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賡與 宋希濂 是湖南湘鄉同鄉，後來同為黃埔一期同學
陳大宋三歲，兄長般照顧小弟。
後來國共分道揚鑣，曾殊途同歸。
1931年陳賡在上海領導中共特科時不幸被捕，宋希濂聯絡多位黃埔同學聯名給蔣介石上書，請求釋放陳賡。最後在宋慶齡等黨內外著名人士的要求下，蔣將陳賡有囚禁轉為軟禁，後陳賡借機逃脫（也難說沒有蔣放救命恩人一馬之意？）。
1949年宋希濂被俘後，陳賡曾去重慶 和 北京的功德林戰犯管理所幾次看望宋希濂。1959年宋希濂特赦獲釋後，陳賡還專程到功德林接他獲釋，並為他設宴接風，對他抗日殺敵給予肯定，此後對他的生活工作多加關照。
宋希濂從黃埔軍校畢業時才隻有18歲，正式銓敘陸軍少將時才27歲，晉升陸軍中將也隻有28歲，可謂少年得誌。
宋希濂，字蔭國，1907年出生於湖南湘鄉。1923年冬，宋希濂跟著同鄉陳賡南下廣州，先是考入軍政部長程潛所創辦的陸軍講武學校。當得知黃埔軍校成立後，陳賡又帶著陸軍講武學校的學生一起要求轉入黃埔軍校，最後陸軍講武學校整體並入黃埔軍校。宋希濂也因此進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第一隊學習。1924年6月，在黃埔軍校加入中國國民黨。畢業後任黃埔軍校教導第2團第2營4連1排少尉副排長，半個月後就升為排長。1925年春參加第一次東征，因為表現突出，升任副連長、連長。7月，經陳賡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9月，參加第二次東征，升任副營長。
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後，蔣介石在黃埔學生軍中開始全麵清黨，宋希濂因此退出中國共產黨。從此後雖然和陳賡身處不同陣營，但兩人的友誼卻一直保持著最初的深厚交情。1931年陳賡在上海領導中共特科時不幸被捕，宋希濂聯絡多位黃埔同學聯名給蔣介石上書，請求釋放陳賡。最後在宋慶齡等黨內外著名人士的要求下，蔣將陳賡有囚禁轉為軟禁，後陳賡借機逃脫（也難說沒有蔣放救命恩人一馬之意？）。
1949年宋希濂被俘後，陳賡曾去重慶 和 北京的功德林戰犯管理所幾次看望宋希濂。1959年宋希濂特赦獲釋後，陳賡還專程到功德林接他獲釋，並為他設宴接風，對他抗日殺敵給予肯定，此後對他的生活工作多加關照。據陳賡兒子陳知建回憶，陳賡在黃埔軍校的同學裏關係最深就是宋希濂，盡管兩人選擇的道路不同，但情誼卻貫穿始終。
11月，解放軍開始進軍西南，宋希濂所部隨即陷入了解放軍的戰略大包圍之中，接連在荊門、川東戰敗，隻得率殘部向西昌撤退。為了減小目標，宋希濂將殘部分為三路，由宋希濂、顧葆裕、丁樹中分頭率領，約定好集合地點，丟棄汽車等全部重裝備，停用電台聯絡，宋希濂甚至換上了草鞋，一頭紮進了川南的崇山峻嶺之中。就在敗退途中，宋希濂身邊的衛士有人歎到：“七十二戰，戰無不利；忽聞楚歌，一敗塗地！”聽到這話，宋希濂不禁打了個冷戰，覺得這是不祥之兆。
12月19日，宋希濂在大渡河畔的沙坪被解放軍追上，宋希濂見大勢已去，拔出手槍想要自殺，被警衛排長一把抓住，奪下手槍，隨即被解放軍俘虜。
被俘之後，宋希濂先是被關押在西南公安部第二看守所。1954年6月轉入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
1959年12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批特赦。1961年2月，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委員。1964年起，先後擔任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1980年，赴美國探親，與久別的子女團聚，隨後定居美國。
1982年8月，在紐約創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任總顧問。1984年2月，在華盛頓與蔡文治、李默庵、侯鏡如發起建立黃埔同學及家屬聯誼會，任副會長。1988年4月，當選全國政協祖國統一聯誼委員會委員。
1993年2月，宋希濂因患嚴重腎衰竭在美國紐約病逝，享年86歲。骨灰安葬在湖南長沙唐人永久墓地，墓碑上是中共湖南省委書記熊清泉題寫的“抗日名將宋希濂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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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奉命率三十六師（任中將師長）由南京開拔，前往西安解救蔣介石。兵至潼關，就地待命。事變的和平解決，大大出乎宋希濂及所有國民黨官員們的意料。蔣介石返回南京後，奉命進駐西安，維持社會治安，兼任西安警備司令。
西安城裏，東北軍不斷內訌，宋希濂奉命“不介入”，但共產黨公開活動，各方各界的人士都雲集在此，抗日救亡的呼聲愈來愈高。蔣介石簽署協議，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共同抗日，中國的曆史又進入一個轉折關頭。宋希濂認識到一致抗日是國人所思、所想、所向，誰要阻擋也辦不到。他端坐在警備司令部的辦公室裏，想到時局的巨變，想到十年前的廣州，想到周恩來老師就在西安城內。眼看國共兩黨將第二次攜手，自己能否捷足先登，去看望周恩來老師呢？宋希濂每念及此，又望而卻步。他深知，不請示最高當局蔣介石，自作主張會惹出麻煩。猶豫之間，陳賡卻登門拜訪來了。他一進門就說：
“我到西安不幾天。昨天周恩來副主席談起你在西安，要我登門問候您！這正中下懷，今天一早我便不打招呼就來了。”
這在宋希濂也是正中下懷。“來而不往非禮也”，既然周恩來老師派人來看望我，為什麽我不能回訪呢？就是最高當局知道了，也說不出啥的。在歡宴陳賡，盡情聚談之後，主動提出要拜訪周恩來老師。第三天，經陳賡聯係，周恩來安排時間會見宋希濂。在一間簡樸的會客室裏，陳賡著一身灰土布紅軍軍服，宋希濂則頭發鋥亮，將官服筆挺。坐定後，周恩來就風趣地說：
“十年前你們都是北伐軍的營長，現在一個是紅軍師長，一個是國軍師長，官階一樣，派頭是大不一樣。真是小米加步槍與飛機加大炮，一土一洋。”
“哪裏，哪裏！”宋希濂不好意思起來，“比別人我也不輕易甘拜下風，但陳賡兄是我的同鄉兼學長，我不敢這樣狂妄。”
於是他們的話頭轉向十多年前的長沙、廣州、黃埔，多少個可懷念的日日夜夜！周恩來最後意味深長地說：
“你和陳賡又走到一起來了，這是頗有象征意義的好兆頭！過去的已經過去了，從現在起，站在一起。日寇虎視眈眈，大敵當前，已經到了用血肉築成新的長城的時刻。在國共兩黨第二次攜手合作之時，你們就發揚黃埔精神，再來個競賽吧。”
“我記著老師的話。”宋希濂告別時緊緊握著周恩來的手，回答說：“不隻是我和陳賡。在日本人麵前，國共兩黨都應當真誠團結，保衛中華，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
“說得好，不愧是黃埔健兒。”周恩來說。
不久，陳賡奔赴華北抗日前線，宋希濂投入“八一三”淞滬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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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宋希濂被特赦之後，周恩來說：學生走錯了路，老師多少也是有責任的囉！
1959年12月4日，經過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10年勞動改造和思想教育，杜聿明、宋希濂等10餘名戰爭罪犯首批獲準特赦。當宋希濂手捧“一九五九年度第二號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書”時，真是百感交集，猶如夢中。更使他出乎意料的是，特赦後的第10天即12月14日，他登上汽車，被告知周恩來總理要接見他和其他特赦人員，宋希濂真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繼而是心潮翻滾，禁不住眼淚奪眶而出。幾十年前周總理在黃埔時期的親切教誨，西安事變後隨陳賡拜訪周總理的情景，仍然曆曆在目。自己走錯了道路，對人民犯下了罪行，今天竟有幸再度去會見被全國人民愛戴的周恩來總理，撫今思昔，又怎能不深感有愧呢！想到這裏，宋希濂不由得神情緊張起來，周總理將講些什麽，而自己又能說些什麽呢！
進了接見廳，當周恩來總理同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一一握手的時候，他仍然因緊張、羞愧而忐忑不安。坐定之後，他才看清楚，在座的還有陳毅副總理以及章行嚴（士釗）、張文白（治中）、傅宜生（作義）三位先生。周總理親切而又風趣地說：
“在座的絕大多數是黃埔學生，我和文白都曾經是黃埔軍校的教官，是你們的老師。學生走錯了路，不管怎麽說，老師多少也是有責任的囉！”
張文白頻頻點頭，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爽朗地笑出聲來，在座的緊張情緒立刻消除了大半，宋希濂也露出了笑容。周總理又接著說：
“曆史已成為陳跡。不管你們走了一段多麽大的彎路，今天總算回到了人民的陣營，又走到一起來了。一頁新的曆史已經開始，這是要向你們表示祝賀和歡迎的。”
一陣熱烈的掌聲過後，周總理又詢問每個人的身體和家庭情況。周總理對宋希濂說：
“看上去你身體不錯，不到50歲吧！你的家庭都有誰在哪裏？”
宋希濂站起來，周總理擺手要他坐著說，但他仍然沒有坐下，回答說：
“感謝老師的關懷，我今年52歲，但身體很好，我的後半生還能為人民做力所能及的事。我的妻子1949年就已病故，5個孩子都在美國和香港，國內還有妹妹和其他親屬。”
“海外的可以先聯係，國內的可盡快見見麵。你們的工作、生活、家庭可以一步步作安排。有什麽要求和困難，可以找中央統戰部徐冰，他是副部長，負責安排你們今後的工作和生活。”周總理親切地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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