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初期,工資製度作為“按勞分配”原則的核心,曾被寄予厚望。本以為工人階級當家作主,工資收入也能年年見漲,生活節節高升。可現實呢?據曾培炎主編的《新中國經濟50年》披露,從1957年到1976年,全國職工的平均貨幣工資不升反降——1957年是624元,到了1976年竟然降到575元,硬是少了49塊,整整二十年原地踏步,甚至退了半步。
這可不是抽象的數字遊戲,而是千千萬萬家庭真實的生活困境。拿我家來說,父親的工資不到60元,母親更少,不到50元,拉扯一堆孩子,全靠死摳死攢才能度日。
那年月,吃頓帶肉的飯都稀罕,手裏有幾十塊餘錢都得找個“保險”的地兒存起來。先是存在大佛寺儲蓄所,後來又轉去沙灘儲蓄所——為啥?因為牆裏頭是中宣部,“有黨看著”,老媽說那地方靠得住。結果呢?沙灘儲蓄所真起了一次火,把她急得差點去跳井。催我跑去看底賬燒沒燒:“錢要是燒成灰了銀行不認賬,那可咋整啊!”
在全國工資“凍漲”的這二十年裏,倒是有人逆勢飛升。江青原本是行政九級,文革期間一口氣提到行政五級,工資也漲到382元,堪稱“革命路線”加身、待遇跟著水漲船高。普通老百姓拚死拚活,卻連一塊錢都難漲,而“文藝戰士”一句話就能改命,不服也得服。
那為啥這二十年工資一分錢沒動靜?粉碎“四人幫”不到一年,1977年8月10日,國務院發文調整部分職工工資,稱這是“粉碎‘四人幫’的又一個勝利成果”。
文件指控: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幫”是阻撓工資改革、破壞職工生活改善的罪魁禍首,說他們搞修正主義、破壞經濟、搞得國家財政困難、市場緊張,連基本的工資調整都無從談起。順便還加一句:他們瘋狂反對“按勞分配”,結果搞得大家幹多幹少一個樣,積極性全沒了。
四人幫“反革命”帽子一戴,萬事好推。可冷靜想想,他們折騰也就十年,從1966到1976。那1957年到1966這頭一個十年工資怎麽也不漲呢?四人幫那時候還沒出山呀。這賬,全甩給他們,也太省事了點。
說句公道話,華主席那時剛接班,政治壓力大,國家經濟爛攤子一堆,要提振人心,就得找個靶子,“四人幫”剛倒台,正好背鍋。可二十年工資不動,真就全是“四人幫”的鍋嗎?那前十年,總得有人負責吧。要說咱華主席還真是為人厚道,從來也不扯上劉少奇和鄧小平的“黑司令部”。
幸虧後來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三駕馬車一拉改革開放的車,經濟逐漸活了,工資也開始漲了,普通人終於摸到了“錢包鼓起來”的滋味。不然按那種調子走下去,幹再多活也白搭,下輩子都得苦哈哈。
總結一句:工資不是誰賞的,也不是靠喊口號分的,是勞動價值的正當回報。當年那套“你講錢就是資產階級”的政治邏輯,才是職工收入被壓製的根源。別的可以忘,生活不能忘;曆史可以翻,但賬還是要算。我們這輩子吃過計劃經濟的苦,秦爺祝願後來人,永輩子市場經濟不再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