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歲，6次參加世錦賽，7次參加奧運會，奧柯桑娜·丘索維金娜又回到奧運會了。這名烏茲別克斯坦母親為了賺錢治療身患白血病兒子而不斷參加國際體操比賽的故事路人皆知，一句“你未痊愈，我不敢老”也曾感動過無數人。如今，她的兒子已經基本康複，在保留德國國籍的情況下，她重新回歸烏茲別克斯坦，並在此次裏約奧運會上為烏茲別克斯坦參賽。
2007年底，俄羅斯資深記者安德烈·萬捷科（Андрей Ванденко）曾專訪過丘索維金娜，並將文章發表在蘇聯體育報網站。（原文鏈接：http://www.sovsport.ru/gazeta/article-item/278363）本刊將其翻譯並轉成口述的形式，讓我們進入丘索維金娜的內心世界。
﹁
確診
﹂
我出生、成長在烏茲別克斯坦的塔什幹。6歲的時候哥哥帶我去了體操班。我很快就成為了思維特蘭娜·庫茲涅措娃學生，她擔任我的教練長達20年，將我培養成一個職業運動員。1991年我代表蘇聯參加了世錦賽，代表獨聯體才加了巴塞羅那奧運會，而蘇聯解體以後，我自然而然地成為了烏茲別克斯坦的運動員。1997年，我的跟腱撕裂，並有一個半賽季無法參賽。於是我決定和我的丈夫，參加過三次奧運會的拳擊運動員庫爾巴諾夫一起利用這個“空窗期”，生下一個孩子。
1999年11月阿裏舍爾出生。我當時真的決定，結束體操生涯了。但後來我去熟悉的運動館的看了一眼，就想要在生完孩子以後迅速恢複，重返賽場。我已經習慣了苗條、緊致的自己，但當時鏡子裏的自己讓我感到非常羞愧。總之，我又開始訓練了，而且不知不覺回到了競技場上。當阿裏舍爾剛滿4個月的時候，我已經開始參賽了。2002年9月，我和丈夫一起去了韓國釜山，在那裏舉辦的亞運會上，我和丈夫都參賽了，我為烏茲別克斯坦隊贏得了兩塊金牌。在飛回塔什幹之前我給家裏打電話，想和我日思夜想的阿裏舍爾分享我的喜悅，但卻得到一個消息：阿裏舍爾病了。好像是肺炎，但並不嚴重。
那時由於我和丈夫兩人都在釜山，阿裏舍爾和外婆住在一起。她後來說，阿裏舍爾的情況突然惡化，開始咳血，真的就像噴泉一樣。她叫了急救車。醫生來了也不知道該怎麽辦，就一通亂忙活，在孩子身邊手忙腳亂，跑來跑去。最後，看來是司機最有醫療經驗，是他開著車拉著阿裏舍爾去了輸血研究所。
特別幸運的是，那天血液中心有一個值班的教授，他原來是從列寧格勒醫學院畢業的，受過很好的教育。他給阿裏舍爾做了檢查，並起了疑心。他一言不發地就帶著孩子去做穿刺了。準確地說沒有父母的書麵同意他不能這樣做。但我們相隔千裏，時間寶貴。診斷結果是，阿裏舍爾有白血病。
當時我從機場直奔醫院。聽到診斷結果後腿都軟了，覺得自己幾乎失去了意識，栽倒在地。醫生很理解我的心情，並盡力安慰我。他說，阿裏舍爾的病還處於早期，如果盡快采取措施，還可以遏製病情發展。首先為了提高他的血紅蛋白指數，阿裏舍爾需要輸血。當兒子住院的時候，診斷書上顯示指數隻有20，而正常的指數是150。
當時孩子瀕臨死亡，一隻腳已經踏進了鬼門關。輸血稍稍緩解了情況，但無法徹底停止病情惡化。醫生解釋說：要找到解決方案可能要花上一個月，如果不開始化療，孩子可能就會死。
﹁
無路可退
﹂
後來我們去過塔什幹的一個治療白血病的醫院。醫生說，六個孩子中可能有一個能存活，而當時和阿裏舍爾一起治療的，沒有一個活下來。在烏茲別克斯坦，沒有兒童腫瘤科，孩子第一周是在輸血中心住院，但實際上輸血中心是不能收治此類病人的。正常醫院該有的條件那裏根本沒有，真是一言難盡。詳細點兒說就是，輸液瓶掛在拖把頭上，所有人都用一個公共廁所——男人，女人和孩子。
角落裏對著成山的漂白粉——就用那個消毒。孩子在輸血，桌子上還有老大的蟑螂跑來跑去……一次性注射器也沒有，除非你自己帶。一般的針頭煮一煮就用第二次，第三次乃至第十次。但是我們的醫生非常好，他用很細的導管給阿裏舍爾注射，後來就連德國的醫生都對他做出的工作很驚訝。那是醫院裏唯一一根導管，是我們找路子弄來的，我們竭盡全力保證不要丟了上麵的塑料閥，不然就要整個丟掉了。後來我們去德國的時候看到，那裏導管堆成山。用完一次就扔了，而我們不得不把唯一的導管當眼珠子一樣捧著。我記得，當時我坐在德國診所裏想著那些因為基本醫療設備短缺而死去的人們。太可怕了！
此外醫療費用真的非常昂貴。在阿裏舍爾被確診白血病的頭幾個月我們幾乎花光了畢生積蓄。賣掉了塔什幹的四套房子，兩輛車，但還是捉襟見肘。我們賣房子得了六千美元，而光化療用的膠囊就要三千歐元。房子肯定是賣便宜了，因為當時我們等不起，就挑一個最好的買家賣掉了。他說多少錢我們都同意。房子幾乎白送，我們也是很傷心的，要知道我父母工作了一生就為了得到這套房子。
當時烏茲別克斯坦承諾給亞運會冠軍獎金，一塊金牌獎勵五千美金。我在2002年釜山亞運會拿了兩塊金牌和銀牌，怎麽說至少也能拿到一萬美元。但我一分錢也沒拿到。我不願意讓別人覺得，好像丘索維金娜好像在訴苦。但剛好我那時非常需要錢，因為阿裏舍爾剛查出白血病。2003年世界錦標賽後曆史重演，我又拿了金牌，但還是沒有獎金。要知道在這之前烏茲別克斯坦從來沒有贏過世界錦標賽。
一開始還有人跟我說：“奧柯桑娜，有什麽困難就說，別害羞。”當我確定參賽後，“煮熟的鴨子”就飛了。總是這樣，就像檸檬一樣，把你擠幹了就扔了。試圖撼動政府是沒用的。烏茲別克斯坦體操協會倒是給烏茲別克斯坦總統寫了信，卡裏莫夫讓兩個公司給我轉錢。但是要等到錢來，我兒子可能早就死了。第一個管錢的部門不理會國家首腦的命令，怎麽也不肯轉錢，第二個管錢的部門一年後才匯來了一萬五千美元。阿裏舍爾那時候已經轉院了。
﹁
轉機與阻礙
﹂
從塔什幹醫院出來後，我們去過莫斯科。莫斯科的醫院情況要好很多，但那些有錢和有關係的人都把孩子送去科隆，也就是後來阿裏舍爾治病的地方。
我從1996年開始就開始為德國體操俱樂部比賽。一次比賽能有一千歐元的收入，一個賽季能有四千歐元。報酬，老實說，不算多，畢竟我們不是足球運動員。但我們總是用一句老話安慰自己：錢不等於幸福。但正是科隆俱樂部救了阿裏舍爾的命。
當我明白，在家等待幫助是沒用的時候，就開始想著摔倒的人爬起來以後該去哪裏。我不覺得絕望，是覺得一定能找到辦法。2003年，通過幾個德國朋友我拿到了兒童白血病診所的地址。我把阿裏舍爾留在莫斯科，搭上第一趟飛往德國的飛機。在柏林給醫生看了診斷書。醫生確認了診斷。診所還有空床位，但治療需要12萬歐元，我連一半都湊不上。這時我的德國俱樂部為我做了擔保。我甚至沒有來得及問他們。他們就對我說：”奧柯桑娜，你的兒子有困難，也就意味著我們有義務幫他。”我到德國後不到一個月，阿裏舍爾就已經在德國治療了。
12萬歐元，就算我參加比賽到死也還不完。德國人非常清楚這一點，他們媒體也開始為阿裏舍爾籌款。在新年之前，許多當地電視台來醫院采訪，給我兒子拍短片，並公開了一個銀行捐款賬戶。在比賽時俱樂部經理宣布，所有給我捐款的觀眾，無論捐多少，都能享受優惠。俱樂部還給我們在科隆租了房子並為我們付房租。半年以後我辦下了德國的工作簽證，買了醫療保險，這樣阿裏舍爾的藥品就免費了。這簡直拯救了我們。
但2003年我被烏茲別克斯坦禁止去德國，雖然我2002年底才剛剛為烏茲別克斯坦贏得了一個世界冠軍，照理應該得到理解。但不，不斷有人對我說，我要捍衛祖國的榮譽。我試圖解釋，除了孩子的健康我別的什麽都不在乎，我兒子命懸一線。當時還有人指控我缺乏愛國主義，自私自利，還有種種其他罪名。烏茲別克斯坦體操協會召開了會議，號召所有人投票反對我離開。其中一個代表甚至說我早就想移民了，這次是利用了孩子的病。如果他敢在我麵前這麽說，我一定會朝他開槍，或者掐死他。我們的人民不會為他人著想，隻為自己的利益考慮。
在參會者中還有我曾經的教練思維特蘭娜·庫茲涅措娃，她也拒絕站在我這邊。這是我非常不理解的。2002年她作為教練陪我一起飛去了德國，但很快就返回了，理由是她家人都在塔什幹。我說：“對不起，我的家人都在科隆，兒子在科隆的醫院裏，我一步也不會離開他。”後來也有很多人討論我的“變節”。都說我的行為是不光彩的，丟下培養自己那麽多年的教練，突然跑去德國。就好像我跑去競爭對手那裏，不是為了救我的孩子！庫茲涅措娃也有兒子、女兒和孫女。我說過：“思維特蘭娜，您自己也是母親，奶奶，想想如果您站在我的位置上會怎麽做。”但她沒聽進去，我非常痛苦也非常生氣。後來我在奧運會上又碰到了她，這是命運的捉弄。庫茲涅措娃是當時跳馬比賽的評委。我們當時甚至一句話也沒說，打了個招呼，就像不太熟的人，就朝不同的方向走去了。我不是個記仇的人。重要的是兒子能康複。
﹁
漫長的治療
﹂
兒子在科隆安頓好了之後，我繼續工作。我必須比賽，為他的治療掙錢。當時即使是我離開賽場，肯定也救不了阿裏舍爾。要是退役，我就會坐在掛在拖把頭上的輸液瓶下麵，看著兒子死去……誰會幫助一個前世界冠軍？雖然德國人並沒有逼我，他們說：“奧柯桑娜，如果你可以參加訓練，那很好。如果不能，我們就等等。”
當有人開始給阿裏舍爾捐款時，我們決定要用它償還科隆俱樂部借給我們的錢。但我們根本不知道他們為我們付了多少錢，我確信沒有人對我們說過一句責難的話。在西方，慈善不是空話，也不是給一個盧布換得一個金幣的公關活動。
但我還是為了償還債務繼續訓練參加各類比賽。過去的苦難還在我腦中縈繞。如果寸步不離地守在兒子床邊，我會發瘋。在醫院的氛圍中，彌漫著死亡和疾病的氣息。周圍的環境給心理造成很大的負擔，很需要新鮮空氣，不然會出現幻覺，就好像被手掐住了喉嚨，無法呼吸。我走進運動館，訓練，盡量不去想這些事，但還是無法完全不想兒子。尤其是在診斷報告惡化了的時候。
科隆的診所的確非常現代化和幹淨，醫療人員都很專業，周到，但那裏還是不斷有孩子去世。準確的說是每天都有。他們的病太危險了。有時候旁邊的病房傳來小小的女人的啜泣聲，很明顯：又有個孩子走了……我覺得渾身的血都涼了。阿裏舍爾會問：“媽媽，發生什麽了？”我必須堅強，不表現出心裏的憂慮。如果沒有丈夫的侄女特地飛來德國照料我們，我自己可能辦不到這些事。有時候我會飛去美國兩周，在那裏訓練和比賽。有一天我接到科隆來的電話：丈夫哭了。我記得這是第一次。他是個非常堅強的人，跟我的孩子一樣。丈夫說：“奧柯桑娜，快回來吧，我沒法看著這些，太痛苦了。”當時阿裏舍爾在做手術，導管要從頭穿進去，穿過整個身體……語言是沒法描述那種感覺的。隻有親眼見過一次你才能明白，但最好永遠也不要看見那種場景。
阿裏舍爾的第一次化療很順利，但第二次的效果明顯減弱了，他甚至沒法從輪椅裏站起來，手腳都變得很瘦弱，就跟火柴杆兒似的。他完全不吃飯，化療總是會讓人沒胃口。為了維持他的身體運行，醫生開了可的鬆，這是一種專門用來補充碳水化合物，維持新陳代謝的藥物。吃了這個藥阿裏舍爾臉部浮腫，肚子鼓氣。孩子沒有力氣，脖子都沒法支撐腦袋，腿沒法支撐身體，他日漸消瘦得前胸貼後背，癱在輪椅裏。第三次化療以後他連話也說不了，隻能嘴裏咕嚕咕嚕地，用手指比劃。如果我們沒法明白他要什麽，他馬上就會哭起來，變得神經緊張。這是最可怕的：你唯一的孩子受到痛苦折磨，但你完全無能為力。有半年阿裏舍爾都沒能從輪椅裏站起來，後來有一整年都沒法講話。當化療結束，兒子去上幼兒園的時候，他的語言能力又慢慢回來了。
我一直都堅信我能救活自己的兒子。即使在最艱難的時刻我也沒想過要放棄。雖然各種情況都出現過。
我最好講講那些幫助過我的人。我收到過一個六歲美國小女孩的來信，她在信封裏放了五美元。她本來是想攢錢買芭比娃娃，但後來聽說了阿裏舍爾的事情就決定捐給他，因為他更需要。另一個姑娘寄來了自己織的毯子，好讓阿裏舍爾夜裏不會凍著。我看著這些就下定決心：我們一定要勝利。來自其他歐洲國家和美國的包裹、信件絡繹不絕。幫助主要來自遠隔重洋的國家。我再說一遍，在那些國家人們早就不把慈善看做胡鬧或者胡思亂想的事情了。我不想說有些人是殘忍和冷漠的，但外國人的確慷慨且樂於助人，但這也許是整體文化的關係。我很多次看到，一個人走進超市，花上五歐元，十歐元，不是放進自己的錢包而是放進捐款箱，幫助無家可歸者或者幫助生病的孩子。但在我們國家烏茲別克斯坦捐款卻是很奇怪的：所有人都會在漂亮口號的遮掩下，偷走善款。
﹁
考驗與劫難之後
﹂
不幸中的萬幸是，阿裏舍爾從嬰兒時期就開始生病。他不記得自己有過健康的時候，以為疼痛、治療、診斷都是正常生活的組成部分。當情況變糟的時候，他就忍著，情況轉好的時候，他就期待著可以出去玩。如果長大點才得病，就會有許多困難。數據也支持這一點，13至14歲的孩子是最容易去世的。並不是因為他們的化療更困難，而是因為他們從精神上枯萎了，繳械投降了。
在德國這些年，兒子已經忘了許多他遭過的罪。他也不怕醫生，相反能很平靜地去醫院，他知道，先抽血，之後醫生就會給他一個信封。而曾經在烏茲別克斯坦，一看到白大褂阿裏舍爾就歇斯底裏。那裏一切都很粗暴：抓住孩子，摁到椅子上，打針。
現在阿裏舍爾基本已經康複了，但在未來七年的時間裏他還是需要每三個月複診一次。醫生們甚至允許我兒子做運動，他還報了體操班。他自己說非常喜歡體操。一個月前他還獲得了科隆少年組男子全能賽冠軍。我覺得這又荒唐又奇跡！我很久沒有坐在觀眾席上聽別人的歡呼了。這跟我自己參賽時候的感覺完全不同。我看見阿裏舍爾在開始前很緊張，但他站在領獎台上的時候又是那麽高興！阿裏舍爾的母語是德語。他說俄語有點兒口音，有時候還找不到詞兒。因此我也會帶他來俄羅斯，好讓他不要忘記俄語，不要拒絕俄語
如果還有力氣，為什麽要退役？我喜歡比賽。我想贏得奧運金牌。在和年齡隻有自己一半的小姑娘們比賽的時候，我會對她們說：“你生出來的時候，我已經在巴塞羅那奧運會拿金牌了。”當然，在賽場上，過去的成績都沒有意義，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評委不管你是誰，還是會眼皮都不抬地給你的失誤扣分。
順帶一說，許多1992代表我們烏茲別克斯坦國家隊參加巴塞羅那奧運或的姑娘現在都去了國外。塔尼亞·雷先科在美國當律師，還有思維塔·博金斯卡婭、娜塔莎·卡裏寧娜，塔尼亞·古促都在美國……如果不是阿裏舍爾的病，我從來沒想過移民德國，哪兒也不打算去。現在我知道，我的兒子不會在沒有醫療幫助的情況下，在他人的玩忽職守和冷漠中死去。在經曆過這一切之後，這一點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當然，我並不覺得自己是德國人，我記得自己的故鄉。但我也不會忘記那些幫助過我唯一的孩子的人。我是一個母親。
（實習生鄭亞博對本文亦有貢獻，圖片來自網絡）
⊙ 文章版權歸《三聯生活周刊》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