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文章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對民族的定義，又稱“四大共同”。
“民族首先是一個共同體，是由人們組成的確定的共同體。”
“民族是人們在曆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
斯大林的民族定義在解放後因為顯而易見的原因被奉為金科玉律，在學術界占據了絕對的話語權。
姥爺那一代的學人，整個的學術生涯可以說是構建在斯大林的民族理論上的。
而老一代的學人，包括林耀華這樣的大家，在解放後也對斯大林的民族理論有高度的評價，認為斯大林“給民族下了經典的定義”。
我特別感興趣的是，作為哈佛博士的林耀華，對神學院畢業的斯大林所做出的讚譽，究竟是出於真心，還是迫於壓力的違心之詞？
我一直懷疑是後者。
但後來我有機會仔細研究了斯大林的民族理論，不禁佩服得五體投地。
也許林耀華們對斯大林的敬畏是真心的。
斯大林不是學者，是政治家，而且是人類曆史上千年一遇的政治家。
其它的不說，就憑他搞出的斯大林模式，披著進步的外衣，生生將人類社會拉回到中世紀的黑暗血海之中。
在人類曆史上，擁有這樣能量和影響力，能夠改變重大曆史進程的政治家，並不多。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一個洞悉人性，通察曆史的天才。
他的天才，足夠讓林耀華這樣純粹做學問的書生來仰視。
他是一個惡魔，但他在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方麵確實有超乎尋常的洞察力和預見性。用“高瞻遠矚”來形容，並不過分。
他寫這篇論文，就不是為了做學問，而是要解決實際問題的。
解決俄羅斯帝國身前和身後的民族問題。
為了解決一個問題，必須先定義這個問題。
為了解決民族問題，首先要定義什麽是民族。
於是才有了斯大林的民族定義。
解決民族問題，不外乎“破”與“立”。
“破”，利用民族矛盾和民族自決的思潮，削弱並葬送沙皇俄國的統治。
“立”，在沙皇俄國的屍體上，重新構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理想天國。
這個理想天國將比沙皇俄國疆域更遼闊，民族更眾多，但各民族能和諧共處，一同走向共產主義天堂。
這是斯大林們自認的使命。
破與立是矛盾的，是不同階段的不同任務。
四大共同的厲害之處，就在於其強大的實用性。
說它是大殺器，並不為過。
且看它是如何被運用的。
在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可能有不同的宗教信仰。
如果信仰相同，即使有人種和民族的差別，人們還是有一種自然的向心力。比如奧匈帝國治下的克羅地亞人，和奧地利一樣信奉天主教，對哈布斯堡王朝極為忠誠。雖然長期受到不公正待遇，但無怨無悔，甚至在關鍵時刻能夠為中央政府出力血戰。
在英國女作家韋斯特的名著《黑羊與灰隼》中，借著薩格勒布市總督廣場上耶拉契奇的塑像，長篇累牘地描述了克羅地亞人的這種“奴性”。她從英國人的角度審視，對克羅地亞人這種“愚忠”既感驚詫又不以為然。克羅地亞從這種忠誠中沒有得到什麽好處，精明的英國人可從不做這種賠本的事情。
克羅地亞首都薩格勒布市耶拉契奇總督廣場上的耶拉契奇塑像。
耶拉契奇是克羅地亞獨立運動領袖和拯救奧地利帝國三元勳之一。這兩個頭銜加於一個人頭上，真是滿滿的違和感。1848年， 奧地利帝國內憂外困，在維也納爆發了革命，而匈牙利則利用這個時機發動起義追求獨立。克羅地亞獨立運動領袖耶拉契奇率領克羅地亞軍隊，在一次決定性的戰役中，擊敗了向維也納進軍的匈牙利起義軍，最後還攻克了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扼殺了匈牙利起義，可謂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他也成為拯救奧地利帝國三元勳之一（三人之中最有名的是拉德斯基，奧地利陸軍元帥。老約翰施特勞斯的經典名曲《拉德斯基進行曲》就是為他而寫，現在是每年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壓軸曲）。
帝國中一個追求獨立的少數民族擊敗了另一個追求獨立的少數民族的武裝起義，維護了這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完整性。
這可真是模範少數民族了！
共同的宗教信仰，在其中起到很大的作用。
但如果宗教信仰不同，再加上民族差異，離心力可就大了。
有兩種宗教，具有超乎尋常的力量，完全無法被宿主國同化。
它們是猶太教和伊斯蘭教。
都是有教無國的典型。
有教無國，是指將宗教認同置於國家認同之上。
斯大林清楚地看到這兩個宗教對一個統一多民族國家可能造成的破壞。在他所設計的理想天國中，必須剔除這種危險。
於是在四大共同的民族定義之後，斯大林馬上引入了一個必要條件：
“必須著重指出，把上述任何一個特征單獨拿來作為民族的定義都是不夠的，不僅如此，這些特征隻要缺少一個，民族就不成其為民族。隻有一切特征都具備時才算是一個民族。”
也就是說，如果四個特征中缺少一個，就喪失了民族的地位。
用這一手，斯大林直接剝奪了兩大宗教的民族地位。
猶太人在歐洲流寓千年，他們根本不追求融入當地社會，而是永遠保持自己強烈的身份認同（Identity）。同時他們富甲天下，智力超群。這是一股多麽大的力量，同時這又是一股多麽大的離心力。
這一點和其他種族形成鮮明對比。
比如中國人移民到美國後，第二代就很多連中文都不會講了。他們已經在熔爐中被熔成了純粹的美國人，不會有中國人或者中華文化的強烈認同感。
但猶太人不一樣，他們的社群永遠保持獨立。
在俄國革命中，猶太人也有自己的獨立組織，即“崩得派”。
“崩得”是俄文譯音，意即聯盟，是“立陶宛、波蘭和俄羅斯猶太工人總聯盟”的簡稱。該聯盟1897年成立，成員主要是俄國西部地區的猶太手工業者。1898年3月，它加入了俄國社會民主黨（蘇聯共產黨前身）。當時社會民主黨內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兩派爭鬥。崩得派別一直支持孟什維克，反對布爾什維克，是一股不容小覷的力量。
崩得派曾要求承認他們是俄國猶太工人階級唯一的代表，並建議采用聯邦製原則來建黨。
這種要求，對認為自己是俄國革命天選之子唯一正確的布爾什維克們來說，簡直是大逆不道。所以列寧對崩得派恨之入骨。在文章中難掩激憤，潑婦罵街地噴出“崩得混蛋”這樣的粗話。
但猶太人有個弱點。
他們散居於世界，沒有形成大的聚居地。在俄羅斯帝國境內，他們也分散在各地。
為了從理論上絞殺崩得派，斯大林將“四大共同”中的“共同地域”“共同語言”“共同經濟生活”三大法寶祭出。在文章中他這麽寫道：
“假定有一些人具有共同的民族性格，但是他們在經濟上彼此隔離，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操著不同的語言等等，那麽還是不能說他們是一個民族。例如俄國的、加裏西亞的、美國的、格魯吉亞的和高加索山區的猶太人就是如此，在我們看來，他們並不是統一的民族。”
說俄國猶太人沒有共同地域，沒有共同語言（斯大林撰文時猶太人還沒有共同語言。希伯來語是猶太複國主義運動興起後，尤其是以色列建立之後，才重新複活，逐漸成為猶太人的共同語言的），也沒有共同經濟生活，不符合成為民族的條件。
連民族都不是，就不要談什麽民族權利和民族代表了。
這一招就瓦解了猶太人作為民族的合法性，也瓦解了崩得派在俄國革命中和布爾什維克進行鬥爭的資質，甚至剝奪了他們在革命後繼續存在的理由。
斯大林所麵臨的伊斯蘭問題，主要在中亞地區。
今日中亞五國，全都是信奉伊斯蘭教的斯坦。
中亞地區，並不是俄羅斯帝國的固有領土。
16世紀末期，在海洋帝國西班牙借著地理大發現的餘威，跨越大洋，成功征服美洲之後，作為大陸帝國的沙皇俄國也開始了向東的擴張。
蘇裏科夫的名畫《葉爾馬克征服西伯利亞》，用史詩級的功力，生動描繪了1581年哥薩克傭兵頭目葉爾馬克征服西伯利亞汗國的戰鬥。畫麵中哥薩克們用火槍碾壓了西伯利亞汗國的弓矢。沙皇俄國在亞洲的擴張，從此時開始。
俄羅斯帝國在亞洲的征服是漫長而艱辛的。
在擴張的前期，並不順利，甚至屢嚐敗績。隻有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後，西方才對東方形成了巨大的技術代差，俄羅斯帝國對草原民族才擁有了壓倒性的軍事優勢。
從16世紀末期（1581年）征服西伯利亞，到19世紀末期（1885年）最終吞並中亞，俄羅斯帝國整整花了近兩百年的時間，才將中亞這些突厥化伊斯蘭化的汗國們，消滅殆盡。
此時離俄羅斯帝國自身的崩潰也為期不遠了。
因此俄羅斯帝國在中亞的統治並不久遠，根基也不牢靠。
他們麵臨的強大對手是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
泛伊斯蘭主義很容易解釋。
中亞的人民，民族觀念淡薄，國家認同模糊，隻認自己是穆斯林，篤信伊斯蘭教，和俄羅斯的東正教格格不入。
泛突厥主義，是由一個匈牙利猶太人萬伯裏（Ármin Vámbéry）所啟蒙，經克裏米亞韃靼人伽思普林斯基（Ismail Gasprinski）所完善，最後到了奧斯曼土耳其被以恩維爾帕夏為首的土耳其青年黨所采用並發展成為席卷多國的政治運動。
泛突厥主義主張世界上所有講突厥語的民族應當聯合起來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這個國家將是一個以土耳其為主體，西起亞得裏亞海、包含所有中亞地區，向東到達中國新疆、甘肅和青海的“大突厥國”。
使用突厥語的國家和地區
用泛突厥主義者們的原話，就是“從中國的長城到亞得裏亞海”！
好大的野心！
中亞大部分地區都是說突厥語。今日中亞五國中有四個是突厥語國家。因此泛突厥主義在中亞很有影響力。
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一觸即合，擁有強大的影響力，成為令所有統一多民族國家頭疼的不安定因素。
猶太人在理論建樹方麵實在太強了。一個馬克思搞出馬克思主義，攪翻寰宇，造出人間地獄。一個萬伯裏搞出泛突厥主義，到現在還讓俄羅斯和中國頭疼。再加上猶太複國主義，中東世代仇恨，形成死結。
俄羅斯帝國征服中亞諸汗國後，成立了突厥斯坦總督區，進行統一管理。十月革命後，帝國解體，各方內戰，無暇東顧，中亞局勢一度失控，相當混亂。蘇維埃，穆斯林聯盟，臨時政府，自治政府，城頭變幻大王旗，你方唱罷我登場。
經過一番苦戰，布爾什維克終於控製了中亞局勢，成立了突厥斯坦蘇維埃聯邦共和國。
第一次當政的革命者們馬上發現，這突厥斯坦太棘手了。
泛突厥主義已經在中亞愈演愈烈，甚至滲透進了黨的內部，生根發芽結果。很多黨內高層和本地幹部，都是泛突厥主義信徒。比如霍賈耶夫。
法伊祖裏·霍賈耶夫（Fayzulla Khodzhayev），中亞革命的風雲人物，一位充滿了爭議性的悲劇性人物。在他的故鄉，迄今為止對他的曆史評價仍充滿分歧，無法蓋棺定論。富商之子，早年在青年土耳其黨的影響下在中亞創建了青年布哈拉黨，投身泛突厥主義運動。後來歸順布爾什維克，加入俄共，成為布哈拉蘇維埃共和國和後來的烏茲別克斯坦蘇維埃共和國的領導人。1925—1931年任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當時蘇聯的最高權力機構）主席。因為其參與過泛突厥主義運動，在大清洗中被斯大林推上第三次莫斯科審判的審判席並被處決。他雖然皈依了黨，但在黨的眼中，他永遠是泛突厥主義分子。
在1920年的突厥斯坦共產黨代表大會上，竟然通過了一個決議，要將突厥斯坦共和國改為“突厥民族”共和國，同時突厥斯坦共產黨改為“突厥民族”共產黨。決議取消民族分類，反對將突厥斯坦再劃分成若幹獨立共和國，認為必須將所有突厥語民族團結起來置於一個突厥斯坦政府之下，而且還要繼續將突厥斯坦以外的其它地區的突厥語民族吸收過來。
可以想象俄共（布）中央收到這份決議時的反應。那可不僅是鼻子都氣歪了，說五雷轟頂不為過。
這是又一個“崩得”啊！
一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2000萬，僅次於俄羅斯和烏克蘭），念念不忘獨立的突厥斯坦共和國，雖然頂著蘇維埃的牌子，實際上是一顆定時炸彈。
俄共（布）中央馬上派出蘇聯紅軍領導人伏龍芝擔任突厥斯坦委員會委員，去扭轉局勢。
通過這個空降的突厥斯坦委員會和直轄的紅軍第四軍，俄共（布）逐步解除了突厥斯坦共和國的各項具體權力。
1922年蘇聯成立，1924年中亞最後的戰事平息，革命者們開始坐下來解決突厥斯坦問題了。
用的是英帝國主義者的老方法——分而治之。
但革命者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理論根據，科學嚴謹，名正言順，光輝高尚。
隻要你在這個理論體係內，就無法辯駁。
當然如果你不接受這個理論體係，等待你的是紅軍的馬刀和克格勃的子彈。
理論是重要的。單靠槍杆子，沒有理論，達不到長治久安。分而治之後，要想長治久安，必須通過理論灌輸和一代代洗腦來達成。
革命者們為分而治之找到的理論依據，就是斯大林的民族理論和“四大共同”。
中亞的泛突厥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者們主張他們應該是一個統一的不可分裂的民族。
確實，他們滿足了四大共同中的三個條件。他們擁有共同地域，共同語言，和共同文化。
但四大共同中有一項“共同經濟生活”，泛突厥主義者滿足不了這個要求。
所謂共同經濟生活，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是指度過了封建主義階段，發展出資本主義經濟後，人們之間有了相互依賴的緊密的經濟上的聯係。
也就是說，尚處於封建主義階段的中亞地區，是不符合民族定義的，沒有民族地位。
斯大林文章中為這一點著重做了說明：“民族不是普通的曆史範疇，而是一定時代即資本主義上升時代的曆史範疇。封建製度消滅和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同時就是人們形成為民族的過程。”
因此中亞沒有民族，更沒有統一的民族，隻有一個個封建部落和部族。
用這一手，斯大林就瓦解了中亞的反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的合法性，為分解突厥斯坦提供了理論依據。
接下來就是分而治之的具體政治操作了。
蘇聯采用了逆向構造“國家-民族”（即先建立國家，再構建民族）的方法，通過地理劃界，將中亞分解成為五個獨立國家，即今日的中亞五國，在極大程度上化解了泛突厥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的危害。
這就是蘇聯在中亞搞的所謂“民族識別”，和中國解放後所搞的民族識別有巨大的差別。後文將有更詳細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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