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在亞洲的賽場上免不了要和台灣代表隊打交道，經曆了幾件有趣的事情。
那個時候我們的腦海裏有一個想當然的印象，就是台灣要遠比大陸開放，人們見多識廣，政治鬥爭意識比大陸這邊淡漠。實際見到的情況卻出乎我的意料。
80年代中期大陸改革開放逐漸深入，出國比賽時對運動隊的自由行動沒有多少限製。政治方麵大陸搞統戰由來已久，但那是官員們的事。與台灣隊的交往方麵，我們運動隊從來沒有得到來自上級的任何要求和指令。相反，台灣隊的領隊官員們倒是表現的有些怪異。
體育比賽和交往中最忌諱政治的參與，這是所有參賽者的共識。主辦者召開賽前準備會議，台灣隊的官員教練卻身著“中華民國”服裝和徽章到會。大陸官員立即提出抗議，威脅要退出比賽。舉辦國也非常尷尬，沒人想到會發生這樣的事。於是台灣隊就祥裝失誤，把運動服翻過來穿在身上，暫時平息爭端。
台灣隊有兩個教練是聘請的澳大利亞人，不知出於什麽考慮，兩位洋教練時不時就把“中華民國”隊服和徽章一會穿上身一會又脫下來。這些把戲對運動員們不敏感，可是對海峽兩邊的官員來說，卻是開不得玩笑的政治鬥爭。
每當台灣的洋教練身穿犯忌字樣隊服時，台灣官員就有意回避不在賽場。大陸官員隻能向舉辦國官員/裁判抱怨，貓捉老鼠的遊戲讓人不勝其煩又影響比賽。
台灣隊領隊是一個30歲上下的年輕人，身穿他母校的Sweater上書“University of Maryland”，似乎有些傲慢。在社交場合，他幾乎不和我們這些大陸鄉下“表叔”們打招呼，總是抄著英語和兩個澳洲教練交談。
比賽期間兩岸運動員教練相互交流/交往比較自然，並無太多顧慮。台灣運動員們舉止優雅禮貌，講話輕聲慢語善解人意，相處輕鬆愉快，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但是雙方的官員互不往來。
比賽結束告別的時刻，兩岸運動員教練依依不舍，互道珍重。雙方交換禮物紀念品，我們都是自己的禮物。台灣隊的禮物有一些是來自官方，比如鄧麗君的歌曲磁帶，領帶，T-shirt，學習英語的錄音磁帶等。
台灣隊送的禮物很精美，包裝上卻印有“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等政治口號和標識。我們回到旅館房間後，趕快拆開包裝扔掉。有些精美的領帶背麵繡上了口號，隻能忍痛丟棄。
回國後，那些英語教材我都認真學習了。其中一個過去進行時的例句印象頗深： “I was shooting those communists with my machine gu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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