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還有一個對比，就是人性的兩個方麵，一方麵是自由意誌，一方麵是人的動物本能反應。
這兩方麵，在基督、孔子那裏，和在毛的思想那裏，形成了根本的反差。
耶穌說的你要別人怎麽對你，你就怎麽對別人；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兩個人的話，都是以“自己的”自由意誌為出發點。強調了人的自由意誌，“你 ！想什麽”是主導的，別人的行動是次要的、引發的。
這樣，你希望別人能接受你的優點，原諒你的錯誤，“你”“先”就要有這方麵的規劃和想法。就不能別人做初一，你就做十五那樣的。這個思維裏是含有糾錯機製的。這樣，世界會慢慢地朝向理想進展。
而毛澤東最有影響的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是“把別人當成了主導”，“把曆史‘故’事當成了主導”，強調的是人的動物性、被動反應的一麵，變成了“我的行為全是靠別人的刺激來決定”，完全沒有自主的自由意誌做為調節。這就使得一方的錯誤不但沒有改善、糾正的餘地，反而是不斷地放大，你初一、我十五，衝突就不斷地升級了。文革中所謂的階級鬥爭愈演愈烈，就是這種把自己等同於動物的思維決定了的。人們不知道這火怎麽會越燒越大了呢？最終演變成十年浩劫，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戰狼外交，其實也是這種動物性思維的必然，你咬我一口，我就變成狼，沒有自由意誌做為負反饋調節。
到底是人的自由意誌引導調節人的動物性？還是讓人的動物性主導人的行為和思想？這大概也是唯心和唯物的重要差別。到底是跟著聖人慢慢進步，還是跟著馬克思這種“高級動物”（這是他自稱的吧）來回震蕩？在耶穌、佛、孔子、王陽明等人看來，人，是沒有成為聖人的人，是未來佛，本質上是人；而在馬克思看來，人，是比一般動物高級一點的動物，本質上是動物；前者把人當人看，往聖人的方麵引導，後者把人當動物，說來說去根本還是動物。這個差別是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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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基礎不改變，就相當於砸壞一個又一個電腦，買來新電腦，新裝的還是老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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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思想，就是兩個極端在震蕩，一方麵是徹底的動物性，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個“必”，就是外界刺激“徹底決定”我的行為，（這就成了巴普洛夫的狗，雖然這樣說有點好像不尊重，但是理論上是這樣的，徹底相信那種高級動物的理論的人，難道不是首先不尊重自己和別人嗎？）。另一方麵，有時候又要徹底地消除動物性，完全不承認人的動物性需求，生活想好點，他都要割資本主義尾巴。他這種兩極震蕩，沒有指歸，最終帶來十年浩劫。
而耶穌和孔子的教導是以自由意誌來指導、調節、滿足人的動物性功能和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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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人與動物的差別也反映在中美兩國建國的根本思路上，那個聯邦黨人文集，問的問題就是：“人類社會是否真正能夠通過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來建立一個良好的政府，還是他們永遠注定要靠機遇和強力來決定他們的政治組織。”，美國先父們認為我們的人的一麵應該戰勝動物性的一麵，所以可以通過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建立政府。而馬克思的觀點就認定人不能靠理性協商建立政權（人隻是高級動物），所以隻能靠暴力建立政權，隻能從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有時候，人給灌輸什麽觀念，他就怎麽運行。就像電腦裝軟件，要清除malware 也需要技術。
如果直說中國人不認為自己是可以理性溝通的“人”，而是活在叢林法則裏的動物，大家可能生氣。但是，如果大家反省一下，每到曆史關頭，大家都沒有能對等地把對方（也是中國人）當成平等的人看，而是當成不可理喻的異類（比如1945年抗戰後，為什麽無法協商和平），比如89，互相要置對方於死地。就知道，這不是別的民族是否信任我們，而是我們自己內部有沒有互相的信任和基本的信心，是否基本相信“中國人可以不通過槍杆子來建立政權？”。是否還要繼續那種伴君如伴大蟲的日子。
一個國家如果不承認“人終究可以做人、可以溝通”的話，那麽國際、國內激烈衝突就是難以消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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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有時候以為成王敗寇，不知道搶東西能成的，也不一定是因為他有道理。就像所羅門判兩個婦人的兒子。
那個母親把兒子讓給另一個人，並非她沒有道理，隻是因為害怕傷害。如果沒有所羅門的明智，人們有時候也看不清楚到底怎麽回事兒。如果一個軍隊把一個城市圍住，餓死多少人都不在乎，也許他們真能搶下一個城市。
再說美國的大選，有人認為川普在看到明顯作弊的情況下，應該動用非常手段，但是川普或許不想開這個"暴力”幹預大選的先例，不想把美國一刀劈成兩半，初一十五不斷升級，完全拋棄LAW AND ORDER，那就從此徹底拉美化。如果能用和平的手段，把這次大選暴露的漏洞補上，長久看，也許是個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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