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筆者在台灣大選之前寫了一係列的有關台灣問題的論述（見下麵的鏈接）。回顧這兩年台灣的境況，筆者真心的不願意看到那些論述變成了事實。這裏開始的論述，筆者開始思考實際上解決台灣問題的一些題目，但在寫下這些題目的時候，認識到也許從統一以後的一些問題來看中國統一的這個問題，也許會是一個有趣的角度。這裏我們先從統一後的中國國內政治來探討。
統一後的中國國內政治
在研究中國國內政治的課題上，國際學者，尤其是美國學者，最近是花了很多的功夫的。然而由於他們主觀上站在美國的利益的角度，他們主要集中在對中國的綜合實力的研究，從而希望對美國國家的對外（華）政策發揮影響。除了傳統上美國的研究中國以保守主義占主導地位以外，最近政界學界有一些不同的聲音。其中Harvard的Joseph Nye和Columbia的Jeffrey Sachs，分別提出了“中國回歸論”（Returning China）（可參閱Boston Global今年2月5日的“Opinion”部分Sachs的論述， 見下麵的鏈接）。都主張中國現今的崛起隻是回複被打斷了200年的曆史。美國學者和智庫也不乏研究中國當今的政治的專家。但對統一後中國的國內政治的研究幾乎近於零，也許他們沒有興趣。
然而中國在統一以後的國內政治，恰恰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其最大的原因是——其國內政治必然對國際關係產生非常大的影響——也許會以國內政治重塑國際關係。
這裏有幾個問題需要討論的。第一，對“一國兩製”的承諾。從所周知，“一國兩製”是以鄧小平先生為首的後毛澤東時代領導人們在1980年代初提出的解決台灣問題的一個方案。但有意思的是先在香港和澳門的回歸中實行。這一承諾的前提是“和平統一”。在中國統一用武力解決的情況下，中國大陸會否仍然信守這個承諾，是個未知數。但很大的可能是不會。一方麵，中國大陸沒有必要改變“一國兩製”的前提，另一方麵，統一後的中國的需要和40年前的需要完全不同。事實上，最近所謂的“港獨”就是實施“一國兩製”的香港給中國政府上了一次很好的課。2250年前的秦始皇，在統一之後的“車同軌，書同文”成就了今天的中國。中國已到了需要再一次“車同軌，書同文”的時候。
其次，談論中國的國內政治，必會談及中國的政治製度。客觀的講，筆者不完全的認同（not totally agree with）Sachs在本世紀初對中國印度的比較中得出的結論，即集權政治在國際競爭中的優越性，反之筆者也不認同中國的政治製度乏善可陳的結論。作為一個非馬克思主義者，筆者認為在馬克思從多結論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是一個好的結論。這個結論不隻是適用在美國這樣成熟的資本主義國家，也合適描述日本這樣的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更合適研究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或筆者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的國家）。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革命黨，在取得政權後的幾十年中，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以一個革命黨的慣性）試圖以“上層建築決定經濟基礎”。這個失敗也許是一個曆史的必然。可喜的是，鄧小平先生認識到這個錯誤。這是鄧小平先生在曆史上最大的貢獻。但也猶如他自己講的，他對自己的評價是五五開。筆者認為這一半的錯誤來自於，以“經濟基礎等於上層建築”。
中國的經濟高速的成長，完完全全的改變其以經濟結構和財富分配為根本的經濟基礎。這一改變將會自覺的（改革性的，主動的）或是不自覺的（革命性的，被動的）改變上層建築。事實上，從江澤民先生開始，中國共產黨就對執政黨內的民主製度一直在做不同程度的探索，尤其是對日本戰後長期執政的自民黨和對新加坡李光耀政府的研究。在中國回歸全球的領導地位的同時，其國內政治是否能及時回歸曆史發展的客觀性上麵來，會是對習主席的一個挑戰。這個主動和被動的動態平衡已被王岐山書記改變。更會在統一這件事上得到幾乎完全的釋放——中國共產黨會得到充分的時間完成這一改變。但無論國際國內政治如何發展，這一曆史的進程會一直向前。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所產生的大量的中產階級政治上的需要（例如，他們希望自己對中國的政治有一定的影響力和參與），和經濟上的需要（例如，他們對財富分配和財富安全的考慮）一定會對中國國內的政治生態發生決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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