，後期經過了信仰旅行之後成為基督徒，則屬於主動皈依，他的信仰之旅經曆了“先信仰後理解”與“先理解後信仰”的兩個階段。這兩個階段之間的銜接與轉折時期，正好是他自稱為“異教徒”的階段，因此，對林語堂異教徒稱謂的辨析就具有了特別的意義。
林語堂的信仰理解過程，呈現出兩個方麵的特色：一方麵，與辜鴻銘的盲目文化自大和保守複古不同，也與魯迅、陳獨秀激烈否定文化傳統相異，林語堂自稱“異教徒”，他是在基督教的前理解下，試圖在中西文化間尋求相互溝通和雙向闡釋，這一點非常類似於他所推崇的蘇東坡對於儒、道、佛的文化融合。對於道家思想，他認為：“老子對愛及謙卑的力量的訓言，在精神上和耶穌來自他獨創的、卓識的、閃光的訓言相符合，有時字句的相似也很驚人的”，“老子做到這種最曲折，而且有些迷人的雋語，在精神上已升到耶穌的嚴峻高度” [2]（P111）。對儒家文化，他同樣從中西比較的角度用基督教的“前理解”來闡釋：“孔教精神的不同於基督教精神者即為現世的，與生而為塵俗的，基督可以說是浪漫主義者而孔子為現實主義者，基督是玄妙哲學家而孔子為一實驗哲學家，基督為一慈悲的仁人，而孔子為一人文主義者。從這兩大哲學家的個性，吾人可以明了希伯來宗教與詩，和中國的現實思想及普通感性二者對照的根本不同性。”[6]（P98）
另一方麵，他在中西文化融合貫通的基礎上，不斷深化著對基督教信仰的理解。在林語堂看來，基督教信仰屬於和以往哲學家不同的等級，而超越儒家對人與人關係的穩定研究和自我培養的勸告，也超越了道家思想的虛幻性和佛教逃避顯示困境的努力，呈現為一種人類至善的追求，因此，他說：“在耶穌的世界中包含有力量及某些其他的東西——光的絕對明朗，沒有孔子的自製，佛的心智的分析，或莊子的神秘主義。在別人推理的地方，耶穌施教；在別人施教的地方，耶穌命令。他說出對上帝的最圓滿的認識及愛心。耶穌傳達對上帝的直接認識及愛慕之感，而進一步直接地並無條件地把對上帝的愛和遵守他的誡命，就是彼此相愛的愛，視為相等。如果一切大真理都是簡單的，我們現在是站在一個簡單真理的麵前，而這真理，包含有一切人類發展原則的種子，那就夠了。” [2]（P219）
經過“異教徒”階段的艱難漫遊和求索，林語堂最終將基督教與個人心靈逍遙、道德寧靜等有機融會，進而達成了精神信仰和個人生活的完美結合。他是在懷疑中不斷探索信仰的路途，以自己的行為和信仰實踐了儒家思想中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他由原點回到了原點，但此原點非彼原點，而是一番更高更美的境界。
參考文獻：
[1]林語堂：《八十自敘》（M），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1990。
[2]林語堂著、胡簪雲譯：《信仰之旅》（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
[3]林語堂著、工爻譯：《林語堂自傳》（M），載《林語堂名著全集》（第十卷），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4]燕京研究院編：《趙紫宸文集》（第一卷）（M），商務印書館，2003。
[5]王本朝：《20世紀中國文學與基督教文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6] 林語堂：《吾國與吾民》[M]，載《林語堂名著全集》（第二十卷），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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