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 二十年了，第一次寫紀念文章。不是不能為，是不想為。
二十年前的四月，剛剛從美國移民到加拿大(大概是出國學生中最早的一批)，還沒來得及把家安定下來，就趕上了胡耀邦逝世，和後來的學運。天天看電視，看CNN和CBS(我喜歡 Dan Rather)，一直看到六。四。
和國內的同學沒少打電話，盡管那時的電話費死貴。五一七大遊行後，收到三個在部裏工作的同學同天打來的電話，他們從來沒這麽興奮過：百萬人支持學生，中國有希望，GCD會改正錯誤。六四後，又收到其中一個的電話，說要托當海員的同學給我帶些東西，希望我妥善保存。
以後，我天天等待著。直到一天，一個同學從溫哥華港口打電話找我，才收到了所托的物品。回家打開一看，是四盒彩色幻燈片，總共146張，從五一七到那天晚上。看過後，激動不已，這是當事人留給曆史的真實記錄。我把它們珍藏在避光密封的鐵盒裏，一直到今天。
不想寫東西的原因是，對學運的評價，隨著中國日新月異的發展，漸漸地批評多於肯定，先是在國內，滿滿移到海外。特別是那幾個學運領袖在海外表現出人本性中齷濁的一些側麵，和中國日益成為能說“不”字的強國，人們更傾向於學運不是好事，和不鎮壓，就沒有今天的大好局麵的認知。好像罪惡地殺死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是不得已的行為，是為中國今天的繁榮(真是高瞻遠矚)；而絕食請願的學生，倒是在黑手操縱下引起動亂的罪魁。
說實在的，六四後，聽到李鵬和北京那個書記對學運發出的指責，我並不吃驚：他們不這樣宣傳，活不下去。但二十年來，這種指責越來越多地從當年的參加者口裏說出，而且口徑一致地質疑當時的學生，才真讓我感到悲哀。這兩天，又看了一遍那些幻燈片，真可惜了那些年輕的時光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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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年反右的時候，很多單位的領導和民眾，明知說過一些批評GCD話的人，是無惡意的，是真心向黨交心。當上級指標下來時，不得已定了很多人為右派；有的人甚至是在去廁所時，被大家“推舉”的，因為誰也不想當麵把個清白的人指責為右派。
當時大家都明白太多的右派是冤枉的；但正在運動風頭上，先委屈一下，也是為黨好，為國家好，為個人好。“母親決不會冤枉自己的孩子”，感人至深。
但到了1966年的時候，當年的右派，有哪個是被冤枉的？經過十年的政治運動和越演越烈的階級鬥爭，人們紛紛與被“錯劃”的右派劃清界限，直把右派推進和地富反壞為伍的黑五類中，狠批狠鬥。再到為他們平反，承認是錯劃，又經曆了苦難的十二年！
這就是政治宣傳的巨大作用，人們不知不覺地忘記了自己當年的良知！過去是為帝修反的包圍和革命化，現在是為中國的強盛，對錯和曲直，都是可以任由擺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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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朋友說，我以前很認同學生運動，痛恨鎮壓。但了解到那幾個領袖的真相後，感到惡心，也改變了對六四的看法。這是很有代表性的看法，我聽到過不止一次，一人。
在廣場上上萬的學生和北京上百萬的市民，工人，幹部，都是為了那幾個學生領袖而絕食的？而參加五一七大遊行的？再問問自己，當時是懷著什麽心境參加學運的。
這好像是說，我看到了汪精衛當漢。奸的醜態，就改變了我對他刺殺攝政王的尊敬，以至失去了對辛亥革命前期活動的認可。說這樣話，不會得到人們的讚同；可同樣的邏輯，卻是指責學運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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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在搞政治投機，利用學生運動分裂黨，有這樣的指責。
學生開始時，是涉及到了趙的兩個兒子官倒，但同時也涉及了鄧大人和王震的兒子，甚至有一個長長的父子關係對照官倒名單，幾乎涵蓋了中央的所有大老和新貴。顯然，矛頭不是對準趙一個人的，說趙為兩個兒子著急上火，去投機，是不成立的。
趙當時是黨的總書記，是軍委的副主席。他隻要不公開頂撞鄧大人，他就是中國名符其實的第一把手。他用得著投機嗎？就是投機，也要投太上皇所好才對！唯一能動搖他地位的，是鄧對他的反感，或惹火燒身。能從小縣委書記一路爬上來的他，還不懂這個？再不懂，看看前任胡耀邦就是了。趙投機，利用學生，為那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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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在5月17日的鄧家禦前會議上，講過為什麽要對戈爾巴喬夫當眾講鄧小平是我黨的最高決策人的原因，也表示如果傷害了小平同誌，他道歉。這個談話，中央文件和各類書籍都提及過。
批評趙的人，不妨先想想這是一個多麽荒唐的決定。鄧完全可以保留總書記或主席的地位，假如中國的改革少不了他掌舵。表麵上退下，卻執掌著說一不二的大權，隻會帶來混亂和災難。如果批評趙分裂中共，分裂實際是從這個決定開始的。
對鄧大人，我自己一直是感激和尊敬的。從個人得失看，沒有他的政策，我家境不會改變，我不能上大學，不能出國。從國家看，中國的改革開放和迅速發展，是在他領導下實現的。他對中國人民是立下功的，所以他也無愧地自稱是“中國人民的兒子”。但他確實在毛澤東之後，又一次迫壞了中共的“民主集中製”，又一次成為“太上皇”。(他最後認識到這個錯誤，自我解除了權力，停止了終身製，是值得讚揚的。)
他的醒悟來的晚了些，六。四就是他和他的同事破壞中共製度的直接惡果。趙有責任，但不是起決定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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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鎮壓，造成了中共政治改革的大退步，使和平進行社會變革和GCD的自身淨化，都無法進行；使民眾，尤其是官吏幹部的道德觀扭曲。不想睜著眼睛說瞎話的人都知道，現在是中共建政以來最腐敗時期，而且還有越加嚴重的發展。
批評學運的人，說這是學生過早追求“民主”的結果，說中國社會還未成熟到實行民主的階段。實在是本末倒置。
學生的要求，直到戒嚴之前，還隻是反官倒，反腐敗，推動政治改革和推翻4。26社論。追求西方式的民主，不是學生訴求的主流。在和李鵬麵對麵的談話中，學生代表的發言，全社會是看到的。所以，才得到了社會的廣泛支持。中共完全有可能在和平的條件下，在不造成社會動蕩的前提下，接受學生和人民的要求。可惜的是，它選擇了對抗。
六四過後，再沒有人敢過問官家腐敗的事，中國就成了今天這個樣子，能怪學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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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廣場上，常聽到的兩首歌：<國際歌>和<血染的風采>。CBS采訪的記者，說不能想像唱<國際歌>的青年，會反對共產黨。是的，他們真的不反GCD。
同樣，唱<血染風采>的青年，不會不愛這個國家。他們不反共和國。
他們被一小撮人利用了？太低估了他們的才智，也否定了他們的理想。
子彈和坦克卻奪走了他們年輕的生命。
我們還在為討好沾滿鮮血的人，說是為了國家的利益。
學生幼稚，會犯錯誤，我們誰不會？但錯誤隻是錯誤，鎮壓是犯罪，兩者不能等同。
最終會能看到希望的那一天。
二十年前的四月，剛剛從美國移民到加拿大(大概是出國學生中最早的一批)，還沒來得及把家安定下來，就趕上了胡耀邦逝世，和後來的學運。天天看電視，看CNN和CBS(我喜歡 Dan Rather)，一直看到六。四。
和國內的同學沒少打電話，盡管那時的電話費死貴。五一七大遊行後，收到三個在部裏工作的同學同天打來的電話，他們從來沒這麽興奮過：百萬人支持學生，中國有希望，GCD會改正錯誤。六四後，又收到其中一個的電話，說要托當海員的同學給我帶些東西，希望我妥善保存。
以後，我天天等待著。直到一天，一個同學從溫哥華港口打電話找我，才收到了所托的物品。回家打開一看，是四盒彩色幻燈片，總共146張，從五一七到那天晚上。看過後，激動不已，這是當事人留給曆史的真實記錄。我把它們珍藏在避光密封的鐵盒裏，一直到今天。
不想寫東西的原因是，對學運的評價，隨著中國日新月異的發展，漸漸地批評多於肯定，先是在國內，滿滿移到海外。特別是那幾個學運領袖在海外表現出人本性中齷濁的一些側麵，和中國日益成為能說“不”字的強國，人們更傾向於學運不是好事，和不鎮壓，就沒有今天的大好局麵的認知。好像罪惡地殺死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是不得已的行為，是為中國今天的繁榮(真是高瞻遠矚)；而絕食請願的學生，倒是在黑手操縱下引起動亂的罪魁。
說實在的，六四後，聽到李鵬和北京那個書記對學運發出的指責，我並不吃驚：他們不這樣宣傳，活不下去。但二十年來，這種指責越來越多地從當年的參加者口裏說出，而且口徑一致地質疑當時的學生，才真讓我感到悲哀。這兩天，又看了一遍那些幻燈片，真可惜了那些年輕的時光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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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年反右的時候，很多單位的領導和民眾，明知說過一些批評GCD話的人，是無惡意的，是真心向黨交心。當上級指標下來時，不得已定了很多人為右派；有的人甚至是在去廁所時，被大家“推舉”的，因為誰也不想當麵把個清白的人指責為右派。
當時大家都明白太多的右派是冤枉的；但正在運動風頭上，先委屈一下，也是為黨好，為國家好，為個人好。“母親決不會冤枉自己的孩子”，感人至深。
但到了1966年的時候，當年的右派，有哪個是被冤枉的？經過十年的政治運動和越演越烈的階級鬥爭，人們紛紛與被“錯劃”的右派劃清界限，直把右派推進和地富反壞為伍的黑五類中，狠批狠鬥。再到為他們平反，承認是錯劃，又經曆了苦難的十二年！
這就是政治宣傳的巨大作用，人們不知不覺地忘記了自己當年的良知！過去是為帝修反的包圍和革命化，現在是為中國的強盛，對錯和曲直，都是可以任由擺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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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朋友說，我以前很認同學生運動，痛恨鎮壓。但了解到那幾個領袖的真相後，感到惡心，也改變了對六四的看法。這是很有代表性的看法，我聽到過不止一次，一人。
在廣場上上萬的學生和北京上百萬的市民，工人，幹部，都是為了那幾個學生領袖而絕食的？而參加五一七大遊行的？再問問自己，當時是懷著什麽心境參加學運的。
這好像是說，我看到了汪精衛當漢。奸的醜態，就改變了我對他刺殺攝政王的尊敬，以至失去了對辛亥革命前期活動的認可。說這樣話，不會得到人們的讚同；可同樣的邏輯，卻是指責學運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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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在搞政治投機，利用學生運動分裂黨，有這樣的指責。
學生開始時，是涉及到了趙的兩個兒子官倒，但同時也涉及了鄧大人和王震的兒子，甚至有一個長長的父子關係對照官倒名單，幾乎涵蓋了中央的所有大老和新貴。顯然，矛頭不是對準趙一個人的，說趙為兩個兒子著急上火，去投機，是不成立的。
趙當時是黨的總書記，是軍委的副主席。他隻要不公開頂撞鄧大人，他就是中國名符其實的第一把手。他用得著投機嗎？就是投機，也要投太上皇所好才對！唯一能動搖他地位的，是鄧對他的反感，或惹火燒身。能從小縣委書記一路爬上來的他，還不懂這個？再不懂，看看前任胡耀邦就是了。趙投機，利用學生，為那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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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在5月17日的鄧家禦前會議上，講過為什麽要對戈爾巴喬夫當眾講鄧小平是我黨的最高決策人的原因，也表示如果傷害了小平同誌，他道歉。這個談話，中央文件和各類書籍都提及過。
批評趙的人，不妨先想想這是一個多麽荒唐的決定。鄧完全可以保留總書記或主席的地位，假如中國的改革少不了他掌舵。表麵上退下，卻執掌著說一不二的大權，隻會帶來混亂和災難。如果批評趙分裂中共，分裂實際是從這個決定開始的。
對鄧大人，我自己一直是感激和尊敬的。從個人得失看，沒有他的政策，我家境不會改變，我不能上大學，不能出國。從國家看，中國的改革開放和迅速發展，是在他領導下實現的。他對中國人民是立下功的，所以他也無愧地自稱是“中國人民的兒子”。但他確實在毛澤東之後，又一次迫壞了中共的“民主集中製”，又一次成為“太上皇”。(他最後認識到這個錯誤，自我解除了權力，停止了終身製，是值得讚揚的。)
他的醒悟來的晚了些，六。四就是他和他的同事破壞中共製度的直接惡果。趙有責任，但不是起決定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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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鎮壓，造成了中共政治改革的大退步，使和平進行社會變革和GCD的自身淨化，都無法進行；使民眾，尤其是官吏幹部的道德觀扭曲。不想睜著眼睛說瞎話的人都知道，現在是中共建政以來最腐敗時期，而且還有越加嚴重的發展。
批評學運的人，說這是學生過早追求“民主”的結果，說中國社會還未成熟到實行民主的階段。實在是本末倒置。
學生的要求，直到戒嚴之前，還隻是反官倒，反腐敗，推動政治改革和推翻4。26社論。追求西方式的民主，不是學生訴求的主流。在和李鵬麵對麵的談話中，學生代表的發言，全社會是看到的。所以，才得到了社會的廣泛支持。中共完全有可能在和平的條件下，在不造成社會動蕩的前提下，接受學生和人民的要求。可惜的是，它選擇了對抗。
六四過後，再沒有人敢過問官家腐敗的事，中國就成了今天這個樣子，能怪學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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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廣場上，常聽到的兩首歌：<國際歌>和<血染的風采>。CBS采訪的記者，說不能想像唱<國際歌>的青年，會反對共產黨。是的，他們真的不反GCD。
同樣，唱<血染風采>的青年，不會不愛這個國家。他們不反共和國。
他們被一小撮人利用了？太低估了他們的才智，也否定了他們的理想。
子彈和坦克卻奪走了他們年輕的生命。
我們還在為討好沾滿鮮血的人，說是為了國家的利益。
學生幼稚，會犯錯誤，我們誰不會？但錯誤隻是錯誤，鎮壓是犯罪，兩者不能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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