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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人類學之維――論文化人類學與建築學的關係 來源：自由建築報道 作者：未知
提要 文化人類學研究社會－文化現象，為建築的曆史理論研究和建築創作提供了新的維度。認為建築作為構成文化的重要一支，對它的研究應當建立在文化整體觀基礎上。運用文化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分析習俗與建築、文化模式與建築模式、社會構成與建築形態之間的關係，從而說明建築人類學的定義。
一 什麽是建築人類學
文化人類學早期著重研究原始人類社會的狀況。隨著各國文化人類學研究的不斷深入，它已突破了原有研究範疇，拓展到其他社會和自然科學領域，對其它學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建築學便是其中之一。
建築人類就是將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應用於建築學領域，即不僅研究建築自身，還要研究建築的社會文化背景。" 建築的問題必須從文化的角度去研究，因為建築正是在文化的土壤中培養出來的；同時，作為文化發展的進程，並成為文化之有形和具體的表現。"建築的建造和使用離不開人類和人類的活動。因此， 應當從人的角度，從文化進化的高度，來審閱建築的內在價值和意義所在。建築人類學注重研究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麵，研究人類的習俗活動、宗教信仰、社會生活、美學觀念及人與社會的關係。正是這些內容構成了建築的社會文化背景，並可最終通過建築的空間布局、外觀形式、細部裝飾等表露出來。美國學者摩爾根認為，要在同質一般的曆史環境中理解特定的文化。他曾研究美洲土著人的房屋，發現風俗習慣、家庭生活方式，與一定的房屋的構成相適應。列維·斯特勞斯則同社會組織、社會結構對文化現象在形式方麵的影響。拉普卜特研究了大量的傳統住屋，提出社會文化最終決定住屋的形式。這種"間接"的研究，對傳統建築本質的探索產生了最根本、最直接的影響。在當代社會中，建築人類學關注傳統習俗文化的同時也強調對"現行習俗"的考察，因為，傳統習俗和"現行習俗"都將直接關係到人類對建築的使用，尤其是建築空間對人的精神方麵的滿足。從而指導當代建築設計，突破物質層麵的"功能"要求，從習俗出發，創造與社會行為相對應的建築空間。
在我國的傳統建築、建築曆史與理論及建築創作等領域的研究中，也已體現出人類學思想方法的滲透。如陳誌華先生提出"鄉土建築"和"鄉土文化"研究， 東南大學提出"東方建築比較研究"等，均強調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常青先生也曾著文討論建築人類學與當代建築思潮的關係。本文將在此基礎上，深入探討文化人類學與建築學的關係，並就"建築人類學理論框架"提出簡單構想。
二習俗與建築
從狹義講，文化人類學是研究習俗的科學。習俗，是流行於民間的風俗習慣，是長期形成的不易改變的生活方式、社會風尚等。本尼迪克特認為，生活世界中的人們很難保持質樸原始的眼光自卑看待世界，而總要受到特定習俗和思考方式的製約，從而使萬事萬物對人類主體的特定文化習俗和曆史積澱下形成的非凡文化體驗具有對特定人類生活的指向性。它不單純是形式功能等實用主義的元素。
林惠祥先生在《文化人類學》一書中，曾分析習俗與居住空間的關係，印第安人進入別人家房屋，不能隨便坐立，男女老幼都有非凡的行立坐臥的位置規定，形成這種風俗 是由於早期印第安部落居住空間狹窄所致。四合院是我國北方傳統住宅的典型，其左右對稱、內外有別、尊卑有序的平麵布局是受封建宗法製度影響，這樣的空間限製居住者的行為，直接影響居住習俗的形成：主人居於內院，仆人居於前院，正房為長輩起居處，廂房為晚輩起居處，反映了特有的文化觀念。封建製度解體後，一家一戶的四合院變為多戶共居的雜院，人口的增長、都市的現代生活打破了四合院的傳統形製，人們在院中搭建小屋爭取更多的生活空間，完整對稱的消失了，同時也造就了一種新的居住格局和鄰裏關係，形成了新的居住習俗。
可見，人類的習俗對建築形式的發展演變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而建築形式也有助於人類習俗的形成，建築正是人類習俗的一種具象表現形式。人類學學者對習俗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對研究建築環境及人類習慣行為與建築空間的關係頗有借鑒意義。
三 文化模式和建築模式
在《文化模式》一書中，本尼迪克特認為，"文化模式"是不同？？文化物質的表現，是不同民族、社會根據各自的價值取向、心舊特征而對風俗、行為模式所做的不同的選擇，她強調對於不同的文化模式的理解，必須將它們與各自的社會相聯係，必須與構成社會的所有個體相聯係。因此，不同的文化模式" 隻有在特定社會的內在邏輯中才有意義"。 建築及建築活動是構成整個社會文化的一支，人類的文化習俗模式深刻影響著建築的模式。在不同社會背景中，建築模式可通過建築的"樣式"，即建築的表現形式反映出來，並成為建築意義指向的目標。不同的文化模式必然形成對於建築空間環境形式的差別的表意係統，影響著對建築深層意義的把握。
例如，中西方建築形態的迥異，歸根結底是文化模式的差異造成的。中國傳統的空間觀念，呈現由外而內的向心性，而西方的空間觀念則呈現由內而外的心理過程；中國傳統建築側重群體塑造出的空間美，而西方傳統建築突出單體建築的形體美（圖1）。 中西方傳統美學觀念亦不相同，這在園林建築中表現得尤為充分。我國傳統園林（以私家園林為例）"雖由人作，宛自天開"，崇尚自然美，用人工手法效仿自然，並且和建築相結合，使建築和自然之間未被分割開來；而以法國古典園林為代表的西方園林，則追求整潔、對稱，強調軸線，強調幾何圖案的線條美，突出人工特點，建築與園林是脫離開的。水是中西方園林共同使用的構成元素，但自理方法不盡相同，我國園林的布局常以不規則的水麵為中心展開，水麵平靜，亭台樓閣、花草樹木盡倒映其中，情趣盎然；西方園林中的水麵，常為規則的幾何外形，在中心布置一座雕塑形成噴泉，成為視覺焦點。這表達了不同的靜、動、虛、實關係，究其原因，中國傳統城市建築在宗法禮製的嚴格控製下，布局規整、序列分明，卻無法滿足人們對自然山水的向往，一些有條件的文人仕客便寄情於園林，試圖在有限而嚴格的居住空間中創造無限舒服的情境，可以說恬淡清幽的園林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代表了禮儀綱常的城市住宅的補充和高矮。通過這種文仕園林的情趣和構圖原則，看到的是中國傳統美學"重情"的特點，與繪畫、詩詞等傳統藝術一脈相承。西方園林與西方建築共同追求幾何美，這與西方社會的"唯理"的美學觀念有關。綜觀西方的美學史（美學是哲學的一部分）， 自柏拉圖的"美是理工"，到亞裏士多德的"美是和諧、結構、秩序"，乃至黑格爾的"美是觀念世界的理性顯現"，無不以"唯理"為基礎，反映在建築與園林的設計原則中就成為對規則的幾何形、標準的尺度、完美的比例的不懈追求。宗教建築，幾乎代表了西方傳統建築最技術藝術水平，追求龐大、高聳的體量，控製著城市的輪廓線；而在我國，宗教建築隻是建築百花園中的一枝奇葩，經常靜靜地占據城市一隅或在鄉村原野中，仍采用對稱的遼東布局方式，充分擁抱自然，有的甚至形成了寺廟園林，將宗教活動融於自然景觀和世俗活動之中。"這個問題涉及古代一個民族對建築的基本要求，一個以\'人\'為中心，一個以\'神\'為中心，也就是所謂\'人本\'、\'神本\'、\'物本\'的文化概念。……在不同的價值觀念下自然產生不同的選擇態度和方法。"在中國曆史上，從未出現人神完全分離的時段，也不會以某一宗教建築作為永恒的象征。而西方社會是神權社會，人們把對神和上帝的崇拜，轉化到為他們修建形象偉岸、永世長存的建築。
中西方兩種傳統建築的表意係統，是對建築和環境的不同的文化認同和命運寄托方式的表達。在《模式語言》中，克裏斯托夫·亞曆山大以西方傳統社會、西方傳統建築為研究對象，對建築各部分及其環境給出了他認為最佳的自理原則和方法。這些建築的"模式語言"反映出對西方傳統社會生活模式的理解和尊重，而隻有這樣的"模式"是布滿省略的，以這種模式語言來表達的建築和空間才會具有文化物質，從而走上"永恒之道。"繆樸先生在其《傳統的本質》一文中，將中國傳統建築特有的對宗法社會中人倫秩序、宗法製度的空間性表達，以及具體的建築處理手法等特征總結為13個方麵，這種分析從人在傳統建築空間中的行為、感受出發，並非凡結合相關的社會文化背景和生活習慣。如中國傳統建築講究"分隔"，大到城市，小到廳堂室內的劃分，可能是空間的分隔，抑或是視線分隔，是中國人內斂性格的反映，在中國傳統的繪畫與詩歌中均有體現。13種特征，可理解為對中國傳統建築模式的一種詮釋。
可見，不同的建築模式總是與不同的文化模式相對應，故對中西方傳統建築和多種鄉土建築的理解，應放置在各自的文化模式中研究、保護。
四 結構和表層形態
廣義的"文化"，既包括人類創造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如：語言文字、藝術、宗教信仰等人文係；也包括社會的特定構成關係，即社會組織、社關係，如：家庭結構、親屬製度、鄰裏關係等。文化類學者對"人類文化現象"的研究，實際是對文化統（狹義）和社會係統的共同研究。文化係統（狹）和社會係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動互補，有社會對文化的整合作用， 也有文化對社會的修作用。法國結構主義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另蹊徑，引入結構主義理論，研究文化與社會組。他跨越社會――文化間的區別、聯係之論爭，把注力投入到隱藏於社會－文化表麵下的"無意識結"。
列維·斯特勞斯把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運用到語言學之外的人類學領域，並在深刻理解榮格心理學中關於"意識――無意識"論述的基礎上，把紛繁複雜的人類學材料納入一個嚴謹的結構之中，建立了結構主義人類學理論。他通過對社會組織、神話、民俗、藝術等社會――文化現象的結構主義分析，證實文化現象（廣義）的意識性質。一切社會――文化現象和過程均由隱藏於表麵下的"深層結構"來支配。製度、習俗等文化現象"作為社會表象係統，都是人類的無意識層次的表現的不同版本"， 從而強調對人類文化現象（廣義）的研究，不能停留在人的有意識活動的水平上，而應當從人類活動的無意識基礎深入考察。
值得一提的是，他發現社會製度、社會結構、社會組織對人類的生活方式、對文化現象的形式方麵的影響。婚姻製度、家庭關係甚至房主的社會地位和社會關係可通過房屋的形製反映出來。"在世界許多地方，在社會結構和居住地、飄蕩或營地的空間結構之間存在著明顯的聯係"，例如， 溫內巴戈人的飄蕩劃分大致有徑分結構和同心結構，這兩種村落布局形製的形成是與溫內巴戈人中存在的兩種偶族劃分形式有關（圖2）。也即， 溫內巴戈人的兩種不同的社會組織形式導致了飄蕩空間配置的不同。又如博羅羅的飄蕩結構，男子之屋和男子的聚會場所在圓心中，禁止對婦女開放；作為神聖場所的舞蹈台也布置在中間，婦女住在四周的茅舍中。這樣的布局，反映了男性與女性地位的對立，神聖與凡俗的對立（圖3）。因此，列維得出如下觀點：通過社會和思想過程的客觀的和使之具體化的外部投射去研究社會和思想過程。" 中國傳統建築與宗法禮製的對應關係實際也是這種建築形態――社會製度關係的表現。太和殿11開間的最高級做法，不會出現在第二座建築中，這是皇帝統治地位和封建社會統治關係的象征；在傳統住宅中，大門形式是主人社會地位的標誌，從氣派體麵的廣亮大門到簡單的如意門可看出主人社會地位的高低。或許，建築正是社會思想過程的一種外部投射，在社會製度和建築形態之間存在著必然的聯係。
［1］ 曾建國，俞誌和，虛擬現實的技術及其應用，清華大學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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