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6年6月15日，早已重病在身，自知將不久於人世的毛澤東，在病情不斷加劇的情況下，將自己最後選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召到了病床前。
毛澤東——這位早在青年時代就寫下了“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裏”的氣魄宏大的詩句，立誌要“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偉人，直到暮年，仍然保持著敏銳的思維和清醒的頭腦。他要向自己的接班人華國鋒親自交代一下後事。
毛澤東對華國鋒及當時也在場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歲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論定，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麽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麽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隻有那麽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麽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麽辦?隻有天知道。”
末日瘋狂
——“四人幫”及其餘黨策動上海反革命武裝叛亂始末
本報記者 高集
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於12月13日開庭，對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及其餘黨在上海策動武裝叛亂的反革命罪行，進行庭審調查。法庭先後傳訊了主犯王洪文、張春橋，並傳同案在押犯王秀珍、徐景賢、施尚英到庭作證。這次庭審調查，充分揭露了“四人幫”及其餘黨策動上海武裝叛亂的始末。
一、建立“四人幫”的幫派武裝
張春橋、王洪文於1966年底和1967年8月初，在上海先後策動和指揮了兩次大規模武鬥，奪取了上海的黨政領導權之後，立即著手“改造”上海民兵，建立由“四人幫”控製的武裝力量。張春橋為這支武裝規定的宗旨是：“用槍杆子保衛筆杆子革命”，還提出，這支武裝要“學會打巷戰”，並且要建立8至10個高炮師。1969年之後，他又多次告訴王秀珍等人，要他們在上海郊區造槍，造手榴彈，造地雷，並且說：“你們不要看這些土雷、土槍、土手榴彈，打起仗來還是起作用的。”
王洪文在供詞中說：“我們抓這支武裝的目的，就是用槍杆子保衛筆杆子；也就是保衛林彪、‘四人幫’奪得的權力。它是‘四人幫’的幫派武裝”。
王洪文和上海餘黨忠實地貫徹執行了張春橋為這支幫派武裝所規定的宗旨和做法。
他們宣稱要用這支幫派武裝來“對付走資派”、“準備打內戰”，還要抓所謂社會上的階級鬥爭。因而，在1968年這支武裝剛一建立，就對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區的駐上海辦事處進行了查、抄、封，說這些辦事處是藏“走資派”的地方。他們還以上海市革委會的名義授予這支幫派武裝抓人、關人、審訊和辦所謂學習班的權力，用王洪文供詞中的話來說，“實際上是鎮壓群眾”，“抓反對林彪、‘四人幫’的那些人”。
為了牢牢地控製這支武裝，張春橋、王洪文公然剝奪了上海警備區對上海民兵的領導權。王洪文說：“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橋搞起來的”，“我是抓住不放的”。“軍隊不能領導民兵，民兵的指揮權要掌握在（上海）市委手裏”。他告訴王秀珍要把上海市和各區的民兵指揮部的領導班子配備好，並且說：“對文化大革命態度有問題的，應調下去。部隊幹部也要看他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不好的就調回部隊”。於是，以幫劃線，“造反派”為主體，就成了“四人幫”控製上海民兵的組織原則。
王洪文和其餘黨還用地方資金在上海建立所謂“小三線”，為幫派武裝製造武器。他們還把上海新中華機械廠改為造自動步槍的廠，並要上海電纜廠用剩餘零件裝備半自動步槍。1970年，王洪文又讓摩托車廠配備一部分摩托車給民兵，裝備了一個摩托團。他說：“上海的民兵應該裝備好些，要達到和解放軍平起平坐的水平。”
張春橋、王洪文花了將近10年的時間，在上海經營了這樣一支幫派武裝。王洪文承認，他和“四人幫”上海餘黨為建立幫派武裝所做的一切，為上海的武裝叛亂創造了條件。
二、“發出了要打仗的動員令”
在1975年1月黨的十屆二中全會之後，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每當形勢的發展對他們不利時，就對上海餘黨灌輸“準備上山打遊擊”、“要打仗”、“將來的鬥爭也還是暴力解決問題”的思想，要餘黨抓好上海民兵，作好準備。在1976年9月毛澤東主席逝世以後，他們又連續發出秘密指示，陰謀策動上海武裝叛亂。
1975年1月，召開黨的十屆二中全會，經毛澤東主席提議，鄧小平同誌擔任了黨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在會議期間，王洪文就憂心忡忡地對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說：“我最擔心的是軍隊，軍隊裏沒有我們的人。”
1974年到1975年上半年毛澤東主席多次批評了“四人幫”，1975年上半年鄧小平副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批評了江青。在這種情況下，王洪文於1975年7月跑到上海，一直呆到那年11月中旬才回北京。在上海期間，他在同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談論中央任命了一批各軍種、兵種和大軍區的司令、副司令、政委、副政委時說，“這些人鄧（指鄧小平同誌）都很熟悉，我和春橋都不熟悉”。馬、徐、王要王洪文回北京抓權，王洪文說：“鄧小平的權是毛主席給的，我有什麽權”。王洪文還對馬天水以及他的“小兄弟”們多次講，“要準備上山打遊擊”。他並在那年9月間召集上海民兵的頭頭們開會，進行所謂路線交底，在會上叫嚷說，誰要一個巴掌把民兵打下去，隻要我不死，二十年後我再把民兵拉起來。會後，他對馬天水說，武器不要放在軍隊倉庫裏，放在軍隊倉庫裏不放心，要下放到民兵手裏，打起仗來民兵手裏有武器。之後，他還去看了存放武器的倉庫。
1976年4月發生了天安門廣場事件，“四人幫”驚恐萬狀。王洪文從4月1日至4月7日，幾乎天天同馬天水、王秀珍通電話，要他們“把民兵拉出去”，“防止上海出現類似天安門廣場事件”，“哪裏出現問題就在哪裏解決”。王秀珍向上海民兵和公安局的負責人做了傳達和布置，要他們“協同作戰”，準備動用幫派武裝鎮壓群眾。
1976年5月7日，姚文元在北京接見上海市委寫作組負責人陳冀德時說：“文化大革命是暴力，天安門廣場事件是暴力，將來的鬥爭也還是暴力解決問題”。陳冀德回到上海後向上海的餘黨作了傳達。1976年7月上旬，姚文元又布置《紅旗》雜誌搞一篇關於《加強工人民兵建設》的文章，經姚文元審定於1976年《紅旗》雜誌第8期上發表，鼓吹“廣大民兵……要同黨內資產階級以及社會上的階級敵人作鬥爭”，為策動武裝叛亂作輿論準備。
1976年8月，南京部隊司令員丁盛到上海，在延安飯店和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作了半夜密談。丁盛說：“我最不放心的是6453部隊”，“這個部隊我根本調不動”，“這個部隊的幾個師，就擺在無錫、蘇州到上海一線，我很擔心”，“你們要有所準備”。馬天水說：“真正打起仗來，上海主要依靠民兵這支力量”。隨後，馬天水立即檢查對民兵發槍的情況，下令突擊發槍74，220支，炮300門，各種彈藥一千多萬發，為策動武裝叛亂作了實際準備。
1976年9月21日，徐景賢在北京把丁盛到上海密談和上海突擊發槍的情況向張春橋作了匯報。張春橋對徐景賢說：“要謹慎小心，要注意階級鬥爭的動向。”徐景賢在供詞中說：“我懂得，這話是提醒我們要注意行動的時間和行動的方式。”
1976年9月23日，王洪文在電話中對王秀珍說：“你們要提高警惕，鬥爭並未結束，黨內資產階級是不會甘心失敗的，總有人要抬出鄧小平來”。王洪文在供詞中說，他的這番話對上海的影響很大，“在思想上對上海民兵叛亂創造了條件。”
1976年9月28日，張春橋派王洪文的秘書肖木到上海向“四人幫”的餘黨傳達他的意見，根據徐景賢的記錄，張春橋說：“階級鬥爭形勢要經常分析，一方麵要提高警惕，一方麵要提高信心”。“上海還沒有真正經受過嚴重考驗”，“上海有大考驗；要打仗。”徐景賢在供詞中說：“張春橋在這裏向我們發出了要打仗的動員令”。
三、餘黨末日垂死掙紮
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粉碎。8日，徐景賢、王秀珍派人到北京刺探消息，到了晚上，那個人就按照預定的暗語，從北京打電話向他們通報了“四人幫”發生了最嚴重情況的消息。從8日晚到12日晚，上海的餘黨多次召開會議，群魔亂舞，殺氣騰騰，陰謀發動武裝叛亂，進行垂死掙紮。
8日晚上，上海餘黨在康平路市委辦公室召開了緊急會議。參加的有市委書記徐景賢、王秀珍，市委常委馮國柱、王少庸、張敬標，市委寫作組負責人朱永嘉，以及張春橋在上海的秘書何秀文，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肖木。會上，他們在議論了“四人幫”可能被捕的情況之後，朱永嘉就提出：“我們要幹，要拉出民兵來，打一個禮拜不行，打三天、五天也好，讓全世界都知道”。朱永嘉的這個孤注一擲，發動武裝叛亂的反革命主張，得到其他餘黨的同意。他們一方麵張牙舞爪，準備大幹，另一方麵又提心吊膽，害怕有人來抓他們，在康平路被“一網打盡”。於是他們決定，組成兩套叛亂指揮班子，設置兩個秘密指揮點，當晚就撤出康平路機關。兩個指揮點的地點和人員的分工是：一號點設在丁香花園，由徐景賢率領，有王少庸、朱永嘉等人，負責抓總和武裝叛亂的輿論準備，是文的一路；二號點設在市民兵指揮部，由王秀珍率領，有馮國柱、廖祖康等人，直接指揮武裝叛亂，是武的一路。後來，根據廖祖康的意見，在叛亂指揮班子裏又增加了上海警備區副政治委員李彬山、市總工會的頭頭葉昌明、陳阿大、黃金海、馬振龍、王明龍等人。徐景賢當場寫了調集33，500名民兵“加強戰備”的手令，交給王秀珍執行。然後，文武兩路人馬進入各自的指揮點，準備發動武裝叛亂。
文的一路叛亂班子中，朱永嘉極為猖狂。他在康平路的會後，立即奔往上海的兩家報社和廣播電台做發動輿論宣傳的部署。接著，又到市委寫作組布置撰寫反革命宣傳材料。在他和王知常的煽動下，市委寫作組的幾個人，那幾天一直處在準備叛亂的反革命狂熱中。
武的一路，由王秀珍率領著，於8日深夜到市民兵指揮部，進行發動武裝叛亂的具體準備。這一路人馬大多是王洪文的親信“小兄弟”、“四人幫”在上海行凶作惡的打手。王秀珍向他們布置了任務：要施尚英等幾個民兵負責人研究和提出武裝叛亂的作戰方案；要葉昌明、陳阿大、黃金海、馬振龍、王明龍等幾個當年參加過大規模武鬥的人，一旦打起來，分別到指揮點去指揮叛亂。這夥人表麵上氣壯如牛，實際上心懷鬼胎。他們怕引人注目，連市民兵指揮部都不敢呆，在9日淩晨就匆匆將二號點移往東湖路招待所。
在王秀珍的指揮下，李彬山、施尚英等人製定了民兵行動的初步方案，並由施尚英於9日上午召集10個區、5個直屬民兵師的負責人開會，命令兵力集中，人槍配套，槍彈配套，調集車輛、物資等等。在那幾天裏，共動用各種武器27，000餘件，調集車輛225輛和大量食品、物資，還在各民兵指揮所架設了15部電台，並溝通了聯係。上海市公安局黨委副書記薛幹青、徐成虎也按照王秀珍的部署調集了1，300人的機動力量，並增發了槍支。
8日之後，餘黨們紛紛燒毀材料，消滅他們為“四人幫”效忠的各種罪證。有的表示“準備坐牢、殺頭”、“要完就一起完”；有的布置轉移家屬；有的向老婆訣別，說“現在離婚還來得及”；有的出門攜帶著槍支、匕首，以備亡命之用。總之，在餘黨內部發出了末日臨頭的哀鳴，呈現了覆滅前的混亂。
9日上午，徐景賢、王秀珍從秘密指揮點回到康平路機關，接到馬天水從北京打來的電話，要他們以上海市委的名義對黨中央8日發表的兩個決定（即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和建立毛主席紀念堂）表態。徐、王在電話中探問“三位領導”（即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的情況，馬天水含糊地支吾了一番。當晚，馬天水又來電話傳達黨中央的命令，要徐景賢、王秀珍去北京參加會議。10日下午，徐景賢、王秀珍去了北京。
讓馬天水打電話給上海餘黨，以及把徐景賢、王秀珍調往北京，對牽製上海餘黨發動武裝叛亂，起了重要作用。10日到11日，上海的餘黨在等待徐景賢、王秀珍到京後的消息。一號點的那些人，在徐景賢走後，朱永嘉還在市委寫作組中進行煽動。二號點的那些人，由廖祖康、陳阿大帶領著，每天還在東湖路招待所碰頭，探聽消息，窺測方向。11日，他們探聽到上海警備區去南京開會的幾個負責同誌已經回到上海，並作了加強戰備的部署。他們於是又大為驚慌，認為東湖路招待所已成招人注目的地方，聚會地點必須轉移。12日，這些人在市工人文化宮碰頭，廖祖康鼓吹要采取一些所謂的實際行動。他們決定在國棉31廠另設一個聯絡點，由戴立清在那裏值班，並負責擬定反革命標語（戴立清和黃金海等人一共擬了21條反革命標語），還要在他們的親信骨幹中進行反革命吹風。
12日晚上8時許，上海的餘黨又在康平路市委辦公室開會。參加的有馮國柱、王少庸、張敬標、黃濤、葉昌明、陳阿大、馬振龍、王日初、朱永嘉、廖祖康、肖木、何秀文等人。會前，他們已經確知“四人幫”被粉碎。會上，馬振龍、朱永嘉為“四人幫”的覆滅放聲痛哭。朱永嘉提出要馬上幹，“再拖下去就全完了”。陳阿大、葉昌明、肖木、王知常猖狂叫嚷要幹就大幹。黃濤表示要幹就堅決幹。這些亡命狂徒提出要發動群眾，停產罷工，用鋼錠堵塞機場跑道，用沉船封鎖吳淞江口，切斷電網，控製要害部門，破壞鐵路橋梁等等反革命策劃。王少庸叫嚷要把全市搞癱瘓。葉昌明還在會上打電話給鍾定棟，要他連夜擬定發動武裝叛亂的方案。餘黨的末日瘋狂發作達到了頂點。會中，馬天水、王秀珍從北京來電話，說他們13日可以回來，要餘黨們務必等他們回來。朱永嘉、王知常認為不能等待，主張天亮前就派民兵進駐報社、電台，發“告全國、全市人民書”，放手大幹，並且提出了“還我江青，還我張春橋，還我姚文元，還我王洪文”的反革命口號。可是，群凶無首，由誰發布命令呢？與會的幾個常委同意加緊準備，但要等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回來發動武裝叛亂。這個餘黨末日的瘋狂會議，一直到淩晨才散。
13日淩晨，鍾定棟擬定了名為“捍一”、“方二”的發動武裝叛亂的方案。市總工會和市民兵指揮部的頭頭們布置了準備武裝叛亂的反革命吹風。下午，黃金海、馬振龍、戴立清、王知常還曾進行活動，企圖把民兵拉出來，作最後的掙紮，但未能成事。
黨中央粉碎“四人幫”的曆史性勝利，正式傳到了上海。“四人幫”對上海的十年統治和他們策動武裝叛亂的陰謀，傾刻瓦解。上海人民歡慶再生，“四人幫”的餘黨的末日終於降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