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毛澤東會見希思表示,香港在1997年應該有一個平穩的交接,49年為何做出“暫時不動香港”的決定？

  1949年毛澤東為何做出“暫時不動香港”的決定？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作者 何立波

 

 核心提示：毛澤東向英國表示的“暫時不動香港”的意向，引起了世界各國的密切關注。斯大林派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來華了解新中國內外政策時，毛澤東向他耐心說明中共的立場：“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過去就行。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複雜，需要采取另一種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采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在這種情況下，急於解決香港、澳門的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相反，若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係、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一些。總之，要看形勢的發展再做最後決定。”毛澤東實際上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決港澳問題的政策，這是解放戰爭後期籌建新中國的過程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醞釀的結果。

 在1840年後的半個多世紀裏，英國殖民者先後強迫清政府簽訂了《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和《展拓香港界址專條》3個不平等條約，強行割占和租借了香港島、九龍司和九龍“新界”3塊中國領土。辛亥革命之後，曆屆中國政府對上述3個不平等條約均未予以承認，國民黨政府曾有兩次大規模的收回香港的活動，但均以失敗而告終。1949年10月17日，解放軍四野十五兵團南下進軍到香港北部邊界，香港問題的解決獲得了難得的曆史機遇，新中國政府完全可以輕而易舉地收複香港。耐人尋味的是，解放軍在抵達深圳後就一直按兵不動，毫無繼續南進解放香港之意。新中國緣何采取這種態度？這其中蘊含著怎樣的曆史玄機呢？

中英之間秘而不宣的約定

1948年，當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東北戰場接連告捷之時，英國朝野就開始不安了。他們很擔心已經強占了一個多世紀的香港，難以繼續高掛米字旗。1948年12月，港英政府頒布了《香港防衛軍條例》。在許多人看來，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日子快要走到頭了。當時港英當局認為，丟失香港隻是早晚的事，他們已經準備了“文”、“武”兩手來應對香港之變，但這些都不過是虛張聲勢而已。正如1949年4月30日香港總督葛量洪在給英國殖民地大臣瓊斯的絕密電報中所說的：“如果共產黨人願意奪取香港的話，英國將無力保衛它。”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月14日，廣州解放，英國占領下的香港門戶洞開。四野鄧華所部的十五兵團繼續前進，10月17日到達香港北部邊界。香港總督葛量洪後來回憶說：“1949年10月，共產黨的軍隊到達了我們的邊界，我們一直都向倫敦谘詢，嚐試預測那些軍隊抵達邊界會有什麽事情發生。”

在這種情況下，是一鼓作氣解放香港，還是讓它暫時留在英國手中？黨中央審時度勢，高瞻遠矚，做出了“暫不收回，維持現狀”的決策。

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由周恩來起草、毛澤東修改的《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在原則上，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必須取消，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必須實現，這種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但是，在執行的步驟上，則應按問題的性質和情況，分別處理。凡問題對於中國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決者，應提出解決。其尚不可能解決者，則應暫緩解決。凡問題對於中國人民無害或無大害者，即使易於解決，也不忙於去解決。凡問題尚未研究清楚或解決的時機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於去解決。總之，在外交工作方麵，我們對於原則性與靈活性應掌握得很恰當，方能站穩立場、靈活機動。”黨中央的這個指示實際上為解決香港問題提供了指導方針，即香港問題是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之一，必須取消，但又屬於“解決時機尚未成熟者”，因此，“不可急於去解決”。

由於處理香港問題的特殊性，新中國政府對香港政策不宜公開宣布，隻能以暗示的方式向港英政府傳達“暫時不動香港”的意向。香港兩家與中國共產黨聯係比較密切的報紙承擔了這一特殊任務。1949年2月9日，香港《文匯報》在《新中國與香港》的社論中指出：“中國正在進行轟轟烈烈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革命迄目前為止，從沒有一言一動牽涉到香港，或在理論上將香港如四大家族一樣，列為清算對象，可見假想中的安全威脅決不來自中國人民的勝利。中國人民對國內反動政權，不得已而用戰爭解決。至於對外關係，除積極支持國民黨反動政權且始終不放手者而外，決不至無端與其引起嚴重的糾紛。即使有應予修改調整之處，也會先就外交途徑求其解決。”2月17日，香港《大公報》又以《樂觀香港前途》為題發表社論說：“事實上，香港的地位並無什麽危險，它的前途不如一些人所想像那麽悲觀。第一，中英關係一向不錯……”；“第二，中國新政權並無盲目排外的征象……”；“展望未來，香港應該與中國大陸建立良好的聯係，盡量發揮其物資集散交通銜接作用，使香港得到真正合理的繁榮”。

這兩篇社論以一種非正式的途徑道出了中國共產黨人維持香港現狀、保持其穩定的意圖。中共中央還通過秘密途徑向港英政府提出3項條件：第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基地；第二，不許進行旨在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威信的活動；第三，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港人員必須得到保護。隻要港英政府能很好地遵守這3項條件，香港就可以長期維持現狀。這3項條件合情合理，英國政府欣然接受，並與中國政府約定，此約內容秘而不宣。

1950年1月，在中英舉行建交談判的過程中，毛澤東基於“暫時不動香港”的決策，指示周恩來：“請周(按：指周恩來)複：胡階森（按：英國臨時代辦）來時應與談英國與蔣介石關係問題及建立外交關係的其他問題，而不要談收回兵營問題。”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周恩來指示駐港工作人員，我們暫時不收回香港，不是放棄香港，也不是撤出香港，要長期生根，堅守陣地，支持國內工作；要承認香港同胞是在英國統治下，香港和內地的社會製度不同，這在短期內是不可改變的。1972年10月，周恩來會見英國客人時指出：“香港的未來一定要確定。租約屆滿時，中英雙方必須進行談判，從中國拿走的領土必須歸還……中國的政策是不會在這些事情上倉促行事的。”這就是說，在時機未成熟時，中國仍要對收回香港進行必要的耐心的等待。

“暫時不動香港”，是黨中央和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做出的決策

毛澤東向英國表示的“暫時不動香港”的意向，引起了世界各國的密切關注。斯大林派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來華了解新中國內外政策時，毛澤東向他耐心說明中共的立場：“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過去就行。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複雜，需要采取另一種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采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在這種情況下，急於解決香港、澳門的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相反，若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係、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一些。總之，要看形勢的發展再做最後決定。”毛澤東實際上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決港澳問題的政策，這是解放戰爭後期籌建新中國的過程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醞釀的結果。

毛澤東“暫時不動香港”的特殊外交政策，在1949年1月至7月間初步形成了。這是一項原則的堅定性和鬥爭的靈活性高度結合的戰略決策，是一項兼顧中華民族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的現實主義大手筆。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曾在各種場合，多次闡述了這一特殊方針的重大意義。

暫不收回香港，有利於打破美帝國主義對新中國的全麵封鎖，爭取對外開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中國采取敵視態度。美國政府還發起不承認新中國的外交活動，向英、法、荷、比、巴、澳等國政府發出照會，要求他們同美國保持一致。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第七艦隊闖入台灣海峽，爾後又操縱聯合國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認為有必要保留香港這一“傳統”的“國際通道”，作為新中國與國際社會聯係與溝通的“橋梁”。香港是中國通往西方世界的窗口，是我們的瞭望台、氣象台和橋頭堡，因此必須審時度勢，避免在時機不成熟的情況下，憑單純的革命熱情而犯冒險主義錯誤。有鑒於此，毛澤東斷然決定，待國內外形勢對我們有利之時，“一攬子”解決這一“曆史遺留問題”。

從國際戰略的角度來看，暫不收回香港主要是為了利用英美兩國在對華政策上的矛盾以孤立美國。1951年春，周恩來曾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說，香港對我們大有好處，“可以支持我們的反美鬥爭，支持我們的國內建設”，要求他們做好這方麵的工作。周恩來還明確指出：“我們對香港的政策，是東西方鬥爭全局的戰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維持其資本主義英國占領不變，是不能用狹隘的領土主權原則來衡量的，來做決定的。我們在全國解放以前已決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長期的全球戰略中，不是軟弱，不是妥協，而是一種積極主動的進攻和鬥爭。”

“暫時不動香港”這一政策對於突破西方陣營的封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這項政策執行的結果，迫使英國為了維護其在香港的特殊利益，不得不采取有別於美國的“公開敵視”的政策，而取現實主義的立場。在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三天，英國外交大臣貝文就表示，中國政府如能善待英國僑民，英國就可以考慮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1950年1月6日，英國政府不顧美國的阻撓，正式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願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同時宣布不再承認國民黨集團。英國由此成為西方國家中第一個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權發生“事實上的政治與經濟關係”，並正式承認新中國的資本主義大國。1962年，香港總督柏立基在對法新社記者談香港問題時表示：“香港與中國不存在什麽問題，很公平，沒有什麽可以憂慮的。”

暫不收回香港，還能夠使中國政府避免過分依賴蘇聯。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已經開始注意到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對蘇聯有可能將中國變成它的衛星國的企圖有所戒備，盡量避免對蘇聯的過分依賴。保留香港，就使中國有了回旋餘地。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國處於嚴重的經濟困難時期，而蘇聯卻撕毀合同，加劇了中國的經濟困難。在這種嚴峻形勢下，我國通過香港從西方進口了大量糧食和物資，香港作為“國際通道”，為中國人民渡過困難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國內發展的角度來看，暫不收回香港，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香港特殊的經濟地位。周恩來認為，“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香港可以作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係的基地，可以通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朝鮮戰爭爆發後，由於美國等對華實行全麵禁運和封鎖，香港對內地出口額劇增到2.8億美元。部分工業設備、緊缺物資和戰略物資從香港源源不斷地輸入內地。由於戰爭十分需要橡膠，內地每月從香港進口的橡膠達2500噸，基本滿足了當時的需要。此外，還從英國進口了鋼鐵、電器、機械、藥品、有色金屬及其他國家的糧食棉花等。這對解放初期穩定華東地區物價、保障供給起到了一定作用。

周恩來：香港和北京之間的關係，應該更密切些

1954年8月12日，周恩來在一次題為《關於外交問題的報告》中，針對英國的地位和特點，提出要“推進中英關係，爭取和平合作”，“我們改善同西方的關係將首先從英國開始”。在談到香港時，周恩來說：“香港的居民絕大多數是中國人，大家都認為香港是中國的。”但現在時機尚不成熟，我們“不要去談”。周恩來進一步指出：要利用西方國家同美國的矛盾，在保障和平、開展貿易的基礎上與之結成統一戰線。

1955年12月14日，周恩來在中南海接見了由香港大學英籍教授E？C？布蘭頓率領的訪問團。訪問團有24位成員，其中大部分是抱著懷疑態度來看看的。周恩來談到香港問題時說：“這個問題是最切身與最現實的問題，我們希望關係更緊一些，更密切一些。”周恩來指出：“我們經常經過外交途徑，把一些情況告訴英國代辦處，我們希望今後和香港政府能夠直接接觸，這樣會便於兩個地方關係的增進，也就是香港和北京之間的關係。”布蘭頓表示回去後盡量發揮影響。

1955年12月20日、28日，周恩來在國務院會議室兩次會見了香港著名律師陳丕士等人。周恩來說：“香港人絕大多數是愛國的同胞，他們願意看到祖國前進。”在第二次談話中，周恩來著重談到在香港設立機構問題。周恩來指出：“我們應該關心香港，應該在那裏設立一個恰當的、正式的、代表性的機構。國家有個正式的機構在那兒保護國家的利益，如果美蔣要破壞，我們就有權利要求香港政府保護。現在的問題是研究用什麽方式設立這樣一個機構。”周恩來懇切地希望陳丕士不要忙於退休，因為他在香港的地位是很有利的，可以在那裏多做些工作。周恩來還不無遺憾地說：“6年來，我對香港了解不太充分，注意得不夠，工作得不夠，現在接觸一下，知道那個地方大有可為。那個地方有那麽多的中國人，都非常關心祖國。”

1957年對港政策三原則

從1953年開始，我國進行了大規模的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在三大改造運動中，一些部門在執行政策上出現了一些偏差，引起香港企業界的不安。在香港的部分愛國資本家也將自己的企業進行了公私合營，如南洋煙廠等。這對社會主義建設以及內地與香港的關係發展都是不利的。

1957年4月28日，周恩來到上海，聽取工商界朋友的意見，並發表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講話。那天，接受周恩來邀請參加座談會的主要有盛丕華、盛康年、胡子嬰、吳誌超、唐誌堯、簡日林等工商界人士。會議開始後，周恩來開門見山地說：“我很想了解海外的一些情況。你們各位都是工商界的朋友，與海外有廣泛的聯係。能不能夠幫助我們做一些工作呢？”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大家談了許多情況。

周恩來在《關於香港問題》的談話中，全麵闡述了黨中央對香港問題的看法。他指出：“我們不能把香港看成內地。對香港的政策同對內地是不一樣的，如果照抄，結果一定搞不好。因為香港現在還在英國統治下，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市場，不能社會主義化，也不應該社會主義化。香港要完全按資本主義製度辦事，才能存在和發展，這對我們是有利的。香港的主權總有一天我們是要收回的，連英國也可能這樣想。”“香港是自由港，原料來得容易，聯係的範圍很廣，購置設備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場，技術人才容易訓練出來。所以，香港發展生產具備很多有利條件。我們在香港的企業，應該適應那裏的環境，才能使香港為我所用。我們不是要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嗎？香港應該化為經濟上對我們有用的港口。”

對一些人擔心隨著國內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私營企業全部公私合營後，會變動他們在香港的企業，周恩來堅定地回答：“不會去變動它。”他說：“沒有合營的不要合營，否則在原料、市場、銷路上反而吃虧。保持和擴展香港這個陣地有好處。至於將來怎麽辦？我們不會來個七反八反的，不會像‘三反’‘五反’那樣的搞法。我們這樣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經過幾十年的工業化，經濟力量會更加強大。所以，在香港的人，一般不要回來，在那裏發展這個陣地有好處。香港的企業家是我們的朋友，他們搞的是資本主義，不是帝國主義。過去我們同民族資產階級合作過，將來同香港的企業家還是可以合作的。港澳的同胞不要擔心前途。”

周恩來還檢討了某些部門在執行政策上的―些偏差，希望得到朋友們的諒解。周恩來說：“我們過去對有些事情處理方法上有些問題，但不能說大的方麵做錯了。有偏差可以糾正，如對外貿易，應該管製，但不能管得太嚴。……我們要打開局麵，就得對香港的民族資產階級講清政策，使人家有利可圖。”

周恩來在這次談話中提出了保持香港特殊地位、“為我所用”的思想，實際上包括了中國政府對香港政策的三項基本原則：第一，香港不同於大陸，要按資本主義製度辦事。這一原則確定了我黨關於香港保持資本主義製度長期不變的方針。第二，香港可以作為我國同國外進行經濟聯係的基地，通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這一基本原則確定了我黨關於一定要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貿易中心的地位，保持它的繁榮和穩定的方針。第三，我們把香港的企業家當作朋友，要同他們合作，而這一合作是有前途的。這一原則實際上確定了團結包括香港資產階級在內的廣大香港人，實行長期合作的方針。這也為後來的港人治港政策打下了基礎。這次談話反映了周恩來對解決香港問題富有遠見的構想，它不僅在當時對爭取香港各界人士支持國內的社會主義建設起了積極的作用，而且對中國政府在1997年7月1日順利地實現對香港恢複行使主權也起了某些先導作用。

香港的繁榮離不開大陸的支持

為了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中國政府在經濟上鼓勵內地與香港進行貿易。1948年，香港對內地的貿易總額為6.1億港元，而到1950年香港對內地由入超一下子轉為出超，僅出超總額就達5億港元之多。這為香港的初步繁榮奠定了基礎。

在生活上，中央人民政府保證對香港所需物資和淡水的供應。周恩來曾多次指出：“各地凡是有可能，對港澳供應都要負擔一些，不能後退。這個陣地越搞越重要，對港澳供應確是一項政治任務。”香港人隻有依賴內地的供應才能生活下去。如果內地切斷香港地區所需的食物和水的供應，香港就會成為一座“死城”。為了供應香港活豬、活牛等物資，經周恩來批準，從1962年3月20日起，中國政府每天從武漢向港澳開出3趟特快列車。即使在“文化大革命”10年中，特快列車的規矩一直沒改――每年除去大年初一以外，364天，天天發車。據不完全統計，3趟快車運往港澳地區的鮮活商品已在香港市場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豬牛羊雞鴨鵝等活畜禽幾乎占到100%，港澳同胞把這3趟快車稱為“生命線”。

據統計，從1954年至1963年，香港進口食品有43％是由內地提供的，1964年到1973年增至50％。在價格上，70年代初香港從內地進口的食品價格平均較國際市場低50％，原料約低30％，服裝等消費品便宜25％。這對香港的穩定發展，抑製通貨膨脹，降低生產成本，增強出口貨物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起著重要的作用。

1960年前後，中國內地經濟麵臨嚴重困難。盡管如此，周恩來仍專門安排擴建深圳水庫，並對向香港提供淡水和食物問題做了專門指示，要求有關部門當作政治任務來完成。1960年4月15日，廣東和香港簽訂協議，規定由深圳水庫全年供應香港50億加侖用水，每千加侖隻收人民幣0.1元。1962年秋至1963年夏，華南地區發生嚴重旱災，從深圳到香港幾乎沒有下過一場雨，土地幹裂，淡水缺乏，深圳的水位已降到死水位以下，香港的供水發生了嚴重困難。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高卓雄等知名人士聯名致信廣東省省長陳鬱，請求協助解決香港的用水困難。廣東省人民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提供幫助，一方麵允許香港巨輪駛向珠江口汲取淡水，以解燃眉之急，一方麵醞釀討論由東江引水到深圳石馬河的供水工程。

香港供水嚴重困難的消息很快傳到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對此極為重視。1963年12月8日，周恩來出國訪問前專門繞道廣東，親自了解和過問香港的供水問題。他聽取了關於東江引水到深圳的石馬河工程方案的匯報，並同陶鑄、陳鬱、程子華等人談話。他說：“香港居民95%以上都是我們自己的同胞，供水工程應由我們國家舉辦，列入國家計劃，不用港英當局插手。”他還指出：“供水談判可以單獨進行，要與政治分開談。”

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積極支持下，1964年2月，石馬河供水工程全線開工，翌年春季竣工。這項工程的興建，不僅結束了香港長期缺少飲用水的曆史，而且成為香港繁榮和穩定的可靠保證之一。以後，這項工程又經過3次擴建，目前，供水能力達每年11億立方米，占全港淡水用水量的70％，成為香港的“生命水”。很難想像，沒有用水的保障，香港今天會是什麽樣子。

在政治上，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一係列措施，防止香港出現動蕩局麵。雖然香港回歸祖國前，仍由英國管轄和治理，但由於地理、人文等原因，香港無法與內地絕緣，許多政治事件都與內地有關。香港能否保持穩定，在很大程度上受中國政府的方針、政策所左右。1967年，“文化大革命”波及香港。5月6日，香港薪蒲人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港英當局派警察逮捕和打傷工人，警察與工人發生衝突，港英政府宣布實施宵禁。5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香港英國當局必須懸崖勒馬》。5月22日，港英政府在警察與示威遊行的群眾發生衝突後宣布實施“緊急法令”。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提出“香港的愛國者要組織起來，準備偉大祖國一旦發出號召，粉碎英帝國主義的統治”的口號。8月，北京舉行群眾大會，有人喊出“解放香港”的口號。8月22日，狂熱的紅衛兵放火焚毀了英國駐華代辦處，中英關係降到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低點。

1966年10月，周恩來針對“文化大革命”波及香港的問題指出，在香港搞“文化大革命”並不意味著要解放香港，香港搞“文化大革命”必須是和平的。周恩來還堅決主張限製香港的抗議示威活動，拒絕了有人提出的運送400名訓練有素的紅衛兵到香港開展活動的建議。1967年9月初，毛澤東又下令禁止在香港搞暴力鬥爭，從而阻止了香港“左”翼勢力的反英活動，香港的局勢才穩定下來。事後，周恩來指出，這是極“左”思潮幹擾香港和中國的對外政策的結果，並特別強調必須維持香港的現狀，保持香港的穩定，要防止壞人破壞。事實表明，中國政府為阻止香港動亂，保持香港的繁榮與穩定做出了重大貢獻。

“香港的主權總有一天我們是要收回的”

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起，英國就企圖借助美國的軍事力量，阻止中國收複香港。1957年10月，英國首相與美國總統在華盛頓就英、美協防香港達成默契。美國同意把香港作為雙方聯合防禦的一個地區，作為回報，英國不支持恢複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如何穩住英國，消除美國插手香港問題的危險，遂成為中國政府麵臨的新課題。

1959年，針對黨內少數人的急躁情緒，毛澤東從世界戰略的全局出發，高瞻遠矚地指出：“香港還是暫時不收回來好，我們不急，目前對我還有用處。”在會見來訪的英國元帥蒙哥馬利時，毛澤東又說：“我們現在不談香港問題。”言外之意，是應保持香港的現狀。

1960年，周恩來結合新形勢，總結過去十多年的經驗，代表中央提出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即暫時不考慮收複香港，但應充分利用香港的有利地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外交戰略以及對台工作服務。1963年8月9日，毛澤東會見索馬裏總理舍馬克時說：“至於香港，英國沒有多少軍事力量，我們要占領是可以的。但過去有條約關係，小部分是割讓的，大部分是租的，租期是99年，還有34年才滿期。這是特殊情況，我們暫時不準備動它。”“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們現在就控製它，對世界貿易、對我們同世界貿易的關係都不利。我們不動它，並不是永遠不動它。”維持香港現狀，並不顯示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香港問題上的軟弱。在涉及民族利益、民族感情和民族尊嚴的原則問題上，中國共產黨人毫不讓步。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對香港采取特殊政策是以“香港的主權總有一天我們是要收回的”為根本前提的，並且同樣以堅定的措施加以保障。在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政府一再聲明，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中國政府不承認帝國主義強加的三個不平等條約，在條件成熟的時候，中國將恢複行使對香港地區的主權。

1963年3月，美國共產黨發表聲明指責中國“社會主義國家竟然允許殖民地存在”。對此，中共中央迅速做出了反映。3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起草的一篇社論《評美國共產黨聲明》：“香港、澳門這類問題，屬於曆史上遺留下來的帝國主義強加於中國的一係列不平等條約的問題”，對於這類問題，“我們一貫主張，在條件成熟的時候，經過和平談判解決，在未解決以前維持現狀”，“中國人民不需要在香港、澳門問題上顯示武力，來證明自己反對帝國主義勇氣的堅定性”。社論反映了毛澤東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和一代政治家的偉大氣魄。

隨著中蘇關係惡化，蘇聯也公然嘲弄中國的港澳政策。他們指責中國不但未能把英國人趕出香港，而且還在香港與英、美資本家合作，共同剝削勞動人民。1964年9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世界青年論壇大會上通過了一項決議，其內容主要就是要在亞洲掃除包括香港和澳門在內的殖民地的存在，故意使中國代表難堪。9月25日，新華社發表評論，批評蘇聯幹涉中國內政，侵犯了中國主權。

1971年10月，中國恢複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1972年3月，中英兩國達成正式建交的協議。中英兩國關係正常化的聯合公報發表前五天，1972年3月8日，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致信聯合國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主席，要求把香港和澳門從該委員會所列的殖民地名單中刪除。中國這一立場獲得第三世界各國的同情與支持。11月8日，第二十七屆聯合國大會正式通過決議，把香港、澳門從殖民地名單中刪除，從國際法上確認了中國對港澳地區的主權，避免了港澳問題的國際化，從而排除了外國插手港澳問題的可能性，為我國最終恢複行使對香港和澳門的主權創造了條件。

由於製約香港問題的國際格局發生了有利於中國的變化，中國政府解決香港問題的態度也日益明朗化。1972年10月，周恩來在會見英國客人路易斯？海倫時指出：“香港的未來一定要確定。租約屆滿時，中英雙方必須進行談判。現在兩國存在著正常的外交關係，英國自然應當在適當的時候參加談判。從中國拿走的領土必須歸還……中國的政府不會在這些事情上倉促行事。”1974年5月25日，在周恩來、鄧小平的陪同下，毛澤東會見了來訪的英國前首相、保守黨領袖希思。毛澤東說：“很久以前中國害怕歐洲，但這些現在都成為曆史了。”接著，他對希思說：“你們剩下一個香港問題。我們現在也不談。”說到這裏，毛澤東問周恩來：“還有多少時間？”周恩來不假思索地回答：“是1898年租給他們的，租期99年，到1997年期滿，距現在還有23年掛零。”毛澤東對希思說：“到時候怎麽辦，我們再商量吧。”他又望著鄧小平說：“是年輕一代人的事情了。”明確將解決香港問題的任務交給了下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毛澤東在這次談話中指出：香港作為英國管理下的亞洲貿易及金融中心，其地位是安全的，至少目前如此；另一方麵又表示，香港在1997年應該有一個平穩的交接。當天晚上，鄧小平在歡迎希思的宴會上發表講話，代表中國政府聲明：香港問題作為中英之間的曆史遺留問題將“在適當時候予以解決”。

1974年，已經病重的周恩來還再次重申對香港要采取特殊政策，指出香港在收回之後，可以在一定時期實行資本主義。從毛澤東等人的談話中，我們不難看出，主權收回、製度不變、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是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早已確定了的解決香港問題的方針。中共第一代領導人提出的和平解決香港問題的設想，成為“一國兩製”方針的曆史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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