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從法國回來後，經過我們和法國專家的共同努力，終於在1989年底完成了軟件消化應用工作，並向世界銀行成功提交了課題研究成果報告。
1991年，日本東京某中央研究所與我國某行業協會簽訂了一個合作備忘錄，開展為期兩年的相關技術交流，主要是把日本的先進軟件及其應用成果介紹給中國，同時中國方麵也將相關的軟件及其應用成果予以分享。雙方約定，在中國舉辦四次專業研討會，在日本舉辦兩次對應的會議，雙方專家在對方國家的所有開支均由東道主分別承擔。
鑒於我們單位在世行項目中取得的成功，我被榮幸地邀請全程參與了所有六次會議，其中中國四次會議是在成都、桂林、杭州、北京舉行。
1992年春天，我被通知入選赴日代表團，先去北京報到學習外事紀律。正式開會前，協會的國際合作部相關領導找我談話，為了省下一個專職翻譯的名額，決定讓我充當翻譯，這不是趕鴨子上架嘛？原來他們覺得每次會議期間我和日本專家能夠聊天，再說曾經去過法國培訓，以為我能勝任的，這個玩笑真是開大了。其實我隻是年輕時喜歡看日本電視劇而自學過一點日語，加上在法國培訓時會一點英語（主要都是靠專職翻譯的），與日本人交流是因為他們也是能夠說點英語，大家連說帶比劃才能溝通（不行還可以通過寫漢字加深理解）。但是代表團名單已定不能更改了，於是我隻能提出在東京舉行的正式會議必須另請專業翻譯，否則我絕對不能接受任務。有關部門最後接受了我的意見，與日方協商後另外出資二十萬日元請了一位中國留日博士擔當會議翻譯，其餘場合就由我去應付了。
此次外事教育給我留下一個有趣的印象，就是官員告戒我們，入住日本賓館後，看電視時務必要留意遙控器上有個寫“有料”的按鈕不能碰，原來這是收費電視，日本的成人AV聞名天下，怕我們團員出於好奇去收看，那就要犯錯誤了:)，說不定還要自己付款呢。
幾天後，我們一行六人從北京飛往東京，才飛行三小時左右，飛機就降落在東京的成田國際機場。那時兩國常宣傳是一衣帶水的友好鄰邦，確實距離非常近。東道主派了良子小姐來接機，寒暄一番後，她叫了兩輛出租車，直接把我們送到了市中心的日中友好協會後樂賓館（三星級），我一看出租車顯示的價格，兩萬多日元呐，也算領教了日本的高物價。
此次日本之行與1988年的法國之行待遇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由於所有費用都由東道主承擔，我們每個人全程都住了單人房，盡管房間很小，但是非常溫馨，尤其是頭一次享受衛生間裏的感應式衝洗馬桶蓋更是令人歎為觀止。良子臨離開時還特意關照我，代表團在賓館裏的所有消費隻需我簽字即可。
當天晚上我們六人就在賓館裏的日本餐廳，平生第一次品嚐了日本料理。一開始令人眼花繚亂的菜單讓我們這些菜鳥無從下手，正在尷尬之際，笑容可掬的女服務員上來向我們推薦可以點套餐，一看一份要一萬呐，反正有人買單，我們就享受了正宗的日式美味佳肴。第二天晚上我發現賓館還有法式餐廳，我們就換了口味去品嚐了法式大餐，結果我簽單時才發現比日餐還便宜。估計日本人多喜歡日本料理，所以法式餐廳隻能降價競爭了。
第二天上午，良子小姐一早來到賓館，陪同我們步行幾分鍾到飯田橋地鐵站，坐兩站地鐵去研究所，前後才20分鍾。為期兩天的技術交流會議在那位中國博士的協助下取得了圓滿成功。
會議結束後的晚上，研究所的所長在東京的中華料理店宴請我們，那天晚上的菜肴我都記不得了，隻記得那位所長年紀很大了，不會英語，他講一句日語，良子翻成英語，我再應付著翻成中文。我們中方的團長是協會的處長，也不會英語，隻能他說中文，我將就著用英語表達出來，由良子小姐再翻譯成日語，現在想起來還是挺滑稽的。
結束了東京的會議後，東道主安排我們到羽田機場坐飛機去四國的高鬆參觀遊覽，由矢島和大屋兩位專家全程陪同。我記得我們主要去看的景點是瀨戶大橋。這是位於本州到四國之間，跨越瀨戶內海的橋梁，屬於本州和四國連絡橋路網的三條路線之一。全橋由多座吊橋、斜拉橋、梁橋連結，構成壯觀的橋梁群。 矢島自豪地向我們介紹說：該橋為公路鐵路兩用橋，上層為4車道的高速公路（瀨戶中央自動車道），下層為JR四國瀨戶大橋線。在1978年開工，施工耗時近10年，到1988年全麵通車。當時我就想，什麽時候我們也能建設如此壯觀的跨海大橋呢？沒想到如今中國不但建成了東海大橋，還建成了港珠澳跨海大橋，可惜都不是公路鐵路兩用橋。
去四國的另外一個收獲是領略了日本的酒吧文化。記得那天晚上，我們在日本料理店已經酒足飯飽，可結束後，矢島和大屋非得拉我們四位男士換個酒吧繼續喝，記得那晚喝的都是日本清酒（甜甜的，非常類似於上海崇明島的老白酒），後勁十足。我們是越喝越盡興，真是一醉方休到午夜。結束了兩天在四國的參訪後，東道主又陪我們去橫濱玩了一天，美麗的港口城市同樣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最後再次回到東京的後樂賓館，接下來是周末自由活動，我們結伴去秋葉原逛電器商店，各自都采購了點熱門的日本電器，我記得當時是買了個最新款的佳能數碼相機。
短短一周訪問使我對日本有了深刻的印象：
- 國民素質非常高，無論是東京街頭還是四國的小鄉鎮，到處幹淨的一塵不染，人們的行為規範就是不能給別人添麻煩，地鐵上也非常安靜。我們接觸到的日本人（無論是專家同行還是普通服務員），舉手投足都是那麽彬彬有禮，我們幾個人私底下開玩笑說凶殘蠻橫的日本鬼子都去哪兒啦？:)。
- 非常昂貴的高物價，除了在秋葉原買的家用電器，幾乎其它所有東西比中國都貴好多。那時的日本其實經濟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了，但是各類商品尤其是服務業價格仍然遠高於中國。我中學班主任知道我去日本出差，托我帶個索尼相機去找他學生也是我同學幫忙修一下，結果隻是換了一片“羽根”（就是用來拍寬幅照片的），就花了一萬日元，搞的我同學哭笑不得，畢竟這對於打工仔來說也不是個小數字。
- 高度繁華的商業，我們居住的賓館離銀座不遠，記得我們看的是眼花繚亂，因為上海1992年浦東才剛開始對外開放，所以商業繁華程度與東京比完全不在一個檔次上。我那位同學還熱情地陪我去著名的新宿逛了一圈，說如果你不去新宿看一下就等於沒有來過東京：），確實名不虛傳，那個熱鬧程度與上海南京東路相比，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此次日本之行，對於我個人而言，收獲更大，不但操練了自己的洋涇浜英語，還將大屋先生在會上發表的論文翻譯成中文，發表在國內的專業核心期刊上，本來我擔心會有版權問題，結果也正是在高鬆那次酒吧暢飲時，我鬥膽向大屋先生提出，能否容許我把他在會上發表的論文翻譯介紹給中國讀者，他非常爽朗地說“大丈夫“（沒問題）。於是回國後我硬是靠著家裏珍藏的日語語法手冊和詞典《廣辭苑》，把他的論文介紹給了中國讀者，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成功翻譯國外的論文。
一年後（1993年春），我再次去東京參加了最後一次工作會議，這次由於代表團團長是剛退下來的大領導，自然配備了專職的日語翻譯，這樣我就專心致誌地享受了東道主的盛情款待。我們除了東京以外還去了古老的京都和奈良，對於日本把唐代的古建築保存的如此完美驚歎不已。
16年後的2009年秋天，我和太太一起參加了為期10天的赴日旅遊團，故地重遊也算圓了自由自在地近距離看日本的舊夢。這次是從大板進從東京回，中間經曆了從關西到關東，從京都到奈良，一路欣賞了深秋紅楓的美麗景象。
三次日本行後，我仍然還有去第四次的衝動，目的地就是北海道，也許是被《非誠勿擾》電影裏的美麗景色吸引到了，如今我合起雙手祈禱疫情早日結束，我們還能去日旅遊，以嚐夙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