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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評社4月19日發表評論說，台灣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係助理教授、《遠望》雜誌總編輯石佳音在“兩岸融合視野下台灣史論壇”上表示，反“獨”促“統”，必須有破有立，如果隻提出相對於“台獨”史觀的說法，但是不能破解他們的思維模式，就沒有殺傷力。要破解“天然獨”，第一要刻意地拒絕使用“台獨”語匯;第二要拆穿“台獨”的知識論。第三，要批判“台獨”的方法論。在看待兩岸關係以及進行反“獨”促“統”工作時，要注意輕重緩急，不僅要收回領土，還要達到心靈契合。
石佳音說，台灣兩黨聯手搞的“台獨”教改，產生的最麻煩的產品是“天然獨”。現在要反“獨”促“統”，必須有破有立，如果隻提出相對於“台獨”史觀的說法，但是不能破解他們的思維模式，就沒有殺傷力。要破解“台獨”，就要知道為什麽反“獨”促“統”的工作做得不成功。過去假定台灣年輕人會變成“天然獨”，或者是因為對大陸的了解不夠，或者是因為得到的利益不夠，所以大部分對台政策，都是讓台灣年輕人來大陸參訪，對他們讓利，一旦這些都沒有效果，就開始懷疑是不是有日本血統的台灣人。關鍵是要正確了解“天然獨”。
為什麽“天然獨”難以轉變？石佳音認為，“天然獨”不是天生的，而是台灣幼童在一定條件下長成了不假思索支持“台獨”的年輕人。“天然獨”不是不了解中國，也不是不知統一對其有利，甚至也不是不知“台獨”沒有勝算，而是其“認知”框架決定了他們在“知識”上自認不是中國人。
石佳音說，“天然獨”的“自幼養成”是透過以下三方麵的作用實現的：第一，“台獨”政黨進行了非常徹底的語言係統的改變，已經把台灣年輕人進行觀察思考的語言都改變了，比如他們創造了“日治”這個詞，比如小孩子接觸到的“大陸”和“中國”的概念是互斥的，其間的差別如同“狗”與“貓”(都是動物，但是是兩種不同的動物)，“台灣”與“中國”也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共同體/社會/民族，比如大陸海關一度容許台灣人走外國人通道;現在要求台灣人走中國公民通道，卻說是“持台灣護照”者。在這種語境下，用這種概念的框架看兩岸關係，兩邊就是“一邊一國”，台灣目前的語境，加上後天教育，台灣年輕人就會自然接受台灣與中國是完全不同的兩個社會、兩個民族。台灣人說去大陸就是“出國”，“台獨”的語匯已經滲透到了各方麵。
石佳音說，第二，“台獨”有一個知識論，就是“台灣島史”史觀，就是以台灣島這個地理區域而不是人群或社會作為曆史敘事的主體，也是國族認同的對象，提出一套實際上在史學方法上完全站不住腳的史觀。現在的台灣島史等於是把台灣史視為台灣島地質學的附屬史。曹永和以台灣島(地理區域;而非人群、社會)作為曆史敘事的主體及國族認同(集體效忠)的對象，違背“曆史是人群/社會的曆史”、“人群才是曆史敘事的主體”之史學原則。
石佳音認為，當小孩子還沒有思考能力的時候，他讀到的教科書就教他，台灣是一個獨立的主體，我們生在台灣島上，我們就是台灣人。在這些觀念下成長的小孩子就是“天然獨”。“天然獨”充滿了因為無知而來的自信，這些人可以如此高姿態地展現他們對“台獨”的忠誠，因為對他們來說，“台獨”是客觀知識，這是“天然獨”的重要特征。他們沒有老一代“台獨”人士那種“自憐”與“悲情”，反而能不假思索、充滿自信地展現對“台獨”的忠誠與對“中國”的仇恨。
石佳音說，第三，“台獨”的方法論是“想像的共同體”/建構論的民族主義。“台獨”引用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理論將“中國”、“中國人”、“中華民族”虛化，並倒過來進行“台灣國”與“台灣民族”的國族建構，這是“台獨”意識形態的方法論。
石佳音表示，事實上，“國家/民族共同體”是基於曆史上的共同命運而生成，必須符合道德，而非隻靠想像就可任意捏造。但“台獨”刻意忽略國族認同的“道德原則”，利用西方理論“大師”的加持與包裝，將數典忘祖、認賊作父視為合理。“雖然‘天然獨’是‘人造獨’，但是被當做客觀知識來學習的時候，這種信念就很難被改變。”
“天然獨”如何破解？石佳音說，第一，刻意地拒絕使用“台獨”語匯，如終戰、日治。第二，要拆穿“台獨”的知識論：曆史是人群的曆史，不是地質學的附屬領域。第三，要批判“台獨“的方法論：“民族”不是“任意想像的共同體”，必須符合史實與道德。
石佳音說，總之，我們在看待兩岸關係以及進行反“獨”促“統”工作時，要注意輕重緩急，不僅要收回領土，還要達到心靈契合。輕重方麵，文化促“統”應該重於武力促“統”、經濟惠台等。緩急方麵，要確定史觀重於史料的觀點：衝擊“台獨”的史觀(不隻是史料)，重建符合曆史與道德的台灣史。
“兩岸融合視野下台灣史論壇”由福建社會科學院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聯合主辦，福建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承辦。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中國軍事科學院、黑龍江大學、哈爾濱師範大學、安徽大學、華東師範大學、浙江大學台灣研究所、南京師範大學、首都師範大學、北京聯合大學、廈門大學、福建師範大學、福州大學、台灣佛光大學、台灣藝術大學及福建省檔案館、台灣文獻館等台灣史專家學者70餘人出席了本次研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