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30日夜，毛主席派專車接一位八十五歲的老人到中南海遊泳池暢談兩個多小時。這場對話被稱作第三次窯洞對。臨別時毛主席親自將其送到專車前，車門打開後，還特意用手遮住老先生的頭，叮囑“小心腦殼”，表現出對老先生極大的尊重。
這位老先生就是冒廣生。
一、晚清名士
冒廣生，字鶴亭，1873年生於廣州，故得名“廣生”，為忽必烈第九子鎮南王脫歡後裔。曾娶董小宛為妾的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襄是其直係先祖。巧合的是，冒廣生與其先祖冒襄生日還是同一天。
冒廣生幼時聰慧過人，有神童之稱。四歲開蒙，七歲能作詩屬對，17歲參加縣試，名列第一，同年秋應州試，再列第一，18歲參加院試，又拔魁首。未及弱冠就得中“小三元”，聲名鵲起，得到老一輩大學問家俞樾、孫詒讓、譚獻、葉衍蘭等人稱許。
1894年，冒廣生21歲參加江南鄉試，中甲午科舉人。副主考官翰林院編修黃紹第看中了他，托主考官王履安做媒將女兒黃增葵嫁給他。與其同科中舉的還有周恩來總理的二伯父周貽康和楊度。由於冒廣生幼年喪父，先是在廣州生活，後又隨母遷居蘇州。按舊社會的習俗，冒廣生和周貽康既是同鄉又是同年，而且冒廣生之母名周萱，係江浙名士周星詒之女。兩家還曾定下娃娃親，約定將冒廣生的五女兒嫁給周貽康的獨子周恩霔。但因周恩霔左耳失聰，長期身患肺病，且自幼喜歡玩票唱京戲，這在古代被認為是不務正業，冒家女兒不肯嫁，執意退婚，因此雙方並未做成親家。在黃炎培的撮合下，周恩霔最終與同樣是周貽康同年中舉的江南名門望族馬士傑的女兒成了親。周總理自小受其伯父照顧，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時，顧順章叛變，情況十分危險，周和鄧穎超兩人就躲在他二伯父家避難（上海四川北路1953弄永安裏44號）。
1895年，冒廣生赴京參加會試，風華正茂，又善應酬，結識大半天下名士，然此後卻屢試不中。康有為發起公車上書，他聯名上書，參與組建“保國會”。在籌組時，有人提議請他擬一名稱，他說：即名公社，可耳！梁啟超說：我擬定名保國會。他說：又不是唱大保國！梁啟超說：日本有愛國會，是以名之。他說：前明自有複社，何必學人？眾人沒有采納他的建議。不久，京城內外便開始傳保國會是保中國不保大清，禦史參奏取締。到第二次開會，除了康有為門下，旁人便都不敢去了。
冒廣生參與戊戌變法，並非是偶然的。他的嶽父黃紹第就是維新派。黃紹第與其父親黃體立、伯父黃體芳、堂兄黃紹萁、兒子黃曾銘，一門五進士，被合稱“瑞安五黃”。黃體芳還與張之洞是同年，久有交往。戊戌變法失敗後，通知康有為逃跑的就是黃紹萁。
冒廣生與戊戌六君子之一林旭交情最厚。林旭曾酒後對他說：“術者謂我年不過三十，及三十當為軍機大臣，我恒以為妄，謂本朝無黑頭為宰相者。今茲脫不死，其言當驗。”（所謂黑頭宰相是指年紀輕輕頭發黑的就當了宰相。算命的說他活不過三十，若過三十就能成軍機大臣，結果林旭23歲就當了四品軍機章京，同年即被斬首菜市口）
林旭的妻子是晚清名臣沈葆楨的孫女，雖然他是康有為的弟子，但是由禮部左侍郎王錫蕃推薦，才受光緒召見，賞職軍機處行走。八一三慘變，戊戌六君子逐一被捕。林旭被捕前夕，冒廣生不避危險，與之暢談相伴至天明。林旭臨刑當晚，冒廣生在菜市口附近南橫街的廣東會館徘徊徹夜，自雲：是夕月色甚淒，明日遂出都。
多年後，他寫詩回憶當時情景：碧血已成千古恨，黃粱才熟片時炊。
1901年，冒廣生花錢買了一個刑部郎中的官職，攜夫人及長子寓居宣武門外大街的南通會館。雖然進了刑部，但他自言不是做官的料，很多事看不慣。比如，監獄對犯人待遇不一樣，沒錢的犯人一大群擠在又髒又臭的小屋裏，花了銀子的犯人，一個人住三間房，還可以自由自在抽大煙。再比如男主人和女仆通奸，如被人告發，男的悄悄罰幾個錢就算了，而女的要受剮刑。他提出像男主人和女仆通奸的事，男的至少應該革職。上司一聽哈哈大笑：你真是個書生，要是像你說的那樣，那天下的官統統要被裁光了。
這是冒廣生1957年6月接受傅作義的女兒傅冬采訪時說的。或許是為了凸顯清末民初的吏治腐敗混亂。實際上在晚晴十大案“賽金花虐俾案”中，他是起到關鍵作用的人物。
賽金花是清末民初的名妓。所謂賽金花虐俾案，是賽金花“金花班”的一個姑娘因被迫賣淫而吃生鴉片自殺。賽金花被告至刑部。冒廣生因與賽金花有舊情，判了流一千裏。當時的流一千裏，本應流放到西北或東北，結果他給判了流放到一千裏以外的上海。賽金花一到上海就掛牌為娼，重操舊業。
1903年，晚清政府新開禦試“經濟特科”。冒廣生是第一批考生，初試他與楊度同列第一等。在策論考卷中，他破天荒地宣傳盧梭的《契約論》。首席閱卷大臣張之洞一看，大怒，把他的考卷撤了，並在上麵批了七個字：“論稱引盧梭，奈何！”冒廣生遂落榜。
後來，張之洞對人言：冒鶴亭對盧家的曆史太不清楚了。盧家沒出過好人！盧俊義是男盜，盧莫愁（六朝名妓）是女娼。盧家這麽糟，他為什麽要引盧梭的話！
其實張之洞也不是不認識冒廣生，一則有冒廣生嶽丈的家族關係，二則張之洞號稱香帥，亦好附庸風雅，在任湖廣總督時，每次進京述職，都喜歡邀請京城名士到他住所附近的陶然亭吟詠唱和。冒廣生是詩詞高手，雖是後生晚輩，但也常列席其間。
據冒廣生幼子舒湮回憶文章講述，有次恰逢三月三，張之洞邀請一群文士修褉打詩鍾。所謂修褉是三月三到水邊消災祈福、拔除不祥的風俗，打詩鍾就是文人限時吟詩作對的文字遊戲。當時文士在陶然亭聚會都是請附近廣和居的廚子前來做飯。那天過了晌午也沒開飯消息，眾人餓得不行，問：香帥是否已經通知備飯了？張之洞張口結舌，訝然不語，原來他以為自己官高望重，又是外地來的，理應在座諸公盡地主之誼。而眾人皆以為既然香帥邀請，哪裏用自己買單。結果過了飯點，最後隻能讓寺僧去南橫街買點饅頭火燒，僧人燉了鍋白菜豆腐粉條，聊以果腹。吃飯時，張之洞仰麵大笑：人家是枵腹從公，你我卻是餓肚皮打詩鍾，有意思，他日足為文苑留一佳話。
當時策論還曾出題論“項羽與拿破輪”，結果有考生寫道：“西楚霸王項羽力拔山兮氣蓋世，豈一破輪不能拿乎？”要知道這時距離鴉片戰爭已經過了半個多世紀，連倡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張之洞，尚且不知世間有“盧梭”，可見當時一般官僚的昏聵無知。
梁啟超曾回憶初見冒廣生的情形，形容他是“英姿颯爽，氣咄咄若朝日...其以視法之牟拉巴（法國大革命立憲派人物米拉波）、日之中山忠光（日本維新時代的勤王家），雖異地不同時，其浩然之氣，輝映若旦暮”。
大學士那桐有意安排他到地方上當道台。京官外放是肥差。那桐派門下書辦帶他吃飯單聊。此人連稱外放道台實缺是美差，可冒大人不明就裏，隻是連連舉杯感謝中堂恩典。聊了半天，話不投機，最後不歡而散。冒廣生莫名其妙，朋友一聽笑了：你真是個傻瓜！那桐叫下人找你吃飯，那就是要你出銀子孝敬他。假如你打個銀票，或者許個願，到任上每年孝敬他老人家多少銀子，那差事就保險拿到手了！老於此道者，還要打點相府上下辦事人員，甚至提請推薦錢糧刑名師爺，好坐地分贓。冒廣生恍然大悟，趕忙再去位於金魚胡同的那桐府請謁，結果門房就把他給攔下了。外放之事自然也就石沉大海，永無下文。
1911年4月13日，冒廣生在北京夕照寺舉辦了一場盛大集會，紀念他的先祖冒辟疆誕辰三百周年。林紓、陳寶琛（陳寅恪之父）、陳衍、溫肅（溥儀的南書房行走）、曾習經、胡思敬、鄭孝胥（溥儀帝師）、潘之博等一眾名士紛紛到場並留下詩文。這場活動可見其交遊廣泛，在士林之聲望。有人將其和林紓、吳汝綸三人並稱“海內三古文家”，而林紓長其20歲，吳汝綸長其30歲。
二、民國浮沉
清帝遜位後，冒廣生辭官暫居天津。袁世凱之子袁克定任職農工商部右丞時，與冒廣生是同事兼好友。1912年12月，經袁克定的推薦，冒廣生擔任浙江甌海關監督兼外事交涉員一職，相當於現在的溫州海關關長兼外事辦主任。
冒廣生上任前，到上海過年，當時李梅庵生活極度貧困，冒廣生寫信給至交好友商務印書館創辦人張元濟，“言以二百數十年之世交，求公養二百數十年之士氣”。張元濟收到書信立即資助李梅庵渡過難關。李梅庵是光緒21年進士，曾官至江寧提學使，是張大千的老師。後張大千請冒廣生題山水畫卷，冒廣生亦請張大千為其《寫經圖》作畫。
冒廣生在溫州任上，與陳寅恪之父陳三立、黃敬祖父曾任台灣布政使的俞明震等人來往密切，常常相聚談詩論道。冒廣生每次路過南京，陳三立必有詩。清末民初篆刻家、畫家吳昌碩也曾多次為其刻石章贈畫。
冒廣生除公務外，還修築甌隱園（今墨池公園），改建“永嘉詩人祠堂”，自撰檻聯“詞客有靈，留我供一龕香火；落花如夢，倚欄歌千古江山”，收集編輯《永嘉詩人祠堂叢刻》，在溫州留下深刻的文化印跡。
按冒廣生接受傅冬采訪時所述，梁啟超雖與他是好友，但在要錢上可不含糊。梁啟超任北洋政府財政部長時，他在溫州海關作監督，梁向他要錢說作黨費，他沒理，結果沒幾天他的差事就被拿掉了。
1918年初，農商總長田文烈（袁世凱心腹之一）聘請冒廣生任全國經濟調查會會長。在任期間，冒廣生用人重才，啟用了大批從海外留學歸來的年輕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丁文江和翁文灝，提拔兩人擔任科長，創始全國資源調查。知道丁文江的，不少是因為胡適為他寫了傳記。翁文灝則在1948年擔任過民國的行政院院長，任內搞出金圓券，1951年從歐洲回國後以特邀身份擔任全國政協委員，文革時受到特別保護。
冒廣生在戲曲界亦影響甚大。梅蘭芳剛出道時，中國銀行總裁馮耿光是賞識提攜梅蘭芳的第一人，冒廣生在沈葆楨之孫沈昆山家中認識梅先生後，便與吳震修（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創建人之一）、張彭春（張伯苓之弟，民國外交官，曾任駐聯合國代表，參與起草世界人權宣言）、齊如山（劇作家）、李宣倜等人一起成為“梅黨”，即力捧梅蘭芳的超級粉絲。梅蘭芳每排新劇目，必請冒廣生蒞臨綴玉軒指點打磨，舉足投手、劇詞平仄、對仗工穩雅馴，均得益良多。梅蘭芳先生不僅演藝超群，舉世無雙，且一向極為重義氣，對曾提攜過他的人，莫不感恩圖報。故後來梅蘭芳每至上海，必前去冒家謁見。
冒廣生在京城為官時，有一同鄉至交周嵩堯（字峋芝），正是周恩來總理的六伯父。周嵩堯是1897年中舉，後由其二舅父鄭仁壽舉薦，到漕運總督衙門做文案，漕運總督部院被裁撤後，清政府改設江淮巡撫暨江北提督府，而江北提督是袁世凱親信王士珍。王士珍十分器重周嵩堯，極力保薦他為郵傳部侍郎。
明清官場習俗，同鄉、同年往往有特殊私誼，官員若無故奔走權門，則會被視作鑽營，一旦遭人舉報，禦史會登之白簡，相當於通報批評。而同鄉、同年、師生、世交，則往來不在此限。冒廣生與周嵩堯交往多年，既是同鄉、同事，又是詩友。
周嵩堯還做過袁世凱大帥府的秘書，但因反對袁世凱稱帝憤而辭官。後任直係軍閥江蘇督軍李純的秘書長，在此期間，他推薦冒廣生任鎮江關監督。這個李純還不是普通軍閥，據說此人囤積大量財富，嗜好在各地買房，僅在天津就有上萬間房產，收房租收到手軟。而且李純是南開的最重要的捐贈人，當初張伯苓創辦南開，經費拮據，李純一下拿出50萬銀元，張伯苓用這筆巨款，建造了南開最早的辦公和教學樓秀山堂，且在秀山堂前鑄李純銅像，此後每逢李純生日都進行公開祭奠。據周總理堂侄周爾鎏《我的七爸周恩來》一書所述，1920年周原打算去英國愛丁堡大學讀書，但因六伯父周嵩堯視革命為叛逆，不肯為他爭取官費，也拒絕資助，故而改為去德法勤工儉學，並成為職業革命家。
新中國成立初，周總理邀他的六伯父進京議事，並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首批館員。
冒廣生在鎮江為官雖僅兩年時間，但官聲很好，據稱是“未嚐有一事失敗”，且不畏洋人，在與美國長老會、日本商人等交涉談判中，均能秉持正氣，維護國家尊嚴。因此，當他離開鎮江調任淮安關監督時，“萬人空巷，以相袒送，實為前此所未有”。
1920年10月，李純突然死了，年僅46歲，官方說法是自殺，但也有說是他殺、情殺，更有說是其手下齊燮元（後為大漢奸）爭權所殺。李純死後，周嵩堯從此不再做官。
不久，冒廣生因母親去世，三次呈請開缺終製，以丁母憂。當時江蘇督軍齊燮元、省長王瑚均誠意挽留，但冒廣生堅辭不就，回鎮江為母守製兩年。期間專心著述交遊。
1927年秋，冒廣生在南京與胡漢民見麵。兩人既沾親又帶故，冒廣生的姑母是胡漢民外祖父的孫媳。1928年，胡漢民把冒廣生推薦給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和考選委員會委員長邵元衝，任考選委員會委員一職。
了解國民黨曆史的，都知道國民黨派係林立。孫中山主要依靠廣東人，當時有所謂“上三”、“下三”之說。上三指的是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下三指的是朱執信、鄧鏗、古應芬。這六人都是清一色的廣東人。在中山先生去世後，1926年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的所有發言都要翻譯成粵語，陳公博就是當時的粵語翻譯。這從一個側麵反映出廣東人在國民黨內的特殊地位。
冒廣生在廣州長大，曾師從清代詞壇粵東三大家之一的葉衍蘭，加上祖上長期在粵從事幕府工作，與國民黨內許多廣東籍元老是世交。按胡漢民女兒胡木蘭講述，胡漢民和冒廣生情同手足。胡漢民的《不匱室詩鈔》，其中與冒廣生唱和的達40餘首。
1931年，胡漢民被蔣介石軟禁，先在湯山，後於雙龍巷，禁止客訪。隻有冒廣生不畏戴笠手下監視，經常走訪談詩下棋。兩廣反蔣時，胡漢民就是通過冒廣生傳遞消息。
1934年，國民黨元老鄒魯接任中山大學校長，聘請冒廣生為詞學教授。
1936年5月，胡漢民在與人下棋時求勝心切，腦溢血而死。冒廣生作《哭展堂丈》五律二首。胡漢民，字展堂，非常崇拜王安石，故冒廣生仿王安石挽宋神宗的詩韻而作詩。
王安石的原作是：城闕宮車轉，山林隧路歸。蒼梧雲未遠，姑射露先曦。玉暗蛟龍蟄，金寒雁鶩飛。老臣他日淚，湖海想遺衣。
冒廣生的詩作是：便棄人間世，真無涕可揮。路傳司馬相，誌與謝安違。雷雨天猶震，功言世所稀。歡迎曾此地，淒絕換陳衣。
1937年日本全麵侵華，廣州市麵混亂，7月下旬，冒廣生率全家搬至上海，住在法租界福煦路（今延安中路）的模範村。
冒廣生是名士，在上海與文化界文人雅士戲劇名家多有交往。與他同年中舉的錢名山移居上海後，與其相談甚歡，有《贈冒鶴亭》一詩寫的很好。詩雲：
逝水不複回，日昃不複中。猶幸我與君，久別忽相逢。與君相識黃金台，少年壯誌陵九垓。與君相逢滬江路，海變星移經幾度。昔年借書讀，訪君不空手。今來與君遇，招我不虛口。詩書盡作鹹陽灰，江淮戰骨森崔嵬。豕虵萬段正尋樂，地滅老死無霆雷。不忍見紙墨，何心傾金罍。海上新聞傳萬紙，盡道名山遭惡死。惟公惜我死失時，嗟哉此意誰人知？題君畫像報知己，從今輟筆斯已矣。
徐悲鴻的夫人蔣碧薇的伯父蔣兆蘭是冒廣生的詞友。徐悲鴻在蘇聯時期，冒廣生的三子景璠曾做過徐悲鴻的翻譯，多有相助，徐曾畫馬相贈。徐悲鴻和夫人蔣碧薇回國，也專程拜訪冒老先生。
1940年，應章太炎夫人湯國梨聘請，冒廣生在太炎文學院任詞曲教授。
三、烽火歲月
抗日戰爭是中國的國難。冒廣生一家當時住在上海的法租界，可以說是極少數人才享有的亂世太平。要說這一時期的冒廣生，必然繞不過他與汪精衛的關係。
冒廣生與汪精衛兩家是嶺南世交。
冒廣生的伯祖冒哲齋、祖文川和汪精衛的伯祖汪瑔，同為幕友。汪瑔（字芙生）與沈世良、葉衍蘭並稱“粵東三家”。前文所述冒廣生曾在越華書院跟隨葉衍蘭學詞，同時他也曾在廣州六榕寺跟隨汪兆銓學詩。汪兆銓就是汪瑔之子，是汪精衛的堂兄。
關於兩人祖上的關係，葉衍蘭曾在《小三吾亭詞話·序》中寫道：鹹豐初，餘與沈子伯眉、杜子仲容、季英、冒子哲齋、文川、汪子芙生，舉文會於粵中。七人者道同齒若，飲食遊戲，風晨月夕，靡不徵逐。
關於冒廣生與汪兆銓的關係，冒廣生有詩雲：始吾為秀才，讀書六榕寺。又有詩雲：又有花塔街古寺，寺旁六榕最可欽。汪師莘老波千頃，以文設教有賦心。
汪精衛是汪琡的填房吳氏所生，出生時父親已經62歲。汪精衛13歲喪母，14歲喪父，一直跟隨同父異母的長兄汪兆鏞生活。長兄如父，汪兆鏞是長子，汪精衛少年時代的衣食住行完全依靠汪兆鏞。汪兆銓又是汪兆鏞的堂兄。冒廣生早在1892年起就與汪兆銓汪兆鏞兄弟往來密切。
汪精衛是很看重這層關係的。1934年，冒廣生替載瀛之子溥伒向汪精衛說情，為其謀了一個蒙藏委員會委員的差事。據冒廣生日記記載：“生平不願見貴人...季新（汪精衛，字季新）聞我欲枉過，乃大歡迎，盛設茶點，因先以**事試之，才二日，即得當亦解人也。”當然，溥伒亦非等閑人，民國初年與溥心佘等人組織鬆風畫會，幾乎壟斷北京書畫市場，是“鬆風九友”之一。
汪精衛有一幅畫叫《秋庭晨課圖》，是溫幼菊、方君璧所畫，描述的是汪母督促其讀書的情形。汪精衛對這幅畫十分珍視，不僅經常向人展示，亦請廖仲愷等名流題詩以增添分量，冒廣生也曾在《秋庭晨課圖》上題詩。
汪精衛組建南京偽政權，冒廣生的妹夫吳用威擔任汪偽“國民政府”秘書長。曾先後擔任汪偽政權行政院長兼交通部長、監察院長、立法院長的大漢奸梁鴻誌與冒廣生也是詩友。1911年冒廣生在北京舉辦的紀念冒襄的詩文大會，梁鴻誌就有參加。曾任汪偽行政院秘書的黃濬，也是其詩友，抗戰勝利後被以漢奸罪處決。
1942年，冒廣生赴南京，在其長子景瑋家居住。9月汪兆鏞之子汪孝博從廣州寄來其父詩文集若幹。同月，冒廣生攜妾室張夫人回如皋老家，當地舉行歡迎盛大儀式。在儀式上，冒廣生講話：
我已脫離政界多年，現在又無一官半職，是如皋地方的一個老百姓，實在當不起歡迎二字。事變以來，民生凋敝，雖經地方長官不斷努力，但是元氣仍未恢複，實在談不到“歡”字。現在要我講話，正如一部二十四史，無從說起。在滬時，聽到日本學者的講學，內中有兩句說：兄弟相遇，必定容易接觸，接觸既多，就要打架，但是到末了，兄弟還是兄弟。詩經上說：兄弟睨於牆，外禦其侮。現在和平運動，就是這個意思。佛家說：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未來種種譬如今日生。人之所生，全在精神，人沒有精神，雖生猶死。今天我代表老百姓，希望於長官的，就是於地方破敗之後，努力建設，為地方培元氣，不獨為長官的榮譽，也是地方的幸福。
這段講話原文照錄自《冒廣生年譜》。雖然書中引述這段話的意圖是想說明他關心民生疾苦，鼓勵青年愛國，但如果考慮到如皋當時是淪陷區，所謂當地舉行盛大歡迎儀式，肯定是汪偽政權控製下的地方政府，若是冒廣生沒有與汪精衛的關係，僅作為文人恐怕也未必會有如此待遇。
冒廣生的長子叫冒景瑋，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曾任駐英使館領事、南京金陵關監督兼外交交涉員，後長期在銀行工作，一度還成為軍閥張宗昌身邊的紅人。1923年冒景瑋續娶原廣州知府嚴家熾的侄女。嚴家熾曾任廣州知府，民國後任廣東財政廳長，粵海關關長，江蘇財政廳廳長，1940年任汪偽財政部次長，抗戰勝利後閑居上海。冒景瑋還與京劇名家周信芳結拜金蘭。
冒效魯的三子名“景璠”，字效魯。冒效魯是民國才俊，與錢鍾書楊絳伉儷是莫逆之交，詩詞唱和往來不斷，被一代詞宗夏承燾並稱“二俊”。楊絳曾開玩笑說，幸虧效魯不是女的，兩人感情實在太好了，一天看不到，就會繞屋三周。錢鍾書《圍城》裏董斜川的原型就是冒效魯。錢鍾書為書中人物取名是很有講究的，斜川是因為蘇東坡的兒子蘇過，號“斜川居士”，書畫俱佳，時稱小東坡，取名“斜川”是把冒廣生父子兩人一並給誇上了，董姓則來自與其祖上有關的名人董小宛。
1942年夏，冒效魯陪父親冒廣生赴南京趨汪，冒效魯出任汪偽政府行政督察專員，後任偽行政院參事。此事有人認為是汪偽政府一幹人等軟硬兼施、威逼利誘所致，也有人認為冒效魯的真實身份是臥底。
雖然冒效魯在汪偽政府任職有不同說法，但冒廣生的幼子冒舒湮確為地下黨。冒舒湮，原名景琦，筆名舒湮，早年就讀蘇州東吳大學，後從事戲劇編輯。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1937年，他受鄒韜奮委托赴延安采訪，寫出了《戰鬥中的陝北》、《萬裏風雲》等報告文學，被稱為“中國斯諾”。
在《戰鬥中的陝北》一書中，舒湮詳細介紹了充滿朝氣、希望和自由的延安，並且記述了他到訪毛主席窯洞，暢談逾兩個小時的內容，以及與朱德、張聞天等的訪談情形。
舒湮有一本隨筆集《飲食男女》，裏麵寫了許多他對往事的回憶。在回憶三十年代曆史時，他曾說自己早在1932年就加入左聯，由於經常寫影評，所以與夏衍、胡蝶、唐納、李雲鶴、姚克等人都很熟悉，唐納和舒湮是東吳大學的同學。有資料稱，舒湮自1933年就單線入黨，成為秘密黨員。舒湮在1939年還曾隨衛立煌將軍一起拜訪過朱德總司令。
皖南事變後，周總理曾找冒舒諲兩次密談，希望他利用父親冒鶴亭的關係，插入到對方陣營爭取可以團結的人士，分化瓦解頑固派。周恩來特別叮囑：你在我們同誌麵前不必說明我和你的關係，我在公開場合也不會與你交談，甚至不打招呼的，這點，請你不要見怪。還有，希望你盡量避免參加進步文化人的集會，更不能在他們反對國民黨獨裁專製、要求民主的集體聲明上簽名。要做出一個忠實的國民黨員的模樣，博取人家的信任。你的行為可能會遭受我們自己人的誤會，甚至有閑言閑語，我相信你能承受得起這種委屈和考驗
前不久剛剛去世的人民藝術家秦怡，其成名作之一就是抗戰時期在重慶出演舒湮創作的《董小宛》一劇。在抗戰後期，舒湮還創作了《精忠報國》等劇作。解放後，他在人民銀行創辦過程中也發揮過重要作用。
同時，冒廣生二孫冒懷申、二孫女冒懷昆都奔赴蘇北解放區，參加了新四軍。冒懷申曾任團副政委，1962年授少校軍銜，1988年獲軍委授予獨立功勳榮譽獎章。冒懷昆曆任蘇中文工團戲劇股股長，建國後任無錫市文聯領導職務，1957年被打為右派，平反後任無錫市政協副秘書長。
因著這種複雜的關係，當時也有人指責冒家是三頭下注。實際上，這種情況在當時並不少見，多數應是由每個人的秉性偏好所決定的不同人生發展方向，未必是有意為之。
抗戰勝利後，凡是在日偽政府擔任過職務的，大多數都被以漢奸罪論處判刑。像周作人，因擔任汪偽華北軍政委員會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被判刑14年；詞學大師龍榆生，因擔任汪偽政權立法院立法委員，兼汪的家庭教師，被判了12年，盡管他在抗戰期間曾為新四軍做過工作，即策反偽軍郝鵬舉部起義。曾任職汪偽政權的冒效魯，境遇就完全不同。這一方麵可能是由於冒家與國民黨諸多元老關係較深的緣故，另一方麵，國民黨將領李明揚為冒效魯出具了擔保證明，對其免於被追究也起到重要作用。冒效魯一度也告別妻兒遠赴西昌躲避。
李明揚雖是國民黨將領，但並非蔣的嫡係，而是長期在李宗仁麾下，曾參加台兒莊戰役，抗日戰爭期間任第五戰區遊擊總指揮。黃橋戰役中，在陳毅元帥的遊說下，他配合新四軍作戰，一槍未發，協助新四軍大獲全勝。解放前夕，他毅然起義，後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江蘇省政協副主席等重要職務。
冒效魯在20年代時曾就讀北京大學俄文法政學院，在俄專讀書時，很受老師伯列偉的影響。伯列偉是俄國人，是李大釗來往最密切的兩個俄羅斯人之一，曾介紹共產國際代表維辛斯基認識李大釗和張申府，還曾參與過上世紀二十年代初的建黨活動。1933年，經胡漢民寫信推薦，冒效魯曾擔任民國駐蘇聯大使顏惠慶的秘書，每年參加紅場閱兵，還聽過斯大林的政治報告。
據江渭清回憶，當時新四軍對敵偽軍開展工作，有所謂“一二一”政策，即把那些原來為日偽服務的“一麵派”，先爭取轉變為既為我方做事、又為敵人做事的兩麵派，然後再進一步轉變為隻我方做事、表麵上應付日偽的一麵派。同時，打拉結合，對甘心附敵的予以鋤奸打擊，對積極為我方提供情報、掩護接待的予以鼓勵。李明揚將軍在抗戰末期不幸被日本人俘獲，在川島芳子的威逼利誘下也不曾變節。他願意為曾任職汪偽政府的冒效魯出具擔保證明，至少說明冒效魯這一時期不曾做過什麽壞事。此外，冒效魯之子冒懷濱在抗美援朝時，長駐平壤負責絕密的通信任務。若不可靠，不會承擔如此重任。
抗戰勝利初，冒家幼子冒舒湮還是國民黨的“接收大員”，作為首批先遣隊參加接受日偽銀行，並參加上海政府機構恢複籌建工作。冒舒湮和吳紹澍是東吳大學的同班同學，吳紹澍在大革命時期曾入黨，後脫黨，抗戰勝利後一度兼任上海市代理市長、社會局局長、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主委、立法院立法委員、監察院江蘇監察使、三青團上海支團部幹事長等八個要職。不過，很快由於其與戴笠矛盾激化，這些職務先後都被撤銷，冒舒湮也就離開了上海。1948年在史良的幫助下，吳紹澍重新與組織建立聯係，協助策反上海保安警察第二總隊工作。49年9月獲周總理電邀赴北京，任職交通部並當選全國政協委員。
1945年12月，國民黨元老南京國史館館長張繼聘請冒廣生任該館纂修，張繼是章太炎的弟子。在這段時期，冒廣生與國民黨元老於右任等人亦往來密切。
四、晚年的高光時刻
新中國成立之初，冒廣生一度生活很困難。1950年7月，冒廣生在貧困交加之中托曾任民國司法總長的法學家江庸致信陳毅，表明家中生活困窘情況。陳毅得書之後，立即攜江庸拜訪冒廣生。隨後便妥善安置，聘請其為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特約顧問，月薪320元（大概相當於一級教授工資），還無須做事。在陳毅的關照下，冒效魯也被聘為複旦大學教授。冒廣生為陳毅書寫扇麵，並請吳湖帆在背麵作畫，以此答謝。
陳毅拜訪冒廣生一家時，曾和顏溫慰地對冒效魯說：知道你曾經在汪偽政府做過事，但我們做過了解，你未有惡行，做過好事。眼下新中國百廢待興，你可以盡顯才智。1958年，安徽大學創辦，冒效魯調到安徽大學任教，由於曆史問題一度處境艱難，陳毅視察安徽大學時專門點名接見他，以改善他的處境。
1957年春，冒廣生的長孫冒懷辛考取中國社科院曆史研究所研究生，冒廣生赴北京慶賀。五月，致信陳毅，告知自己已來北京多時。陳毅知道後立即派秘書持親筆信前來問候，並邀請其參觀故宮，在禦花園座談，程潛、謝無量等人作陪。
1957年是一個特殊的年份。這一年兩件大事影響深遠：一是整風，二是反右。
此次座談，當然離不開當時最熱門的話題——整風。聊起對整風的看法，陳毅當即邀請冒廣生寫文章說一說。不久，冒廣生便寫了篇《對目前整風的一點意見》，發表在1957年6月6日的《人民日報》上，引起強烈反響。
他在文章中說：如果說共產黨員沒有偏差，那就何必整風；整風是黨內的事，何必要黨外來批評。明白這個道理，便知整風意義，是要我們黨內黨外發生感情上的聯係。從團結而批評，從批評而越團結。......批評就是幫助，幫助黨員克服宗派主義、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把一切錯誤糾正過來。如果有少數黨內人拒絕批評，知過不改，那是黨員不對。......愛人以德，相見以誠，不能認為反黨的表現。如果有少數黨外人顧慮將來會扣帽子，該鳴不鳴，該聯係而不聯係，該批評而不批評，那是我們非黨員不對。但是聯係要伸出友愛的手來，使人握之溫暖，批評要說出知己的話來，使人聽之悅服。......我以為我們的批評，須認清是團結不是攻擊，是以國家為前提，不是以個人為目的。......隻要鳴得公，鳴得正，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那就叫做爭鳴也可，叫做和鳴也可。......平心而論，共產黨員犧牲身家，出生入死，從千辛萬苦中，建立起今天的新社會。這是驚天動地的事，亦是可泣可歌的事。我們翻一翻曆史，漢初政權，操之豐沛人的手，唐初政權，操之河汾人的手，明初政權，操之濠泗人的手，清初政權，操之滿洲人的手。那一朝有過如今的局麵，當然從本質上說，現在的政體絕非往昔可比。......左傳說無使滋蔓，蔓難圖也，才佩服毛主席是及早要黨群聯係，所以既要百花齊放，又要百家爭鳴...... 我是一個無黨無派的人，行年八十五歲。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是希望黨內外人站在一條戰線上，把壞的風氣移去，好的風聲樹起來。這才叫做整風，不是整人。這才做到批評的結果是更加團結。
這篇文章發表後，人民日報記者傅冬（傅作義的女兒）又對冒廣生做了一個專訪，刊登在《人民日報》1957年6月12日的第2版，題為《八五老人一席話——訪冒廣生老先生》。老先生說：他從小就夢想一個人人平等的新社會，等了一輩子，總算運氣，給他等著了。共產黨把他的理想實現了。不但實現了，而且遠遠地超過了。
這兩篇文章引起毛主席注意。不久，陳毅電告冒廣生老先生，自周總理處獲悉，毛主席日內將約見先生，具體時間另定，望先生暫勿離開北京。
6月28日下午，周總理親自登門拜訪，談了兩個小時。據冒舒湮回憶，周總理僅帶一名便服警衛人員，輕車簡從。一見麵就認出他了，說：“我們在重慶見過麵。”的確，當初舒湮曾應總理之約，在某處單獨商談兩次。總理從峋芝叔父（六伯父）與冒老先生的故交聊起，談到兩家婚約，冒家家世，以及國內外形勢。總理問他：北京上海，何處住的合適？老先生說：兩邊都是兒子，住的一樣，不過南方潮濕，於我腳腫不相宜。現來北京，消腫了。總理說：那就移轉到北京好了，要多少房子？老先生說：一間就夠了。總理說：一間是不夠的，等我同仲弘（陳毅字仲弘）籌劃，再由仲弘報命。
最後，總理還告訴冒家父子，我國正有效地進行核試驗，估計不出幾年就可以成功爆破自己的第一顆原子彈。這個消息，冒廣生在總理走後，堅囑其子切勿對外張揚。舒湮說自己一直保守這個秘密28年，並感慨總理的直言，說明一位胸懷坦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對知識分子的信任。
6月30日晚，主席派出兩輛轎車接冒氏父子進中南海。車子進入中南海甲區後，停在遊泳池畔。兩人下車後，從甬道進入，看見一頂碩大的帳篷立於池邊，內有一張辦公桌和一張方桌，還有幾把藤椅、一張小鐵床、一隻帆布榻，這就是毛主席夏天辦公和小憩的住處。警衛員先行步入通報，然後引領兩人走進帳篷。當時，毛主席剛用過晚餐，從方桌邊伸出手，說：“冒先生，歡迎你！”
毛主席開玩笑說：你研究盧梭民權，是老造反的，我是新造反的，你我大家都是為了救中國，我同老先生一個路線。
這場談話由胡喬木做記錄，在座的還有李維漢、吳冷西，朱德後來加入。據冒老先生次日家書記載：西河（代指毛主席，因清代學者毛奇齡號西河）獨自吃晚飯，菜極簡單，以一碗清蒸青魚中段為頭菜，餘兩小碗，兩小碟（其中一碟還是辣子），一樽開瓶長白山葡萄酒。
談話大概一小時，可說的內容有三塊。
一是關於整風。毛主席看過冒廣生的文章，話題便從整風開始。毛主席說：“老先生講得好啊！你講，如果說共產黨沒有偏差，那又何必整風？批評是幫助黨員糾正錯誤。我們這次整風，正如你所說，是‘愛人以德，相見以誠’。”
冒廣生自稱行年八十有五，經曆幾個朝代，從未見過今天的政治清明。人非聖人，誰能無過？共產黨員也不會承認自己是聖人。“我對主席提出的‘雙百’方針，起初懷疑會不會把思想搞亂。後來一想，由於各人的立場不同，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自不能強人以苟同。國家有道，庶人不議。人民敢說話是好事，不因其語近偏激而以為仵。隻要以國家為前提，而不是以個人為目的，那就叫爭鳴也可，叫和鳴也可。”
毛主席以肯定的語氣鄭重地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個方針一定不変。”
二是關於秦檜。談話中，朱德信步踱入。毛主席向朱德介紹冒廣生。冒老先生喜出望外，不禁拱手道：“老朽此生得見當代兩大英雄，何勝榮幸！”朱德連忙擺手遜謝。冒廣生指著舒湮說：“我兒子訪問山西八路軍總部時，總司令款待過他。他後來在上海寫了個話劇《精忠報國》，把秦檜影射汪精衛。汪精衛問我要人，幸虧他早跑了。”
這時，毛主席目視著舒湮，說：主和的責任不全在秦檜，幕後是宋高宗。秦檜不過執行皇帝的旨意。高宗不想打，要先‘安內’，不能不投降金人。文徵明有首詞，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大可一讀。……趙構自己也承認：‘講和之策，斷自朕誌，秦檜但能讚朕而已。’後來的史家是為聖君諱耳。
三是談詞。冒廣生是詞學大師，毛主席謙虛地請教。老先生認為，詩變為詞，小令衍為長調，不外增、減、攤、破四法。蜀後主孟昶的《玉樓春》是兩首七絕，蘇軾通過增字增韻，變成83字的《洞仙歌》。詩詞貴簡練含蓄，孟昶原作本意已足，東坡好事，未免文字遊戲。
孟昶的玉樓春是：
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一點月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
起來瓊戶啟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隻恐流年暗中換。
蘇軾的洞仙歌是：
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釵橫鬢亂。
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
毛主席聽後笑言：東坡是大家，所以論者不以蹈襲前人為非，如果是別人，後人早指他是文抄公了。
接著，冒廣生談了他對三百年來詞人提倡填詞必墨守四聲的不同意見。他說：拘泥太甚，則作繭自縛。作詩填詞豈能桎梏性靈，何苦在高天厚地之中，日日披枷戴鎖作詩囚？宋代是詞的鼎盛時期，那時還沒有詞譜、詞律和詞韻呢。說他作《四聲鉤沉》，即在提倡詞體的解放。毛澤東對這個見解很感興趣，說：舊體詩詞的格律過嚴，束縛人的思想，我一向不主張青年人花偌大精力去搞；但老一輩的人要搞就要搞得像樣，不論平仄，不講葉韻，還算什麽格律詩詞？掌握了格律，就覺得自由了。
談話間，冒廣生將自己所著的《疚齋詞論》、《四聲鉤沉》、《宋曲章句》、《傾杯考》的手稿本拿出來送給毛主席。
由於毛主席接下來還要商議國事，這場見麵談話便到此為止。冒廣生告辭時，毛澤東堅持一定要親送老先生，並邊走邊問：冒老先生今天來，可有一言相贈？
冒廣生略一思索，說：現在黨內整風，共產黨能把這樣大的國家治理得如此好，國勢的強大是曆史上從未有過的。我記得佛經上說過，一頭雄獅也不免為身上幾隻蟣虱所苦。蟣虱雖小，害莫大焉。請務必提防！
毛主席聽後，趕上一步，用嚴肅的表情，右手搭著胸口說：講得好！我一定記在心上。
冒鶴亭以獅子與蟣虱作比喻，告誡要防止出寄生蟲，防止出敗類。這一警示今天依然有現實性。其意義之深刻，不亞於毛主席與黃炎培關於“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窯洞對。十九屆六中全會將“堅持自我革命”作為黨百年奮鬥的十條曆史經驗之一，比作黨百年基業長青的精神密碼，也正說明了維護肌體健康是黨建的永恒課題。
五、關於兩個不實信息的澄清
網絡上有文章在講述冒廣生故事時，常有兩個錯誤說法。一是說，冒廣生在隨後的反右運動中被打為右派，還稱之為年齡最大的右派；二是說冒舒湮無意間曾看到了即將發表的毛主席親手寫作的人民日報社論《文匯報在一個時期內的資產階級方向》手稿。
關於第一個。冒廣生並未被打成右派，他本人也並未受到任何不公待遇。相反，由於受到了主席和總理的接見，他的地位無形中還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得到多方照料。七月冒廣生會見黃炎培、陳叔通，黃炎培贈書《紅桑集》，冒廣生回贈《題黃任之<紅桑集>四首》，其中一詩雲：香山載酒話前時，握手宣南重貺詩。正是新邦紅五月，天安門上樹紅旗。這首詩表達了老先生目睹首都新氣象之後發自內心的高興。
1959年，冒老先生在華東醫院休養治病，得到悉心照顧。同年8月去世，上海隆重舉行了追悼大會，由江庸主祭，參加者超過300餘人。陳毅電囑上海市政府送大花圈，市委統戰部亦送大花圈。張元濟、吳湖帆等一眾名士好友紛紛致送挽聯挽詩。試想，如果老先生被打為右派，豈會有如此隆重的追悼會？
事實上，就連曾在汪偽政府任職的一貫喜歡狂言的冒效魯在反右期間也沒有被定性為右派，直到文革時才被定性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冒廣生有五個兒子，孫輩眾多，家庭社會關係複雜，家庭成分較高，其次子景瑜早在鎮反時就受牽連被貶到大西北，四子景瑄解放後又去了海外做牧師。其子孫輩加起來一共4人被打為右派，或許更多地與其子孫各自所處的小環境關係更為密切。
關於第二個。舒湮的回憶是，自己當時並未意識到遊泳池平靜的池水下風浪正在洶湧激蕩，對後來自己沒能守住須持妄語戒，而20年自墮拔舌地獄充滿悔意。但有些文章說他無意間看到主席《文匯報在一個時期內的資產階級方向》一文的手改稿，則是錯誤的。因為會見的時間是6月30日晚上九點至十點，而《文匯報在一個時期內的資產階級方向》這篇文章6月14日就已發表在人民日報。時間上就不對。已經公開發表的文章，還何來偷窺天機呢？如果舒湮真的看到手改稿，也應當是7月1日發表在人民日報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一文。
但無論是否有其事，亦或哪篇文章，其實並不重要。因為這個說法隱含的意思是指責從整風到反右這一重大轉折的突然性，而實際上5月15日毛主席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此文雖然當時沒有公開，但6月8日《人民日報》的社論《這是為什麽？》一文，也已借一封針對盧鬱文的恐嚇信講明：某些人利用黨的整風運動進行尖銳的階級鬥爭......極少數人對社會主義是口是心非，心裏向往的其實是資本主義，腦子裏憧憬的是歐美式的政治，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少數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同日，中央發出毛主席親自起草的《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6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毛主席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6月26日，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孤立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指示》。從時間上看，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從整風到反右的轉折早在6月30日之前就已經完成了。這一點至少在當時的人民日報上已經很鮮明地表現出來了。
其實，換個角度看，冒老先生關於獅子和蟣虱的比喻，寓意深刻，但又何嚐不可將右派比作獅子身上的“蟣虱”呢？
原本，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後，各地各方麵提出的批評、意見和建議，絕大部分是正確的和中肯的，也受到了中央和毛主席的肯定和歡迎。據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記述，5月10日毛主席在《解放日報》刊登的一篇座談會發言摘要上批語：少奇、恩來、陳雲、小平、彭真同誌閱，這一整版值得過細一看，不整風黨就會毀了。這說明中央對整風是十分重視的，是為了確保黨不變質步脫離群眾而真誠的聽取意見。但極少數右派分子主張“輪流坐莊”、否定肅反成績、否定根本製度的言論，挑戰了底線，促使運動方向偏航，使得毛主席決定要先反擊右派。就在接見冒廣生的前一天，29日毛主席估計各種範圍的右派，北京大約400人，全國大約4000人，但當右派的劃定權限下放到各單位後，到9月八屆三中全會召開時，全國劃定右派就達到62000人。而當時會議估計全國大約有15萬右派分子，而到整個運動結束，全國實際劃右派分子55萬人。當然，這也與中央下發關於具體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較晚有關，直到10月15日反右接近尾聲時才下發，這時大批右派分子已經誕生了。
1962年4月9日，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也承認：右派猖狂進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麽辦？但是帶來一個缺點，就是人家不敢講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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