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開始的明治維新，社會變革異常猛烈。日本千百年來都是中華文化的忠實追隨者，但在明治年間，日本開始在包括政製、科技、軍事和醫學等領域全方位學習西方，結合東方道德和西方技藝，富國強兵，成效顯著。雖然軍國主義在明治時期開始盛行，後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讓日本遭受毀滅性打擊，但顯示明治維新成效最清晰的標度恰恰是軍事。維新不過七年，1875年日本就製造了江華島事件，迫使朝鮮簽訂《江華條約》。1894年甲午戰爭中，日本戰勝清朝，次年簽訂《馬關條約》，迫使清朝割讓台灣，另外也完成了對琉球的實際控製。1904年，日本在中國遼東擊敗俄國，成為遠東第一霸主。
明治年間日本社會爆發出的驚人能量不是沒有來由、憑空產生的，江戶時代（1603-1867）的和平發展在經濟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為明治維新積蓄了能量、打下了必要的基礎。要了解明治維新的來龍去脈、成敗得失，必須首先了解江戶曆史，否則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割裂曆史往往會造成扭曲。
人類文明在1970年代進入信息時代之後，信息對於社會發展的貢獻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在此之前，信息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卻往往被忽視。不光在信息時代，在任何時代，信息在社會發展中都起關鍵作用。研究江戶曆史，如果僅關注經濟基礎、曆史人物或民俗文化，而忽視知識和思想的產生和傳播，就難以獲得全麵的了解。
江戶時代的社會結構
江戶時代日本的封建製度大體類於中國周製，德川幕府依靠其強大武力鉗製兩三百名大小藩主。第一、二代幕府將軍德川 家康、秀忠建立了《武家諸法度》，規範幕臣和大名的行為。第三代將軍家光（1623-51年在位）建立了參覲交代製度，確保藩主忠誠馴服；又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官僚製度，將軍本人得以從幕府日常事務中解脫；1649年幕藩體製得以完成。
德川幕府將軍前後十五代，有作為者不過三分之一。幕府實際權力常由幕閣掌握，尤其是其中的老中首座、勝手掛老中；大老不常設、設大老時以大老為閣揆。老中一般由實力中等的譜代大名充任，外樣大名尤其是實力強大的外樣大名是沒有機會的。第八代將軍吉宗之後，將軍雖名為首腦，在曆史上留下的印痕卻遠不及像田沼 意次、鬆平 定信、水野 忠邦、阿部 正弘、堀田 正睦這樣的老中首座。像鬆平定信確立的堅持鎖國、避免衝突和鞏固海防的對外方針，在明治維新前一直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調和框架。幕府內部有兩大實權部門，一是勝手掛老中主管的勘定方，負責財政，兼及國防和外交；二是觀察方，負責監督幕臣和大名並搜集情報，對國防和外交也有發言權。
與此同時，天皇大權旁落，但並未廢除，作為天神之後，為一國精神的象征，居京都。天皇的給養相當於最小的大名，行動受到幕府的嚴格限製。家康和秀忠頒布《禁中並公家諸法度》，以規範幕府（武家）與天皇、公家的關係。
在西周製度中，人分士、農、工、商四等；士屬於統治階層，戰時為武士，平時為官吏。江戶時代有著類似的等級製度，也叫士、農、工、商。士雖說是統治者，但從幕府將軍、大名到普通武士，地位懸殊、待遇迥異。農、工、商是被統治者。其時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武士階層及其從屬的地位以石高多寡確定，薪俸以糧食支付、而不是錢幣。工、商居城市、為町人，也有在鄉町人，各自承擔其不可或缺的社會功能。
商人負責物資、錢幣的流通、交易，其地位低下、而作用巨大。士的薪俸雖為糧食，日常用度卻需錢幣，其中矛盾影響到江戶時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全國性的糧食交易中心在大阪，是人類最早的期貨市場。有的商人積累了驚人的財富，雖無俸祿，卻富可敵國。相形之下，有些大名經營不善，財政困難，負債累累。地產有限，而稅賦無極，許多農民靠借債度日，喪失土地之後湧向城市，成為社會上的不安定因素。所以錢幣作為流通手段，雖然解決了糧物不便流通的問題，卻常導致上自大名、下至農夫陷入債務深淵、經濟困窘。
士、農、工、商之外，還有穢多、非人，他們雖屬劣等人，但社會必需。等級之外的邊緣人物，包括浪人以及教師、醫師這樣的專業人士。浪人失去了武士資格，但較少受到官場秩序的製約，是社會上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江戶時代的仁人誌士，不少本人是浪人、或是浪人之子，如山鹿 素行、貝原 益軒、吉田 鬆蔭。
江戶時代是大和平的時代。德川幕府早年強勢的震撼威懾、“大義名分”的不斷灌輸，令各路英豪不敢輕舉妄動。雖然平民暴動時有發生，但國家大體保持著持久的和平。而海洋賦予島國一道天然屏障，使其免遭外來侵略。
德川幕府初期跟西方有接觸，西方傳教士在日本傳教，信徒裏除了民眾、也有大名，達數十萬人之多。日本受中國影響，講究華夷之辨，有的日本人如山鹿素行以本國為中華，以基督教為邪教。幕府又受企圖獨霸對日貿易的荷蘭人挑撥，在1614-15年間發布禁教令，驅逐外國傳教士，要求國民到佛廟登記、以全麵搜查基督徒。以前船隻隻要有朱印狀就可以出國，1631年開始還須老中批準。在1633-39年間幕府發布一係列鎖國禁令。1633年下令，未經特許日本船隻嚴禁出國，返國者予以處死，全麵搜查、迫害基督徒，外貿由幕府授權的五家商會專營，異國船隻許到長崎。1635年更全麵禁止出國、沒有例外，違者一律處死；驅逐、甚至處死外國傳教士。
鎖國時期日本的對外貿易隻限於在長崎跟中國、荷蘭交易。荷蘭人獨霸西方對日貿易之後，境遇不但未獲改善，相反在1641年，幕府將原居平戶的荷蘭人遷至長崎出島，活動範圍大為縮小。中國商人原本可以在日本自由貿易，1635年以後就隻能到長崎。1689年長崎唐人屋敷建立，頭一年就住了4888位中國人。曾經繁榮一時的中日貿易，到康熙末年開始衰落，交易額銳減。
信息和社會
區域經濟學家AnnaLee Saxenian在其名著《區域優勢：矽穀和128號路經濟帶的文化和競爭》中深入比較了美國加州矽穀和麻省128號路經濟帶兩個在諸多方麵類似的區域。兩地雖然分居美國東西海岸，但都臨近一流大學。在1970年代，兩地都成為信息時代的驕子。到了1980年代，則各自麵臨挑戰，矽穀半導體存儲方麵的業務被日本奪走，而128經濟帶眼看著他們的小型機被工作站和個人計算機取代。但是最終，矽穀成為世界高新技術產業的代名詞，而128卻一蹶不振、被逐出競技場。
二戰後，兩地形成了各自的產業體係。矽穀的產業體係基於其區域網絡，憑借密集的社交網絡和開放的、鼓勵嚐試和企業家精神的勞務市場，在技術相關領域不同專業廠商間取長補短、靈活調整。公司內部管理結構趨於扁平化，在信息流通方麵鼓勵平級的橫向溝通和上下級之間非正式的縱向交流。而128的產業體係則由少數相互獨立的綜合性公司主導，這些公司專注於內化，強調員工忠誠度和保守技術秘密。公司內部等級分明，中央集權，信息流通以縱向為主。
兩種產業體係最大的差異在於公司內外信息流通的自由度。在矽穀，公司內部結構趨於扁平，鼓勵不分層級的信息交流；不同公司員工之間有著共通的社交網絡，可以進行相對開放的信息交流。而在128經濟帶，公司內部講究等級，信息交流受到限製；不同公司之間相互保密，壁壘分明。
區域經濟有三個維度：地方機構和文化、產業結構和公司組織。地方機構包括大學、商會、專業學會、當地政府等等。產業結構指社會橫向分工、縱向集成度以及客戶、供貨商和競爭者相互間關聯的程度和性質。公司組織關乎內部橫向和縱向協調的程度、集中與分權以及責任和專業任務的分配。
區域經濟學中區域的範圍可以擴大到國家，比如說1980年代前後的美國和日本。日本經過1960和1970年代重工業和1980年代半導體產業的高速發展，在1980年代曾經一度構成對美國經濟領導地位的強勁競爭。但進入1990年代的個人計算機時代以後，美國再次確立其競爭優勢，日本經濟則開始出現持續萎靡。雖然宏觀經濟涉及其它諸多方麵，但兩國信息自由度的差異尤為明顯。兩國之間，日本對技術的重視不亞於美國，但日本的技術創新主要集中在相互獨立的公司內部，不同公司之間、公司和大學之間聯係有限，沒有出現像美國矽穀那樣依托當地大學形成的高新技術產業園。另外從公司組織的角度，日本公司內部等級森嚴，雖然協作程度不低，但是上下級之間缺乏無拘束的信息溝通；這樣的環境尤其不利於高新技術的成長，因為高新技術往往掌握在沒有資曆的年輕人手中。
信息自由度在區域經濟學中的作用，未嚐不可以推廣到社會發展曆史研究中。考察信息自由和社會發展的關聯可以給曆史研究提供新的視角。
江戶思潮
一個社會當中，流行的思想是最重要的一種信息。
江戶時代的日本對中華文化仍是亦步亦趨。幕府認定朱子學為儒家正統，將其作為官方意識形態，因為強調君臣之義的大義名分有助於維護幕府的統治和既定社會秩序。1632年，林 羅山在上野建先聖殿，開設私塾，傳授儒學。1690年，將軍綱吉將其遷至湯島，改稱大成殿，始設大學頭，由林家世襲。1797年，湯島聖堂成為幕府官學，稱昌平阪學問所，相當於太學、中央黨校。朱子學是幕藩官學教學內容的核心。
明朝王陽明（1472–1529）主張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知行合一。中江 藤樹（1608-48）是日本陽明學的宗師。其門人熊澤 蕃山（1619-91）因批評幕政而引起幕府警覺。實踐陽明學知行合一原則最突出的是大塩 平八郎（1793－1837），他在天保荒災期間，在大阪發動饑民暴動，獻身革命。
比較能代表日本儒學發展水平的是古學。跟朱子學、陽明學從中國引進不同，古學是日本自行發展的。古學宗師山鹿素行（1622-85）本為浪人之子，治學由朱子學經道家、佛學最終歸於古學和神道的結合。自稱“以周公、孔子為師，而不以漢、唐、宋、明諸儒為師。”開創山鹿流兵法。提出武士道，認為武士不事稼穡而獲食、不事製造而獲用、不事貿易而獲利，其價值在於忠其君、信其友、敬其事。認為以智、勇和仁衡量，日本而不是中國才配得上是中華正宗、中央之國。山鹿與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1613－82）年代相近，而學問相通。山鹿開創的古學跟顧炎武開創的樸學、幹嘉學派，都主張回到儒家元典，否定朱子學、陽明學等新儒學；注重考據訓詁，力求確切理解元典。朱舜水（1600-82），浙江餘姚人，亡明遺老，東渡以終。受水戶大名德川光圀敬重，對水戶學和古學的建立有促進，與山鹿有交。
荻生 徂徠（1666－1728），元祿、享保年間古學者，第五代將軍綱吉側用人柳澤 吉保講師、顧問。其處置四十七浪人方案為幕府采納。綱吉死後，柳澤失勢，徂徠開蘐園塾，從學者眾，成蘐園學派。後獲第八代將軍吉宗重視。保持跟黃檗宗聯係，領導明代典章製度研究；日本黃檗宗為東渡閩人、萬福寺住持隱元 隆琦（1592-1673）所創。苦學漢語古今文，對漢學推崇備至，自稱“東夷”。形式上，批評“漢文”朱子學著作語言上的不倫不類。內容上，認為理由聖人創立，並非天理，且宜因時而變。禮樂宜合時而變。家康建立德川幕府，不亞於一位聖人，後人應該在他的基礎上繼續創新。研究古學可以指導政治的重建。視情欲為正常。認為中國淪滿人之手，而日本不像中國改朝換代，更好體現了儒家傳統。終其一生，未成為士。而幕府也沒有重建禮樂作為執政基礎。徂徠門生太宰 春台（1680-1747）認為，中國棄封建而集權，真正堅守孔孟之道是日本。
荷蘭（尼德蘭）七省聯合共和國（1581-1795），從西班牙獨立出來之後，發展成為航海和貿易強國，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和貿易據點，包括台灣南部沿海地帶。這段時期在荷蘭被稱作“黃金年代”。直到十七世紀後期，荷蘭在海上不敵英國，在陸地敗於法國，才衰落下來。日本江戶時代的蘭學便源自荷蘭對日貿易。
貝原 益軒（1630-1714），福岡藩士、朱子學者、本草學者。1649-56以浪人身份在長崎習蘭學。學術上提倡懷疑精神。著有《大和本草》和《慎思錄》。
杉田 玄白（1733-1817），蘭學者。1771年跟前野良澤、中川淳庵等蘭方醫一道，開展了日本曆史上第一場人體解剖科學實驗。1774年譯《解體新書》。主張真正的知識來自實驗觀察，尊華鄙夷傳統不可取；華夏文明已經衰退，中國被韃虜統治。杉田門人過百，日本蘭學大進。西醫進入日本後、明治維新以前，和漢方醫互補、互不排斥。
大槻 玄澤（1757-1827），蘭學者。從杉田玄白習西醫。1788年作《蘭學階梯》。1807年與誌村 弘強合著《環海異聞》，記錄仙台藩船員津太夫船難後漂流到俄國的見聞。
誌築 忠雄（1760-1806），蘭學者。曾為長崎荷蘭商館翻譯。1801年翻譯德國探險家Engelbert Kämpfer的一篇文章，將譯文標題定為《鎖國論》，首創“鎖國”一詞。Kämpfer原文和誌築按語對日本鎖國政策的評價都是正麵的。《鎖國論》手稿流傳廣泛，但到1850年代才發表。1850年，以《異人恐怖傳》為題印成小冊子後，當局強令毀版。
山村 才助（1770-1807）1802年作《訂正增譯采覽異言》，匯集當時世界地理蘭學資料。手稿呈至將軍家齊，抄件公開流傳。
江戶幕府鎖國雖嚴，但從未中斷從東西方文明先進國家汲取精神營養。1853年的黑船來航，隻是由美國這樣的後起之秀逐漸取代已經沒落的中國和荷蘭。整個江戶時代，日本都沒有斷絕跟世界先進國家的接觸。
刨根問底研究儒學產生了古學，追根溯源整理日本國故形成了國學。真言宗僧人契衝（1640-1701）是較早的國學者。其受水戶藩主家圀之托，為日本古詩匯編《萬葉集》作注，著《萬葉代匠記》。重視考據，著有《和字正濫鈔》。
江戶中期以後出現了四大國學者，荷田 春滿、賀茂 真淵、本居 宣長和平田 篤胤。荷田春滿（1669-1736），神官。研究《萬葉集》、《古事記》、《日本書紀》尤力。為複古國學先驅，反對用儒學、佛學去詮釋日本的古典，主張用古語、古文闡明日本固有的精神。
賀茂真淵（1697-1769），神官之子，荷田門生。1738年在江戶開設學堂，從學者眾，不乏名門之後。1765年作《國意考》，攻擊漢學，指世人景仰的中國曆史充斥著對叛亂的掩飾和欺騙性的捏造，中國的改朝換代完全無法跟日本天皇的萬世一係相比擬。他將漢學理性和日本的絕誌和信仰對比，認為人的理解和解釋的能力畢竟有限，所以應該相信和接受，信仰比理性更有威力，“神的行為美妙無邊。”
本居宣長（1730-1801）對《古事記》神話的曆史真實性深信不疑，傾三十年心力，於1798年完成《古事記傳》，記述諸神起源、創世神話和太陽女神將日本列島托付給後人掌管的故事，集國學大成。本居宣稱國學接受人的本真，而不像佛教和儒家那樣試圖改造人；道德說教最終隻是虛妄徒勞。文學傳遞同情的認知，武士道的堅韌和漢學的理性導致矯情失真。女性是較好的真情的判官，詩歌是陰性的。如果詩歌是日本民族表達的菁華，那麽日本精神總體上，特別是有關天皇的部分，也是陰性的。有弟子五百。
平田篤胤（1776-1843）將國學和神道緊密地結合起來，賦予國學宗教性和政治性，使其得以傳遍全國、深入民間。天皇身上神的後代的光環關乎國政；天皇伺奉神，神助其治國。宣稱日本列島是由優質材料組成，而別的國家不過是由日本淘汰的劣質材料組成。但平田不排斥別的文化傳統中的有用成份，包括漢學和蘭學，隻要對日本有利。外國有用的東西也是由日本的神創造的，終究屬於日本。平田以哥白尼天文學革命作為太陽神偉大的證據；而諾亞方舟故事中的洪水並未在日本發生，足以證明日本地勢比其它國家高。所有研究外國學問的日本人都要牢記，日本國學優於外國學問。反華，蔑視長崎的荷蘭人。
幕末國學者會澤 正誌齋（1781-1863）是水戶學代表人物。1825年作《新論》，提出“尊王攘夷”，主張凝聚民心，改革自強，鞏固國防；排斥基督教和佛教等外來宗教；警覺來自列強的威脅。其中稱日本為中華，是日出的神聖國度、世界的主宰。天皇為太陽神後人。1857年《新論》發表，反響熱烈。
日本國學得之於在漢學和蘭學之外，專注本土資源，包括古代神話、曆史和文學，建立國家身份，塑造民族精神；失之於自大偏狹，助長天皇崇拜。在幕末，國學成為尊王攘夷運動的主要思想基礎。
日本社會有相當包容性。儒學、蘭學和國學相互之間，並不一味排斥，經常是相輔相成。像貝原益軒是朱子學者，但習蘭學有成。古賀 侗庵（1788-1847）本人為朱子學者，卻與蘭學者交好。1838-39年作《海防臆測》，主張開國，開展外貿，建立海軍，對外擴張。古賀認為清朝中央之國的心態，令其對西方的強大失察，對西方的威脅缺乏防備。日本如果沒有強大的海軍，西方的入侵將難以避免。他意識到日本在軍事上的劣勢，強調在領土擴張方麵應加克製。他的開國論摒棄傳統的華夷之辨，轉而從國家利益和軍事實力著眼考慮國際關係。古賀在鴉片戰爭爆發之前的這番見地，洞察力和預見性過人。
佐久間 象山（1811-1864）崇拜心學家陸九淵，故自號“象山”；其後轉向蘭學，主張“和魂洋才”。1839年，在江戶開象山書院，門下有勝 海舟、阪本 龍馬和吉田 鬆陰等人。1842年冬，向幕府上書《海防八策》。1853年，上書《論時務十策》。象山得魏源《海國圖誌》，惺惺相惜；《海國圖誌》的寫作時間比《海防八策》隻早四個月。1854年，受吉田鬆陰企圖出航美國牽連，象山擊獄。1862年，出獄，應召謁見將軍家茂，主張公武合體和開國。
古賀之前，已有學者主張對外擴張的國家戰略。本多 利明（1744-1821）博覽漢譯西書，精研數學、地理，思想上受荻生徂徠和熊澤蕃山影響。1798年作《經世秘策》，主張開放貿易，殖民蝦夷；又作《西域物語》，主張效仿英倫，實行“開拓製度”，積極擴張。佐藤 信淵（1769-1850）主張廢藩、平等、興學、尊王。1823年作《宇內混同秘策》，主張海外擴張，稱霸世界；計劃入侵滿洲裏進而吞並中國。首倡大東亞概念，在1930年代大行其道。
林 子平（1738-93），兵學者，仙台藩士。1791年作《海國兵談》，1792年作《三國通覽圖說》。1792年，鬆平定信幕府以妄議國防，將《海國兵談》毀版，軟禁子平。高島 秋帆（1798-1866），兵學者，曾任長崎町年寄，與長崎荷蘭夷目交好。1841年6月在江戶城外演示荷蘭炮術。回長崎後即被收監，直到黑船來航才釋放。
水戶藩屬德川禦三家之一，從光圀到齊昭一直有支持學術的傳統，形成了水戶學，在幕末影響重大。代表人物除了會澤正誌齋，還有藤田 東湖（1806-55）。1844年藤田受齊昭牽連遭軟禁，作《常陸帶》替齊昭辯護，記敘他的政績政見，同時宣揚自己的哲學思想。他在書中列舉了三種對外政策：攘夷、消極開國和積極開國。消極開國，意指同意列強要求，開放港口同列強交易，直到海防鞏固、軍力足以攘夷。積極開國，意指主動開放港口、並且出海越洋貿易，同時建立海軍、主動出擊。藤田和齊昭主張堅決攘夷，他們直斥基督教可惡、西夷野蠻，認為日本應該備好船炮、動用武力，堅決將他們阻擋在國門之外。黑船來航之後，藤田頗受齊昭倚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