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權到底是什麽意思？
“中國體育需要話語權”——如何翻譯成英語、法語或其他一種西方語言並讓世界相信這是一句有邏輯的話語？
10年前，北京奧組委一位官員對我這樣講述何振梁先生：“他時常哀歎，中國沒有幾個人能領會《奧林匹克憲章》精神。他很注意糾正年輕人的一些態度問題。例如一次有人在報告中寫‘我們中國曆來熱愛奧林匹克運動’，何先生立即打斷他：你這是把自己的觀點強加給別人，什麽叫做‘我們中國曆來熱愛’？你需要用事實去講述。”
如果看一眼中國田徑隊在女子4x100米預賽中的申訴材料，可以明白他們不是在爭取話語權，而是在自言自語。
整個申訴材料根本沒有提出申訴的法理依據，根本沒有指出國際田聯的決定有違哪一條規章製度，而是吹毛求疵地談“美國隊穿了不一樣的衣服”，或者像學生遊行一樣喊口號“讓中國出局絕對不公平”。
這是幫助美國女隊，還是尋找話語權？
本屆奧運會上一些突出的裁判問題如拳擊賽場的嚴重不公，均得到了各國媒體的報道，尤其《隊報》、《米蘭體育報》等非常關注國際體育機構和法規的專業報紙絕不會放過。
但對於4x100預賽風波，各國媒體都沒有報道為裁判醜聞，隻是提及美國隊因為受到巴西隊幹擾掉棒而獲得重賽機會。為什麽？因為美國隊本身是受害者，她們申請補賽的上訴並不過分，倒是中國女隊希望美國人接受不幸乖乖認栽這樣自己可以進決賽，在道義上不占優勢，隻是僥幸心理不是體育精神。
隻要還有補賽要進行，預賽就沒有結束，因此中國女隊的排名第8是暫時的。美國女隊完成補賽之後，中國女隊排名第9，這是為什麽國際田聯說如果有9根跑道讓中國隊參加決賽更合適。但如果是8根跑道，第9名就應該體麵地接受結果。
某種程度上，我甚至懷疑中國田徑隊拙劣的申訴材料恰恰因為知道按照規則上訴無望，僅僅上訴給憤怒不已的國人看看。隻是申訴材料外泄，我們才明白裏麵充斥著牽強的理由和根本不像申訴的話，是明知沒有希望的走形式。
當你看習慣了足球場上的各種抗議以及場外為了哪怕一張黃牌的上訴，對於田徑場內發生的此類風波或許應該習以為常。坦然或憤怒，精明或拙劣，最後都是隨著比賽結束而很容易消化消失的東西。
需要警惕的卻是白岩鬆式的民粹主義煽動。白岩鬆並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新聞人，他隻是一個新聞投機者，他皺眉苦臉扮演憂國憂民者，實際卻從煽動普通民眾裏獲益，如果有需要，他會凶狠地對一個普通的弱者下毒手，例如後文我們將要談到的陳欣怡事件。
從白岩鬆在整個奧運期間的表現看，他帶著強烈的計劃性去煽動民粹，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或者說，不放過任何一個不是機會的機會。例如針對閉幕式上巴西製作的短片缺少他想看到的中國運動員鏡頭，白岩鬆立即吐槽“中國女排得罪了他們”。
對於缺少國際交往經曆的中國青少年，此類市井街坊狹隘邏輯是一種超級強大並會遺毒深遠的話語。如果一個地方報紙或商業媒體的記者這樣做或許不那麽可怕，可怕的是白岩鬆的央視評論員身份，這其實就是他自己多次提起的“話語權”。他掌握了國家級話語權，恣意放毒。
中國體育到底在國際上有無話語權？從中國人在國際奧委會、國際反興奮劑組織等機構裏的任職情況就可以看出來，從國際組織認可中國對孫楊、劉虹等“誤服禁藥”的運動員輕判也可以看出來。中國體育在過去很多年早就學會了如何在國際體育圈裏做事，不挑戰規則，有錯就改。這種態度換來了中國體育的良好人緣，更換來了國際社會對中國體育特殊國情的種種理解。然而，現在白岩鬆們卻希望用民粹綁架中國體育，處處去跟別人“話語權”，你得罪我，我得罪你，讓中國青少年覺得世界上處處是中國的敵人，這樣到底是幫助還是損害中國體育？
更可怕的是，就像白岩鬆總是選擇皺著眉頭狠批基層官員（他很清楚對哪些人自己有話語權而別人沒有反駁的對等空間），他在陳欣怡禁藥陽性後又把火力點瞄準了陳欣怡本人及其“她的小團隊”：
“在《奧運1十1》的直播中，我念了一個自創的打油詩，‘成績誠可貴，金牌價更高，若為清白故，兩者皆可拋。’這是我聽到陳欣怡事件後的第一反應。然後就是問號，她是傻子還是瘋子？如果服禁藥確實，她是傻子，天真地以為查不到？現在奧運尿樣一留八到十年，你跑了和尚跑不了廟。同時，她和她的小團隊更像是瘋子，屬於頂風作案，賽前對俄羅斯的動作那麽大，誰都明白這是一屆怎樣的奧運會，這時還逆風而行，不作不死，典型瘋子般的自殺心理。”
真是階級鬥爭高手，不僅把一個18歲的小姑娘以瘋傻的名義切割出去，還切割出一個“小團隊”來。遊泳隊裏存在這樣一個專門給小姑娘吃錯藥的小團隊嗎？
民粹真的好可怕，尤其他們總是給自己披著正義和理性的外衣。
我隻知道，陳欣怡在走道裏哭了一夜，遊泳隊派了人去陪著她，因為害怕她想不開。
我也想去陪她。
當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機器開動起來，通過製造集體受難記憶來尋求身份認同就成了一種國民遊戲，白岩鬆是一位遊戲高手。
這也是為什麽，盡管白是一個公開的阿根廷迷，卻永遠不懂阿根廷，不懂阿根廷人的快樂，不懂阿根廷的語言詩歌和音樂，不懂阿根廷人的道義感和骨氣，不懂馬拉多納為什麽要在2010世界杯期間和獨裁受難者家屬代表“五月廣場奶奶”擁抱——對於阿根廷人，軍政府的獨裁統治才是最深刻的集體受難記憶。同樣，對於英阿馬島戰爭，阿根廷人的悲痛並不來自失敗，而是如作家賈爾迪內裏所言，“看著那麽多年輕人去送死。”
對於裏約奧運，如果阿根廷人要像白岩鬆一樣煽動民粹和民族主義，可以有無數的理由，看看賽場裏阿根廷運動員如何被噓就明白了。但阿根廷媒體集體維護巴西人的行為，“我們兩國分享著同一種運動激情。”
最幽默的是阿根廷國奧主帥奧拉蒂科埃切亞，在新聞發布會上被問及阿根廷運動員遭受的噓聲，他說：“你們跑到人家家裏來唱什麽《巴西你感覺如何》（世界杯期間阿根廷球迷譏諷巴西的歌曲），還想人家不給噓聲，什麽個道理？”說完，奧拉蒂科埃切亞又對身邊的巴西翻譯唱起了這首歌，無論是巴西翻譯還是在場的巴阿記者一片哄笑，其樂融融。
對於收看白岩鬆節目的中國年輕一代來說，最可怕的事情不是白虛構的中國體育缺少國際話語權的問題，而是他們需要在白岩鬆們構造的民粹話語體係裏成長，在未來的國際交往中，麵對任何一個困難和誤解都會歸結於“中國缺少話語權”，不去尋找理性，不去克服交流障礙，而是期待“老子牛逼了X你丫的”。
人的一生是否需要構建那麽多集體受難記憶？
我曾不經意地問過母親，她一輩子最大的受難記憶是什麽。她說是文革，“因為那本應該是我生命中美好的年齡。”
陳欣怡本也應該享受著生命中最美好的年齡。她在裏約的受難記憶是她個人的，也注定是她一輩子最大的受難記憶。
可是，誰讓她受的難？
體壇+記者王勤伯報道
編輯：孫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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