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7日，佛奈談第二十四期。
過去的兩周，最抓人眼球的事件莫過於，美國司法部一次性公布了“愛潑斯坦文件”，約三百萬頁文件，以及約十八萬張圖片和兩千個視頻，這是迄今最大的一次釋放。愛潑斯坦案已經成為美國自建國以來麵臨最嚴重的公共危機。因為美國在全世界的“燈塔”地位，愛潑斯坦案不僅對美國政治有很深遠的影響，對全球的政治走向都有極其重大的意義。很多朋友希望我來談談愛潑斯坦案，但，大家知道，我不在美國，我所了解的也都是網上能看到的信息，對於案件本身與涉案的美國政商名人我就不細數了。我兜個圈子，從中國曆史故事說起，去聊聊社會精英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
我們這個民族是世界上最重視曆史的民族，沒有之一。沒有哪個民族比我們保留更多的文字曆史資料。比如說《春秋》，是孔子記錄的魯國一個斷代的曆史，在這部曆史的基礎上，有三本書來注解它，就是《左氏傳》、《公羊傳》和《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然後後世又不斷有人再注解這些經傳，很多時候這些後世人在為誰的注解更符合孔子的義理而爭論不休。以前我不明白為什麽，年紀漸長見識漸豐，我慢慢明白，爭論“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到底為什麽用“元”為什麽用“王”的意義，與當今世界LGBTQ的群體權益和婦女墮胎是否合法，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她/他們爭論的從來不是曆史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掌握這些議題的主導權即掌握政治的主導權。
了解明史的朋友一定知道，明朝曆史最有意思的一幕之一就是“大禮儀”事件。由於明武宗朱厚照暴斃，沒有子嗣，朱厚照的一個堂弟朱厚熜被大臣們推舉成為皇帝，就是嘉靖帝。所謂“大禮儀”事件，就是嘉靖希望給自己的生父上尊號，而大臣們認為嘉靖算作過繼給先帝，即武宗的爹，明孝宗朱祐樘的，所以他的生父不應有皇帝尊號，雙方展開長達數年的“大禮儀”之爭，其間被錦衣衛下獄的大臣有100多位，更有16人被廷杖杖斃。我們現代人看，皇帝的親爹給個尊號怎麽了？有什麽可爭的？甚至為此而送命？但在一個等級體製中，“禮儀”所代表的就是政治權力，符合義理的“禮儀”就符合道統，就擁有對政治的解釋權。這和爭論，一個魯國的諸侯國史，為什麽可以用“元”用“王”一樣，背後都是政治。
最近央視在熱播的曆史正劇《太平年》，我還沒時間看，但講到五代十國的那段曆史，我就想到了一個人，馮道，此人號稱官場不倒翁，曆事五朝八個家族、侍奉了十一位皇帝。在五代十國這樣的亂世，皇帝走馬燈的換，多數身首異處，而馮道卻能屹立官場幾十年不倒，活到73歲善終。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古代帝王最看重臣子的忠誠，為什麽那麽多皇帝都會把相權這麽重要的權柄交給如馮道這樣“不忠”的大臣？因為馮道掌握了儒家的義理的解釋權和執行力。不管是什麽朝代哪個皇帝，隻要不是隻想劫掠一番就跑，而是想占領這片土地管理這片土地上的人民，就必須有一套管理係統。儒家義理講仁義禮智信，對人民要仁，對同僚要義，講等級要禮，做事情要智，做管理要信。這套義理最核心邏輯就是安民心、搞建設、促生產，不管是盛世或亂世，理解和運行這套邏輯始終是最重要的，就如同一台電腦，不管你CPU怎麽換，你都需要那套操作係統。馮道在五代十國那種動蕩混亂的黑暗時代是如同定海神針一樣的存在。然而，更有趣的地方還在於，對於馮道的後世評價，隨時代的變遷而發生迥異的變化。在《舊五代史》還盛讚馮道的私德及器量，而到了歐陽修編修《新五代史》對馮道卻大加鞭笞，說他是“無廉恥者”，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鑒》更是說他“乃奸臣之尤”。究其原因，就是曆史敘事的政治考慮。在亂世，皇帝可以不顧忠誠而唯才是舉，但是在一個安定盛世，忠誠就成為政治正確。
歐陽修和司馬光都非常了解曆史的政治意義，如果不對馮道這樣的“貳臣”作道德層麵的鞭笞，對維護王朝的官僚體係是災難性的。他們從這個角度思考在當時的認知水平上貌似是有道理的，後世的士大夫階層越來越腐化，大多數都缺乏忠義之氣，比如明末之時，不管是對李自成的大順，還是對女真的大清，明朝的士大夫階層很大一部分都望風而降，甚至很多先降大順後又降大清。在投降大清的明朝官員中，最出名的要屬洪承疇了。在洪承疇戰敗被俘之後，堅持了一段時間沒有投降，以至於崇禎帝以為他死節了，還為其寫了哀悼文，到死也不知道洪承疇投降這件事。洪承疇為清朝平定南明、籠絡明朝士紳立下了汗馬功勞，死後諡號“文襄”（諡號中有“文”字是個很高的評價）。然而到了乾隆朝，風向就變了，乾隆認為他“遭際時艱，不能為其主臨危授命，輒複畏死刑生，?顏降附”，敕命將其歸入“貳臣”。可見，帝王對忠誠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要求。在一個群雄逐鹿的時期，君主不能放大對忠誠的要求，都希望敵對陣營的能臣可以轉投自己陣營，比如齊桓公對管仲、唐太宗對魏征；但在一個一統天下的盛世，君主則要求大臣的絕對忠誠，而能力與私德卻被置於次位。
從儒家義理結合現代政治的眼光來看，歐陽修和司馬光其實都錯了，而且錯得離譜。他倆都堪稱儒家的大宗師級的人物，卻在這麽重要的義理問題上犯了糊塗。司馬光在資治通鑒開篇說了“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這是對孔子“名不正則言不順”的詮釋 ，然而孔子還有後半句，“言不順則事不成”，可見，天子這個名是為了辦事的。辦什麽事？就是我前文講的，安民心、搞建設、促生產。不辦好這個事，天子的職就沒盡到，那就是占著茅坑不拉屎，被人趕下去是理所應當。孔子所謂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是簡單的疊詞，前一個是動詞，即做好職責內的事，簡單說就是君主做好君主的事，大臣做好大臣的事，父親做好父親的事，兒子做好兒子的事。反過來說，君主做不好君主的事，就不要責怪大臣沒做好大臣的事，父親做不好父親的事，就不要責怪兒子沒有做好兒子的事。馮道與洪承疇，雖然倆人都被後世稱為“貳臣”，但有本質的區別。我不談民族問題，因為倆人都服務過外族，馮道服務過石敬塘，沙陀人，還服務過耶律德光，契丹人；我也不談忠君，因為倆人都身處亂世，國破都非他二人之罪，是君主沒做好君主的事，大臣也沒有義務為其守節。但倆人的用心是不同的，馮在亂世的黑暗中堅持華夏道統，為百姓少吃點苦少遭點罪，與皇帝們周旋，並不完全出於一己私利；而洪在滿人對漢人同胞大加屠戮之時、在強迫漢民剃發易服改變文化之時，為了自己的榮華富貴可以無動於衷，他與馮道的境界高下立判。洪承疇永遠都釘在恥辱柱上，這和吳三桂、汪精衛之流都同在恥辱柱上的道理是一樣的，不在於他們是不是一時投降了，而是在於他們的行為是為了什麽？是為了自己的野心還是為了最大限度地保護他人，這是本質區別。
從現代政治的視角來看，雖然表麵上已經消除了君主、大臣與百姓之間那種嚴格的等級製度，但社會結構本質上依然存在明顯的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分層：一方是掌握資源、權力與話語權的社會精英階層，另一方則是廣大的普通民眾。這種權力不對等的基本邏輯，與傳統社會並無根本不同。愛潑斯坦案件最刺眼地暴露了美國管理精英階層的係統性腐化與道德崩壞。長期以來，這個階層高調宣揚的民主、自由、法治等核心價值，在這起案件及其後續發酵中被徹底撕碎，淪為空洞的修辭。民主變成了精英操弄民意、維持自身特權的工具；法治則異化為保護精英腐朽生活方式、阻斷問責的護身符。更關鍵的是，這起案件天然具備跨黨派、互相牽製的結構性特征：它同時牽涉克林頓及其部分民主黨高層，也涉及特朗普本人及其核心圈子。這種“雙方都有把柄”的網絡，使得兩黨精英在實質上形成了一種默契的共謀——誰也不敢、也不願把真相徹底捅破。於是我們看到，在國會聽證、媒體戰場和競選周期中，兩黨反複拿著文件中的片段互相甩鍋：一方高喊“體製性腐敗”，另一方指責“濫用司法武器”。愛潑斯坦案被工具化，淪為選舉動員、抹黑對手的最主要彈藥之一。其結果是，司法機構與整個體製的公信力被持續侵蝕；選民群體進一步撕裂，政治極化加速惡性循環；最根本的政治敘事被重塑為“權貴 vs 普通人”的原始對立。這已經不僅僅是一樁性犯罪醜聞，而是美國精英階層合法性危機的一次集中爆發，也是“民主燈塔”自我照妖鏡中最難看的一幀。歸根結底，美國精英階層離那個道，即馮道所信奉並踐行的——安民心、搞建設、促生產——道，越來越遠了。
今天就先聊到這，下期再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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