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僅為了記住
——寫給天上的富勝
作者：楊勁樺
作者前言：兩天前，我從新聞中看到中國足球宿將遲尚斌先生過世，惆悵……靜默呆坐。我走到後院采了一小束野花，放在大樹下麵，遙慰上天之靈。李富勝同遲尚斌是要好的老鄉、朋友、隊友和戰友，願他們能在天上重逢。這也許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
我與李富勝
（一）引子
前幾天網上驚聞謝衍癌症在上海去世，我在電腦麵前呆住了。最後一次見到謝衍應該是2001年春天在洛杉磯國際機場，他站在他穿著黑色長風衣的父親謝晉身旁顯得清瘦。那天他父親和我乘同一國航984班機回北京，之後我又和他白發的父親見過多次麵，卻沒想到和黑發的兒子竟是陰陽永隔了。
近年來，除了我家人的先後離世帶給我無可名狀的痛楚以外，故友同窗們竟然也一個一個地撒手人世，而他們的年齡大都隻在四五十歲上下，這實在令我感到了難以麵對的恍惚和茫然。世事之不測，生命之脆弱，個體之渺小，靈魂之轉迅即滅……這體會太過真切，一次又一次，每次都動搖著我原本對生命的一些小小堅持。其實道理如此簡單隻不過不願去懂，所有的得意與失意，精彩或潦倒，豐偉和卑微，在死亡麵前，難道不是一切都扯平了嗎？這個公平是那樣的絕對，不管人們多麽地不情願，也不得不越來越近地朝著它的方向靠近。既然如此，還又有什麽可在乎的呢？
然而，我還是在乎，很在乎一些逝去的靈魂被世人過早地忘卻。當今社會瞬息萬變，節奏快得似咣當當風馳電掣的高速火車，擁擠的人們爭相伸長著脖子越來越往前看，情緒浮躁卻堅硬漠然。大家都沒時間也無願望更少心情去沉浸在靜默中，對於過去的傷口，哪怕尚未結疤，就早已被人們遺忘。謝衍的噩耗讓我突然有了提筆的衝動，在這中秋月圓之時，我要寫下那逝去的千裏煙波，寫下李富勝和朋友們的舊事，僅僅隻是為了記住……
今天是陰曆八月十五，家人朋友相聚的日子，而我們卻再也見不到富勝了，想到這裏，潸然淚下。他已離開了這個世界9個月又10天，他的生命停留在了54歲。
李富勝是我長達30年的好友，他曾經是個足球運動員，身體一級棒。最近幾年他經常穿一身軍服，肩膀上好幾條杠和星星，看著很精神，完全不像是個過了五十歲的人。
去年的今天母親病危，我請了幾天假回國，在北京和富勝通了電話。他說他已不當八一隊大隊長了，現在調到軍博當副館長，我當時還以為聽錯了，確定沒錯後我們倆就隔著空氣在電話兩端笑了起來，半天也停不了。最後還是他先止住笑，說新單位在城裏給他分了一處房子，真令他太高興了，等裝修好了，請我一定要去吃飯。
然而，等我返回美國後不久，竟然傳來了令人難以置信的不幸消息：富勝在布置新房子時，從人字梯上摔了下來，頭碰到地板上導致顱內出血，不治死亡。那天夜裏，我接了不知多少通國內來的電話，而我隻能無力地坐在椅子裏啞然流淚，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李富勝
回想和富勝的初次見麵是1978年，整整三十年前，一切依然曆曆在目，新鮮的恍如隔日。
那年的北京，春天猶如美人在眼前一閃，尚未看楚清眉目就過去了。5月的一個中午，我和同學坐在炎炎烈日下的核桃樹林裏背誦古漢語，想來可笑，當年的教授居然還讓大學生背書。我實在覺得百無聊賴又昏昏欲睡，然而不經意地一抬眼，卻看見百米以外有個剃著光頭的大男孩站在樹下衝著我傻笑。我眯細了眼睛，皺眉仔細一瞧，竟然是足球運動員謝德剛。我詫異萬分，當即來了精神，我從椅子上站起來快步地朝他走去，隻見他雙手垂立，憨笑依舊。
“你什麽時候來北京的，怎麽能找到我？” 我止不住滿臉的驚喜。
“嗬嗬，好不容易打聽到的呀。傻東也來了，還有個朋友。”他高興地轉過身招呼了一下，不遠處又走過來兩個人。個子高一點兒的是黃向東，另外一個沒見過。黃向東笑著介紹說：“這是富勝（他發音符勝），李富勝，我們一起的。”
我打量了這人一眼，他個頭不算很高，大眼睛, 高顴骨, 曬得黝黑結實，年齡看起來比我們都大，估計有二十三四歲，顯得成熟。
他有點拘謹地朝我笑著說：“你好”，一口純粹的大連口音。
要談李富勝，我不得不先從謝德剛和黃向東說起。
（二）邂逅
1978年元旦過後應該說是心情喜悅的，我剛剛參加了1977年底全國舉辦的“文革”後第一次高考，而且，又從貼在台長辦公室牆外大紅紙的上榜名單中看到了自己的名字。當然我隻是低著頭偷樂，外表裝著什麽都沒發生，一絲不苟地完成每天像打仗一樣的緊張工作。
一天傍晚下班時，組長穆昭山來辦公室找我，他讓我準備簡單的行李，說明天一早跟他去西雙版納出差，火車票已經買好了。當時我們中央電視台人手極少工作巨多，一年中有8個月都在全國各地奔波，隨叫隨到，很多詳細的工作要求都是在火車或飛機上才交待清楚的。
第二天我們在北京站乘由北京開往昆明的火車，好像是54次特快，記不太清楚了，隻知道火車途中要行駛三天三夜。我提著簡單的小旅行包走進了硬臥車廂，並找到了自己的鋪位。
坐在我們小隔間裏的還有另外四個人，三個男青年，看起來年齡跟我相仿, 上身穿阿迪達斯運動衣，下身穿軍褲；另外還有一個相貌秀麗的中年婦女，她的黑發遮過耳朵，忙忙叨叨，一眼就看得出是個熱心腸喜張羅的。我和他們彼此禮貌地點了點頭，然後就坐在下鋪的最外邊，拿出了一本書來讀，至今我還能記得那是本俄文翻譯的講述蒙太奇的書。
組長老穆有一張胖胖的圓臉，和善，喜歡講話，一笑五官就聚集到一起，沒幾分鍾他就和那婦女聊得火熱。我一隻眼睛瞥著書上一行行的字，一隻耳朵聽他們說話，大概知道了那三個男孩是足球運動員，剛代表國家青年足球隊出國比賽回來，現返回原單位昆明部隊足球隊。
我抬起眼睛看見斜對麵靠窗坐的那個男孩子側影，發現他的臉部輪廓很有型，略長的頭發自然地微微卷曲。他一直望著窗外，偶爾轉過頭朝大家一笑，頓時陽光燦爛；深而漆黑的眼睛，稚氣未脫。他叫謝德剛，他們叫他小剛。
坐在我身邊的是黃向東，害羞少語，看外表一點兒也不笨，但他們都叫他傻東。還有一個大高個子梁光華，說著發音靠後的廣普話，屁股坐不住凳子，不停地走來走去。再看那個女人的長相，我猜她八成是小剛的母親，果不其然。她說她從大連來，去昆明兒子那裏看看。
謝德剛（左）黃向東
旅途中交朋友很快，更何況我們同屬常走江湖的人。大家先謙讓了謙讓, 然後就你幫我打水，我幫你遞杯子地熟撚了起來。待睡到第二天早上醒來，連我和傻東的話也開始多了。
小剛媽問我：“你去過我們打（大）連嗎？”
我答：“小的時候去過，我叔叔在大連。”
“親屬屬(叔叔)？”
“是。”
“住在哪裏？”
“沙河口區。”
小剛媽不說話了，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後來她就總是莫名其妙地盯著我看，欲言又止。開始我佯裝不知道，後來越來越被看得心裏發毛，隻要我眼睛偷偷瞄過去，準會對上她的目光，我立即又縮了回來, 真是尷尬萬分。
幸好急性子的人是忍不了多長時間的，她終於開口了。
“你認識王夏陽嗎？”小剛媽小心翼翼。
我吃了一驚，這下輪到我說不出話了。隻見她目光期待地看著我。
我躊躇了好久：“我的堂妹叫王夏陽。”
“我就說嘛！”小剛媽激動地高聲叫起來，還重重地拍了一下他兒子的腿，小剛激靈了一下；“我說怎麽覺得你這麽麵善呢？哎呀呀，夏陽是我家鄰居呀，跟我小兒子同班同學，每天她媽讓她來我家寫功課，和小剛也熟得很呢。”由於過度興奮，她眉飛色舞，白晰的麵頰泛出兩片紅暈。
大家一下子都從漫漫旅途的無聊中亢奮了起來。我覺得太不可能, 說: “我堂妹和我長得絲毫不像。”
“像！神情很像啊！”她接著就說出了我叔叔嬸嬸的名字，這下我不得不相信了，心想難道血緣還真能被感覺出來？這種奇奇怪怪的巧事怎麽總是被我遇到呢？
“不過，她姓王你卻姓楊，這是我開始不能確定的原因。”她有點疑惑。
“我父親早年參加革命時改名換姓了。”我說。
於是，大家就在這不可思議的高興氣氛裏度過火車上的第二天，當然彼此的關係也被拉近了。小剛媽從此叫我夏陽她姐，小剛也就跟著叫姐姐，我聽著很別扭，不搭腔，可也沒轍，知道東北人就是習慣哥哥姐姐地亂稱呼一氣。
那三個男孩比較願意跟我說話，還掏出撲克牌來一起打百分，我和小梁一家兒，黃向東和謝德剛根本不是我們的對手，他們鬱悶得說不要玩了,那就不玩兒。然後小剛問你看得懂足球嗎？我說不懂，於是他們就爭先恐後地給我講解了起來。後來越講越多，還拿出張紙畫來畫去，什麽四四二，四三三戰術之類的。
我問那你們都踢那個位置呀？傻東說他和小剛都是前衛，小剛左撇子踢左前衛，小梁是守門員。我說前衛多沒意思，要我就踢前鋒，主管進球的才最神氣，他們就笑得前仰後合。小剛說每個位置都重要，前衛是腰，管球的控製與輸送，是核心的組織者；我琢磨那意思可能像籃球裏的後衛，就是魔術強森的角色。總之我淺薄的足球知識就是從那天開始得到的。
第三天我就覺得不那麽難熬了，連續坐那麽久的火車對我來講還是第一次，他們卻說是家常便飯。小剛堅持要我們去昆明軍區體工隊做客，老穆說我們時間很緊，還要趕到西雙版納。大家一想到就要分別了，竟有點戀戀不舍，彼此交換了地址，他們保證說會到北京去看望我們。
火車好不容易開進了昆明站，雲南電視台新聞部主任高山在站台熱情地接到我們，並使大勁兒地和老穆握手，還左右亂搖。小剛跟在我們身後，也上前抓住高山的手晃了起來。他問：“你安排他們住在哪裏？”高山愣了一下，小剛馬上又說，“她是我姐姐。”
高山說：“交際處，住在交際處。”我和老穆忍不住笑了。
把我們安置妥當後，高山告訴老穆去西雙版納的日子要推後幾天，原因是這星期的飛機票不夠。從昆明到思茅的小飛機一星期一班，是伊爾十六，隻有12個座位，我們四個人，外加一台當年很貴重的大攝像機就要占去五個位子，所以最快下星期一我們才能出發，不然坐公共汽車要在大山裏的彎曲公路上爬三天三夜。正商量著，房間裏的電話鈴響了，老穆接起，是小剛來的，問我們明天能否去他們那裏，老穆馬上說可以。
還是冬天，昆明卻處處綠蔭，時而還能見到繁茂的花朵，這令看慣北方禿山荒嶺的我心曠神怡。昆明軍區大院肅靜整潔，體工大隊旁還有個壯觀的草皮足球場。黃向東把我們引進一間大屋子，裏麵好幾張桌子拚湊起來，上麵七七八八擺滿了各樣的食物，我唯一記憶深刻的是一個大搪瓷臉盆裏盛滿了白水煮的雞爪子。
小剛媽正和幾個說大連話的球員在談天，見我們進來就趕緊招呼。小剛介紹一個壯壯的中年男人，說是唐指導，指導就是教練的意思。唐指導坐下陪我們說話，一開口是北京口音，原來他太太孩子都在北京，自己一人來昆明執教。
門敞開著，隊員們出來進去地都來向我們熱情問候，奇怪的是他們每人還都和小剛嘀咕點什麽，卻不和傻東說。我忍不住問指導為什麽，指導說小剛是昆明部隊的足球隊長呀。吆，我挺驚訝。指導又說：你別看他年紀不大，球可踢得最聰明，目前他和黃向東都是中國最好的前衛之一，如果沒有他倆，昆明部隊足球隊就踢不進全國甲級隊。他不無自豪地告訴我們，全國十二個甲級隊裏，部隊隊隻占三個，八一、北部和昆部。他抿了口酒又說，他倆兒小時候是我親自從大連挑選來的，十二歲就來了。我轉過身，看見小剛在微笑, 仰著臉笑得明爽；傻東也在微笑, 低著頭笑得靦腆。
指導對小剛媽說：“你兒子又立三等功了。”老穆忙問去哪兒救災了？大夥“嘩”地樂了，說因為踢贏了球。我大驚，真的假的，踢進球就能立功？那太容易了，球門那麽大！大家“嘩”地又樂了，說是真的。我看著小剛的眼睛求證，小剛顯出不好意思，絲毫沒有城府的臉上微微紅了一下。指導把話茬兒打斷，說很快就要去北京打聯賽了，國家隊來選人，他很不願意放謝德剛和黃向東走。
老穆說小楊馬上也要離開單位上大學去了，大家就又七嘴八舌地問了一通。
小剛媽說：“夏陽她姐，等小剛傻東到北京後，你要經常管著他們，他們跟你學好，我就放心。”
把我嚇得連連擺手：“阿姨，可別呀，您可別弄錯了，我可不是什麽好榜樣。”
幾天後，我坐在劇烈上下顛簸的小飛機上，看著窗外，飛機飛得很低，仿佛貼著青綠色的綿綿山嶺在飛行，隨時隨刻都可能掉下去，那恐懼的感覺死死地壓在我的嗓子眼兒。我試圖放鬆自己，就分神去想這一路上的經曆，覺得又體會了一次什麽叫做“緣分”。
李富勝
（三）在北京的日子
和小剛他們聯係上以後，隻要他們來北京比賽，就一定會來找我。不過我還是和李富勝見麵的機會最多，因為他原單位成都部隊足球隊戰績不佳，被解散了，他就被調到了北京的八一隊。富勝在北京沒有親戚，朋友也不多，周末他常會來大學找我。
他告訴我很多事情，比如，他父母有九個孩子，他是最小的一個，從小家境非常貧寒，踢足球的條件哪裏能跟別的孩子相比。寒冬臘月裏，他都光著腳丫子踢球，從來舍不得穿鞋子。他還說，謝德剛黃向東十七八歲就已經在圈內很有名氣了，而他十九歲前都沒有受過正規的訓練，後來還是成都軍區足球隊悄悄把他從大連煉油廠偷走的。所以他的基本功不夠好，年齡也偏大，隻能自覺自願地比別人練得更苦。
我當時覺得富勝是個很懂事的人，雖說是出身窮家的孩子，禮節上可比我這種自由散漫的人多多了。當時的北京和現在不同，現在人們見麵一定要找餐館吃飯，邊吃邊聊；那時我是窮學生，附近也沒幾家飯館，如果朋友來，就跟著到食堂隨便打兩個菜，外加幾兩米飯。我們大學食堂，周末就隻有幾個剩饅頭。富勝每次來看我，都會帶點吃的東西，比如從兜裏掏出兩個蘋果，最可笑的是他有次帶來幾個生雞蛋，我都想不出辦法把它們弄熟兒。
十幾年後我回國，第一次見到他漂亮的太太孫靜，問她當初怎麽看上李富勝的。孫靜忍不住笑，說沈祥福介紹的。富勝第一次到她家時，從軍用小挎包裏掏出來兩包白砂糖。她媽媽覺得太好笑也太實誠了，立馬兒就願意了把寶貝的女兒嫁給他。
我偶爾也會去八一隊，因為小時候我家住在隔壁山南的軍科院，所以很熟悉。在當年物資貧乏的年代，運動員們的夥食都特殊的好。富勝每次都從飯堂打一大盆子的燒肉雞腿之類的，往我麵前一放，說“吃（三聲）”，然後就坐在旁邊看著我吃，一邊和我說些閑話。吃完飯後，通常他都會陪我從八一隊旁邊的一條鋪著水泥方格子的山間小路走到鄰院兒，去看望一些我過去的叔叔阿姨。
那條小路我小時候經常走，覺得特別長，傍晚天快黑的時候都要快跑，很害怕；可長大後再走，路就變得一點點短，真是很奇怪。我介紹富勝認識了我很多的朋友同學同事甚至老師領導，他非常隨和，情商極高，易與人相處。我離開中國後，他和我的朋友們仍然往來密切。
一個星期天我剛要出門去看望一位伯父，正好碰見富勝來找我，我說那你就跟我一起去吧。當時那位伯伯是個很有權勢的人，氣色好極了，滿麵放光，走起路來霍霍生風。他家裏人來人往絡繹不絕，不是點頭哈腰送東西的就是言語奉承的。唯獨富勝，態度不卑不亢，落落大方，我十分欣賞他那種有教養的禮貌分寸，很讓人舒服。
幾年後那位伯伯因被牽扯上無妄之災，不再當權。當我再次看望他時，他已是麵容肅然，行動緩慢，很少人再光顧他的住所。我看著伯伯黯淡的目光實在覺得心酸，可是伯伯告訴我，隻有李富勝每年春節的早晨，一定會打電話向他拜年，從未間斷過，有時路過還會來看望他。
轉眼到了1980年，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謝德剛在一次比賽中左腿的韌帶被人踢斷，昆部也正好以此為籍口沒有讓他去國家隊，隻有李富勝和黃向東到了天壇國家體委報到。小剛在北醫三院裏住了三個月的院，然後回大連繼續養傷。臨走前他柱著拐杖來大學看我，瞬間好像長大了好幾歲，他眼神失落，沒有光彩。我當時第一次體會到了當運動員的悲哀。我安慰他說還有機會，隻要盡快把傷養好，機會一定還會有的。
而1980到1982年卻是中國國家足球隊最強盛的時候，當時的主要隊員我記得的有：李富勝、遲尚斌、容誌行、黃向東、蔡錦標、左樹生、陳熙榮、沈祥福、古廣明、臧蔡靈，等等。1980年12月21日-1981年1月4日中國隊參加第12屆世界杯亞大區小組預賽，經加時賽贏朝鮮隊獲得亞大區決賽資格，使更多的中國人開始關注中國隊的世界杯之旅。
我們班同學當時到南方實習，大巴士開在井岡山危險的彎曲山路上，幾個男生焦急地催促司機開得快一點，再快一點，希望盡早到達居住的旅店，不能錯過那場足球比賽。那天，我們找到了一台小小的電視機，打開一看馬虎一片，除了黑麻麻的人影和沙沙的雜音以外，什麽都看不到，不過幸好還能隱約聽見解說員宋世雄的聲音。我們全班同學鴉雀無聲地聚在模糊的黑影前，高度緊張地觀看那場中國隊和朝鮮隊的比賽，當看到容誌行巧妙地橫傳給側麵大步衝上來的黃向東，而黃向東又眼明腳快地從30米外遠程勁射，球疾速飛入右上死角時，大家都驚呆了。靜默片刻就是歡呼，為此我們晚上還包了餃子慶賀。
回到北京後，聽說在校的學生們就更瘋狂了，他們把燒著的笤帚從宿舍的窗戶扔出去，還和北大的學生們一起狂歡遊行。當年中國剛剛開始改革開放，青年學生們胸中壓抑了太多太久的塊壘沒有疏解的管道，那時既沒互聯網，也沒音樂會，就連好萊塢的電影也隻進口過一次，上演了一個星期。所以任何的一件現在看來微乎尋常的小事，都會引起滔天的巨浪。比如說星星畫展，《今天》雜誌，西單牆，美國花樣滑冰訪問團，楊百翰大學生的演出等等，更不要說這關係到國家榮辱的足球了，那種發自內心的澎湃熱情是遠非今天奧運會所能比擬的。
李富勝
中國足球隊回國後，李富勝和黃向東中午來人大找我，我當時剛吃完午飯往宿舍走，看見一大群學生簇擁在那裏，我踮腳一看圍著他們倆，趕緊低頭繞道別處，讓一個同學告訴他們在宿舍等我。過了很久，我才回宿舍，看到他倆坐在我的床邊，黃向東依然是很靦腆地微笑著不說話，李富勝在撐著局麵回答學生們的問題。
一到有足球比賽，同學球迷們就來找我要票，沒辦法，我隻好找黃向東和李富勝要，不過我從來不去看。1981年10月左右（如果沒記錯的話），有一場中國隊在工人體育場和科威特足球隊的比賽，黃向東說希望我去，我說半天踢不進一個球沒意思，他說那以後就不給票了。我說那好吧。富勝那天就給了我一個大雪花梨，足有一斤重，就是外皮很粗糙長得像傻瓜似的那種梨。於是我和我的同學劉渝淩虹一道騎車去了工體，臨走還記著把那個梨裝在了書包裏。那天晚上，整個工人體育場爆滿，八萬人的場地座無虛席，當時那種現場的熱情真是很難用筆墨形容。
比賽開始後，我就掏出梨來吃，一緊張就啃得很快，然後越來越快。看見黃向東一會兒丟了球，我就更急。我旁邊坐了個小青年，他比我還要急好幾倍。
看見傻東又丟了球，他就幹脆站起來喊：“黃…向…東……”
我就跟著站起來喊：“臭…大…糞！”
劉渝一把就拽著我坐下了。
後來科威特獲罰點球，居然被李富勝給撲住了！我的天呀！
全場觀眾頓時像翻了鍋似地沸騰了，足足有兩三分鍾的時間，聲音之震動，幾萬人同時在一個圓圈裏叫喊，匯成一個深沉金屬聲，回蕩，疊加，回蕩……
我感覺血都要噴濺出來了。隻聽觀眾有節奏地齊聲叫著：“李富勝，李富勝，李富勝……” 經久不息。
一夜間，富勝就成了名人。
後來，中央電視台的同事李凱告訴我：工體富勝撲出點球，李凱轉播回台。“那天晚上天安門廣場千人騎自行車去那裏，高舉五星紅旗，萬眾高呼：李富勝萬歲！他是毛澤東之後，被萬歲的第二人。”
（四）後期
看見李富勝和黃向東都這麽出色，我就很替謝德剛惋惜，很希望他也能盡快來到國家隊踢球。
1981年底，我大學畢業了，回到中央電視台後工作立刻繁忙起來，每天四處奔波。如果都在北京，大家就不時地聚聚。我們還常常在外地的某個城市碰到，上海廣州遇到的機會較多。1982年3月13號，李富勝、黃向東和我到北京火車站去接昆明部隊足球隊。我們在站台上等，全部隊員都下了車，卻不見謝德剛的影子。向東上車去找，才知道小剛是隊長，他在列車上仔細檢查隊員是否丟拉了東西。當謝德剛下車時，我覺得他的變化巨大，又黑又瘦，態度沉默，笑容勉強。
第二天是周末，我早起出外辦事，午飯後匆匆趕回宿舍。當我騎車拐進院門口時，看見馬路牙子上坐著一個年輕男孩，我並沒過多地注意。這人跟著我上樓，到房間門口時嚇了我一跳，竟然是謝德剛。小剛告訴我，今年他又努力為昆部踢進了甲級隊，領導為了獎勵他，給他立了二等功，發了一等獎，還獎給他一支派克金筆。他把金筆送給我，說知道我愛寫字也惜筆。我又把此筆送給了社科院輔導我的導師陳鐵健先生，因為他字寫得更好。
當年的軍隊足球隊，很依賴重要的隊員，因為他們的存在關係到球隊成績的好壞，如果成績不佳，會導致球隊被取消編製，教練球員被遣散回家。除八一體工大隊以外，這種專業的運動隊似乎並沒有在部隊存在的必要，還不像文工團，可以下部隊給戰士們演出。隻有當比賽成績很好時，才能另說，至少可以掙麵子。好的運動員就像是種馬，賽馬能不能贏就要看你的馬有多好，所以領隊教練把很多心思都放在這些頂尖的隊員身上，對他們格外地照顧偏愛，很多時候聽取他們的意見。作為昆部足球隊的隊長，謝德剛當然知道自己在隊裏的價值，所以不可避免地有他的驕傲。我想當時他看著朋友們一個個在國家隊的成績，而自己有能力卻不能為，心裏一定不好受。
比較黃向東和謝德剛，他們有十足相像的地方：他們年齡相仿，各有一個弟弟，兩家都住在大連體育場旁邊，幼年時一起踢球，同時被選到昆明部隊足球隊，又都踢前衛，就連兩人往那兒一站都是一樣的羅圈腿。（踢足球的都是羅圈腿）
比賽場上他倆兒之間的默契是別人羨慕又嫉妒的，一般都是小剛製造機會給向東，然後黃向東進球。小剛說眼色都不用給，黃向東就知道他的意圖。有一次他們在國外和意大利隊踢球，看見人家罰球，開始佯裝發力，實則輕輕一挑，另一人起腳將球踢越過人牆進門。他們頓時覺得帥呆了，回國後說咱倆兒也試試，於是就在一次比賽中照葫蘆畫瓢地做了同樣的表演，登時讓教練和隊員們大呼驚豔，狠狠地出了一次風頭。
謝德剛
不過黃向東和謝德剛的性格卻是南轅北轍：向東內向，自己份內的事情做得很好，別看細細的胳膊,可是腿部很有力量。他不管閑事不出頭，遵守紀律，在國家隊時，什麽都聽李富勝的，典型的那種不用父母操心的乖孩子。黃向東父親是上海人，一個謹慎老實的報社編輯，我總說傻東多少繼承了上海人的某些特點。謝德剛則是灑脫外向，為人講究義氣，有領袖欲，在場上踢球時是控製場麵的主心骨。但是他個性不羈，心高氣傲，為朋友兩肋插刀，也為知遇之恩賣命，但絕不會臣服於什麽人。
李富勝則比他倆成熟太多了，他更通達世理，並落實在行動上。富勝相當冷靜，時刻知道自己的斤兩，每天都比別人付出更多的努力，不會絲毫地任性。我從來沒覺得他是個名人，跟他在一起，總是他在照顧別人。
有次回國，我們幾個朋友還有他太太女兒一起去吃韓國燒烤，我對那煙熏火燎的烤肉沒多大興趣，就隨便夾一點小菜來吃。隻見富勝忙來忙去，把最貴的什麽海鮮之類的，仔仔細細地烤好，然後放到我的盤子裏，他自己不吃。他做得那麽自然，我過意不去，可別人卻都好像司空見慣，覺得就該他做似的。朋友們找他幫忙，不管大事小事，隻要有一點可能，他都去努力幫。
1990年我回國，為PBS拍攝大型紀錄片《太平洋世紀》，結束時我對攝製組的美國人說，你們每人可以挑一件想要的中國東西，想好告訴我。第二天，大家一起來了，製片人艾力士·吉伯尼代表說：隻想要一件東西，就是解放軍穿的那種軍用膠鞋。這可把我難住了，他們的腳又都那麽大。我說沒辦法，回去重新想。隔天，他們又來了，說還是隻想要解放軍膠鞋。我折騰半天，突然想起了李富勝。我到亞運會籌備處的大喇叭裏麵廣播他的名字，好不容易找到他。我讓他幫忙而且還要快，他忍住笑說好。他跑到球員宿舍，讓每個人拿出雙膠鞋來，收羅了一麻袋，給我送到飯店。我打開一看，每雙鞋都和小船一樣大。
1993年我要到大連辦事，富勝知道我人生地不熟，當晚就陪我坐飛機到大連，前前後後幫我安排妥善。回想起來，我從來都沒能幫他做過什麽，真的很遺憾。他總對我說：“什麽叫真的朋友，真朋友就是他好你真心地高興，一點妒忌心都沒有，反過來也一樣，比如說我和沈祥福就是這樣的朋友。”他說的話那麽簡單正確。
我們之間的友誼之所以一生一世，就是彼此感到誠實舒服。他絕不是表麵對你假惺惺好話說盡，而實際上隨時會害你的那種人。李富勝從一個普通的足球守門員，最後當上了八一體工大隊大隊長，你很難想象，那是件多麽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982年6月，中國國家足球隊重組，在過去的基礎上增添幾個新人，我很希望謝德剛能夠有機會。一天，央視體育部的好友同事李凱來到我的辦公室，告訴我“名單出來了，有謝德剛的名字。”正說著，黃向東的電話來了，也告訴了我同樣的信息。那天我們真的高興極了！
但是事與願違，謝德剛到國家隊後的日子裏並沒有那麽心情舒暢。新人開始都是板凳隊員，對小剛這樣的人來說，是很難適應的。有一天，富勝和向東來看我，我問小剛怎麽沒來？他們說找不到他。臨走，富勝突然說希望我能跟小剛談談，我吃了一驚，問發生了什麽事情？
李富勝支支吾吾半天也沒說清楚，大體上我聽明白是小剛曾經有個女朋友，分手了，但這個前女友現在每天來糾纏他，爭吵不休。為避免影響不好，小剛就每天出去跟她理論，經常到半夜才翻牆回來。當時國家隊超強體力集訓，可他每天都睡眠不足暈乎乎的。黃向東跟著說，其實那幾個教練比如年維泗和蘇指導，從小就非常看重謝德剛，這樣下去不成。我說我可不過問別人的私事，李富勝說隻有我說話他還聽得進去。
我左思右想最後還是拿起電話打給謝德剛，我說：“你運氣真不好，選擇了一個吃青春飯的職業，人一輩子可能隻有一次機會。”謝德剛是何等聰明之人，我話音未止，他就說知道了。下班後他突然來單位宿舍找我，還沒來得及坐下我就聽有人敲門。開門進來了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女孩還有小剛的朋友胖子。這個女孩個子足足高我半頭，淡眉細眼，她進來二話不說就上來拽謝德剛的袖子，亂哄哄地幾個人出去了。我和我的室友莎莎驚異萬分。
半夜三點左右，隻聽輕輕地有人敲我們的門，我和莎莎驚醒，問是誰？就聽胖子說，實在對不起，請我下去幫幫忙。我睡眼惺忪地跟著胖子下樓，走出大門口拐到禮仕路上，看到謝德剛坐在人行路旁圍草地的欄杆上，雙手抱頭低得很深，那個女孩手叉腰站在一邊。
我揉揉眼睛問：“你們幹什麽呢？”
女孩說：“你為什麽不讓他晚上出來找我？”
我丈二和尚摸不到頭：“就為這事？”
她不說話。
我又說：“你們不睡覺，明早謝德剛訓練就不怕被踢斷腿？”
她還不說話。半天，她才說：“你回去吧。”
我就走了。第二天，胖子又來了，他指著路口的那棵碗口粗的小楊樹說，昨晚我走後，小剛氣得把他女朋友綁到了那棵小樹上。
不過我萬萬沒想到一語成讖，謝德剛的腿又被踢斷了。聽到消息後我心裏咯噔一下。除了難過，沒有別的。
上個月奧運會我回國去我姐姐家，出大門拐到禮仕路上，又看到了那棵當年的小樹，二十多年過去了，它已經長成比電線杆子還要粗的參天大樹。
此篇為了寫李富勝，連帶寫了當年中國足球隊別的隊員。記憶是跳躍的，記憶是彼此關聯的，就都留下吧。
2008年9月18日
寫於美國洛杉磯
1980年代初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