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老先生寫此書時是1928年,如果那年他沒寫,到了1938年他會不會寫呢?我看未必。即使要寫,也一定不一樣。民族主義是通行的世界準則,在它的麵前什麽公理都是要打折扣的。所以不能對中國的研究界求全責備,他們已經不錯了。
因為日本對中國人犯下的罪行至今不認賬,想要中國人客觀地認識日本,那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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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老先生寫此書時是1928年,如果那年他沒寫,到了1938年他會不會寫呢?我看未必。即使要寫,也一定不一樣。民族主義是通行的世界準則,在它的麵前什麽公理都是要打折扣的。所以不能對中國的研究界求全責備,他們已經不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