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加陌生的日本
《財經網》 2011年08月30日 孫驍驥
距離國民黨元老戴季陶撰寫《日本論》已過去八十餘載。期間，中國對於日本的了解，諸多方麵取得了進展，但不得不承認，在某些關鍵的層麵，中國卻有著顯著的退化，尤其是普羅大眾對日本的了解，可以說已入歧途。假設一位不通日文的中國讀者，想要通過中文書籍對日本作深入了解。那麽，他的選擇看上去是頗多的。書店裏關於日本話題的書籍涵蓋了日本的衣、食、住、行，乃至流行文化的方方麵麵，看似內容豐盛，卻鮮有深入討論日本民族性以及其強盛的曆史成因。
當然，筆者並不否認在純學術領域中日之間的交流。但凡中國頗具規模的學術機構，哪一家不設立“日本研究所”，又有哪一個日本研究機構不下設相關期刊？學者王錦思幾年前就在一篇文章中談過，“新中國成立後，日本研究機構大大小小200多家，職業學人三代幾萬人。”然而，“人雲亦雲”的現象非常嚴重，有建樹的日本研究也無從談起。究其根本原因，還在於中國學術不獨立，思想受到政治捆綁。在民間層麵，情況略好，不少體製外的民間學者——如旅日作家李長聲先生——憑借個人才學，寓居日本，窺其文化之內蘊，為中國讀者了解今日之日本提供了可貴的借鑒。
然而，偌大的中國，繁雜的日本，僅憑李長聲這樣獨自耕耘的民間學者，要想改變日本研究的整個大環境，恐怕隻是枉然。不少中國民眾對於日本，言必稱“立場”，既以“反日愛國”自居，又以“親日賣國”辱人，不容分說，實為顢頇。戴季陶在《日本論》裏麵，曾提到有一部分中國人認為日本不值得研究，甚至不屑研究。這是將近一個世紀前的事情，今天的中國民眾，在對於日本的“不值得”和“不屑”之外，又增添了一層民粹主義式的蒙昧。
這或許能夠解釋為何戴季陶的《日本論》在時隔多年以後依然有出版價值。無論官方或民間，今天中國對日本的了解，幾近貧瘠，因此，這本篇幅不長的《日本論》被不少人視為觀察日本的必讀之書，近幾年在中國大陸由不同的出版社進行了多次再版，而讀者的反饋與評論，也是褒揚居多。
坦白說，戴季陶的《日本論》本身並無什麽驚世駭俗的高論。作者隻是原原本本，將自己親身觀察到的日本如實記錄下來，而著筆之重點則放在民治維新以後至侵華戰爭之前的日本社會。恰如梁啟超所言，“日本人之稱我中國也，一則曰老大帝國，再則曰老大帝國。”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國力強盛，在日俄海戰中挫敗俄國，並積極推行大陸政策，堪稱“東方的德意誌”，而常以中央大國自居的中國卻日益衰頹。因此，在20世紀初期，中國人對於探究日本民治維新後國家強盛的原因，也就興趣濃鬱。戴季陶此作，亦有探求日本強盛的動機。
戴季陶十分推崇明治維新，但他的目光沒有僅僅停留在明治維新。例如，戴季陶認為，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國民的精誠團結，源於這個國家的武士道精神和神道教信仰，而日本的迅速崛起，實有賴於幕府時代打下的社會基礎，“日本人所以有今日，全靠這四五百年的努力”。不過，台灣中央研究院的黃福慶研究員也指出，這種“曆史主義”的論調並不新鮮，學者齋藤斐章在《日本國民》中就提出過幕府與明治維新的傳承關係。戴季陶或許是受到齋藤斐章的影響。
另外，戴季陶作為國民黨高官，此書的寫作時間又在1928年濟南事件前夕，其論述就不可能不受到當時政局和自身身份的局限。例如他在書中對桂太郎、田中義一等日本政壇人物的評價就頗為主觀。不過，就展現日本政治與社會的深度而言，此書至今仍屬佳作。遺憾之處在於，這麽多年過去，中國大陸學人並未寫出影響力與可讀性均能超越此書的作品，也足見中日之間某些方麵的裹足不前。
日本是一個處於變化中的國家，尤其是近半個世紀，其變化之速更是令人神迷目眩。但這半個世紀恰恰是中國疏於對日本理解的半個世紀。相反，日本對中國的研究的熱情，卻是一刻未減。戴季陶寫道：“‘中國’這個題目，日本人也不曉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幾千次，裝在實驗管裏化驗了幾千次。我們中國人卻隻是一味的排斥反對，再不肯做研究功夫”。日本人早就不是當年的日本人了，中國人卻還是當年的中國人。兩相對比，實在發人深省。
有人或曰，2010年中國赴日旅行的遊客超過百萬，日本文化通過影視、網絡等諸多途徑傳遞至中國，相較於過去信息的閉塞，這難道不是一種進步？但筆者想說的是，如今中國人赴日旅遊者人數雖眾，但大多抱著純粹消費的目的前往，亦談不上對日本文化抱有親近與學習的態度，而充斥於中國大陸的粗濫影視劇，動輒把日本人描繪為無腦而野蠻的侵略者形象，從而徹底否定了任何交流與了解的可能。相較於從前中國人更願意去傾聽、嚐試理解日本這位近鄰的時代，這難道不是一種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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