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來冒泡對鄧小平不滿有他一定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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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鍾延麟
“三麵紅旗”執旗手
──鄧小平在“大躍進”運動中之態度、角色與作為
鍾延麟
台灣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一、“大躍進”時期中共高層的權力結構和鄧小平的地位
二、從支持“反冒進”到傾向於“大躍進”：鄧小平的轉變(1957年春─1958年春)
三、鄧小平參與發動與推展“大躍進”運動(1958年春─1958年冬)
四、糾偏與“降溫”：鄧小平“糾而不泄”的立場(1958年冬－1959年夏)
五、“大躍進”的失敗及其後之高層政治鬥爭(1959年夏之後)
【注釋】
以“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為內容之“三麵紅旗”(以下統稱為“大躍進”)，其展現的運動激情和造成的重大危害已為各方所熟知，作為執政當局之中共在這一運動中的作用和責任亦愈益清楚。然而，當年個別參與者的角色和作為，則還有待進一步厘清與分析，特別是毛澤東以下那些與聞“大躍進”相關決策並致身力行的中共要人。雖然毛澤東是“大躍進”的始作俑者，但若無他人的讚襄與鼎力相助，毛恐亦難有所作為。

綜觀“大躍進”前後以毛澤東為中心的中共領導層，鄧小平是占有特殊地位而不容忽視的重要政治人物。因為他甚受毛的青睞，除特意予以栽培和曆練外，毛更在中共“八大”時推薦其擔任總書記一職，作為接班的主要人選之一。當毛執意發動“大躍進”時，為其欣賞並委以重任的鄧小平，自不可能在此等狂潮中袖手旁觀或置身事外。對於這段昏頭發熱的歲月以及其本人的責任，鄧小平晚年並不回避[1]，但他從未清楚交代過當年自己與聞、介入“大躍進”的確實情形。

檢視中國大陸現有的文獻，有關鄧小平與大躍進運動的關係，記述甚少、資料短缺。《鄧小平文選》中關乎“大躍進”的內容微乎其微；《鄧小平思想年譜》和《鄧小平年譜》[2]則“截頭留尾”，隻記載1975年以後鄧的言行；鄧小平之女鄧榕(毛毛)為其父撰傳[3]，鄧小平包括“大躍進”在內的“十年總書記”生涯在書中徒留空白。在有限的相關文字記載裏[4]，則說法製式、口徑統一。標準的“前、中、後”三段論述的大意是：對“大躍進”的出台，鄧由於“本來就有他自己的看法”，因而態度保留，被動響應；對“大躍進”的開展，鄧采取“沉默”的方式進行“抵製”；對“大躍進”的整治，鄧極力搶救、貢獻卓越。鄧在“大躍進”敗象畢露後與其它領導人一起戮力將國家經濟自崩潰的邊緣麵挽回，其功勞確實不可抹滅，此向為中共史家津津樂道；然而，在“大躍進”醞釀、發動和推行的時期，鄧小平真的如官方史家所言，心不在焉、意態闌珊，草草應付了事？若是如此，鄧小平又為何要自我承擔錯誤？其間的矛盾不禁啟人疑竇。

鄧小平對“大躍進”究竟持何種態度和立場？在運動中擔負的工作任務和角色性質為何？何以中共官方對鄧小平此段曆史諱莫如深？這是本文所欲解答的問題。有關鄧小平在“大躍進”前後立場和行為的發展和演變，囿於資料的限製，本文隻能作一概括性的整理和歸納。筆者的研究包含4個階段：1957年末的反“反冒進”，1958年的“大躍進”時期，1959年前半年的“糾左”，以及1959年夏天以後。至於“大躍進”運動以後鄧小平出麵“重頭收拾舊山河”的部分，為各方所熟稔，故不贅述。

一、“大躍進”時期中共高層的權力結構和鄧小平的地位

“大躍進”時期中共高層的權力結構乃是以毛澤東為中心的運轉模式。鑒於毛在中國革命曆程中所累積的勳績與威望、其它領導人對之懷有的崇信，以及毛具有的高超政治見識和純青的鬥爭技巧，毛澤東的動向與決定一直是影響中國政治最關鍵的動力和最終的審判標準。當毛沒有特定看法或定見時，其它領導人可以表達自己的政策偏好並從事遊說；一旦毛清楚地闡明其立場後，其它領導人便難有置喙的餘地，盡快跟進是明哲保身之唯一抉擇。[5] 因此，在政策形成的過程中，掌握、洞悉毛本人的意旨乃至關重要，及早而準確地表態既有助自身政治地位的安全，更能獲得毛的賞賜和晉升。[6] 這就是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共“集體領導”中其它成員與毛之間的實質性關係。

回顧“大躍進”運動的整個過程，毛澤東作為“大躍進”的倡議、發起者是無庸置疑的。事實上，毛為了將此運動和政策提上政治議程所施加的壓力，對於抱持遲疑態度的其它同僚是難以抵拒的，這在為“大躍進”鳴鑼開道的反“反冒進”中表露無遺。毛自始至終是“大躍進”的愛護者與堅持者，運動中出現問題和偏差時，隻有毛才能首先出手糾正、矯枉，無人膽敢越俎代庖；即便是進行整治，其它領導人也不敢超出運動是“正確”、“偉大”的界線，易言之，僅能在堅持“大躍進”的框架下進行修補。1959年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對彭德懷等的殘酷鬥爭可為明證。

在毛的身影的籠罩下，“大躍進”時期的鄧小平根本沒有回避的權利，隻有表態的義務。並沒有明顯的資料顯示，鄧小平對“大躍進”的發起曾抗命或抵製，抑或是在運動勃興階段曾因執行不力或陽奉陰違而遭毛批評。縱使在運動難以為繼的時期，一旦毛表明態度、亮出底線，亦無跡象佐證鄧小平曾置之不理。總之，在以毛為層峰的權力結構中，鄧小平對毛若不馬首是瞻就得棄職罷官，鄧在“大躍進”中的選擇顯然不是後者。此外，毛澤東於此一時期對鄧小平的器重和倚賴，亦反映其對鄧的信任、放心以及兩人之間對政策的一致性。

毛澤東提出“大躍進”的構想與設計，固然有強國富民、甚而通往共產主義的思考，亦隱含國際競賽的性質。中共從“以蘇為鑒”轉而走自己的道路，提出“超英趕美”，顯然有後來居上、先於蘇聯進入社會發展更高階段的企圖心。鄧小平從1954年起主管中共黨的對外工作，親身參與上述與蘇關係的變化曆程，對這種強烈的對蘇民族主義情緒自然有很深的體會，這成為鄧小平積極投入“大躍進”的一種正麵的刺激和推力。

鄧小平在中共黨內資曆雖不屬最資深，但與毛澤東之間保有長期的良好關係，毛澤東長期以來皆視鄧為“自己人”。毛在1952年將鄧小平上調北京後迭次拔擢，1955年“七屆五中全會”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隔年“八大”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員會總書記[7]，儼然成為前途看好的政治新星。對於毛澤東的眷顧與重用，鄧小平自銘記在心，亟思表現以不辜毛之厚望。鄧小平對於毛澤東意圖超脫常軌、一躍登階的“大躍進”理念和做法，縱使未能一拍即合、全盤相通，但與其它中共領導人一樣，鄧出於對毛澤東崇高威望的敬仰和熱愛以及為其主張展現的恢弘氣勢的振奮鼓舞，“寧可懷疑甚或否定自己曾經曆過的實踐經驗，而相信毛澤東的正確，相信毛澤東比自己看得更深刻[8]”。俟“大躍進”步入泥沼、甚至舉步維艱之時，拯民於倒懸和維護領袖威信的考量，則使他們繼續在毛的麾下兢兢業業地收拾殘局。

二、從支持“反冒進”到傾向於“大躍進”：鄧小平的轉變(1957年春─1958年春)

1956年秋冬，中國大陸受國際上“波匈事件”的影響，國內則因先前急促的社會改造和經濟建設“小躍進”造成的後果，政治和經濟領域皆出現波動。中共中央一方麵調整經濟計劃，實行“反冒進”，另一方麵著手進行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的“整風運動”。鄧小平雖不負責“反冒進”的工作，但也批評了先前貪快、盲目上馬的“小躍進”作法。[9] 然而，隨著“整風運動”上升為“反右”，在批判“右派”聲調日漸拉高的情況下，與“右派”若幹主張和言論近似的“反冒進”政策在政治上陷於進退維穀的局麵。[10] 1957年9月，毛在“八屆三中全會”中指稱，“反冒進”乃是替“右派”製造攻擊黨的口實。

同年11月，毛澤東赴蘇聯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祝活動與“世界共產黨、工人黨會議”期間，因受蘇聯科技發展的鼓舞和趕超美國、蘇聯的雄心所激勵，其本已有之的樂觀和急躁情緒進一步加劇。他立即做出了“東風壓倒西風”的論斷，也提出了“超英趕美”的目標。隨行在側的鄧小平耳濡目染，亦受感召。隨後，毛澤東的躁進思想繼續發展，他接連在1958年1月的杭州會議、南寧的中央工作會議、2月北京的政治局擴大會議、3月的成都工作會議、4月的漢口工作會議以及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上，高調抨擊先前“反冒進”的政策及其主其事者。周恩來首當其衝，他提請辭職雖獲慰留，但地位大為削弱；陳雲雖被任命為中央財經小組組長，然權力已遭架空；原先主導經濟建設的國務院和主管經濟事務的相關要員，都被迫將權責轉手交予或納入黨的機器[11]，中央書記處一躍成為規劃部署的指揮部和承上啟下的樞紐點，領班書記處的鄧小平又因身為常委得以與聞大政方針的擬定，成為一個既參加最高決策又擔負統籌執行責任的關鍵角色，直是權傾一時的當紅人物。

在毛旗幟鮮明的立場和語帶威脅的施壓下，“反冒進”變得臭不可聞，“大躍進”則成為新的時興風潮。坐鎮地方的“方麵大員”引領風騷，位居中央之“內廷朝臣”則爭相跟進，鄧小平自不例外。其時，“大躍進”的樂觀情緒和奮進心情已在鄧小平的言論中流露。例如，1958年2月鄧小平視察四川石油探勘局川南礦區時表示：“應該有個雄心壯誌，超越國際先進水平。世界先進水平也不是高不可攀的。”他還提出：“草棚也可出科學，出先進水平”。[12] 到1958年春，鄧小平已接受“大躍進”的思路，成為該運動的支持和倡議者。

三、鄧小平參與發動與推展“大躍進”運動(1958年春─1958年冬)

1958年5月，中共召開“八大二次會議”，通過“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肯定各地已出現的“大躍進”勢頭，正式啟動了“大躍進”運動。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提出1958年的鋼產量要比1957年增長一倍，並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掀起“全民大煉鋼鐵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進而將“大躍進”運動推向高潮。在“大躍進”相關決議與政策相繼成形、出台之過程中，鄧小平所持立場和與聞程度，一直是後來中共官方相當隱諱之處，但是從一些側麵資料中仍可看出，鄧小平對“大躍進”的決策和推動，甚為積極。

8月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大搞群眾運動，“書記掛帥，全黨全民辦鋼鐵”，以完成1,070萬噸的鋼產指標。鄧小平主張：“全國計劃，集中統一，共同負責，全民保證”，以確保鋼鐵生產任務的完成。[13] 鄧小平更特別指出，“給赫魯曉夫打了包票的[14]”，將煉鋼目標達成與否置於關乎國家形像和國際影響的政治位階來看待。同時，鄧小平表示：公社本身是社會主義性質，為共產主義作準備；全民所有製逐步增加，公社一建立積累很大，積累可為全民所有；公社一定要有公社的內容，一定要有生產財富的物質基礎。[15] 他指出，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形式是人民公社，“看來基本道路解決了”。[16] 當“大躍進”即將步入高峰時，鄧小平亦對情勢深表信心，以為總算找到一條正確、快速的發展途徑，大有一股作氣、成就一番經世大業的企圖和雄心。當年8月在北戴河，鄧小平聽取負責研發原子能事業的二機部領導宋任窮、劉傑匯報時即指出：“當國內糧食、鋼鐵和機械的生產問題獲得解決”的條件下，今後加速發展原子能尖端科學和工業已成為可能。[17] 在“大躍進”運動的初期，鄧小平司掌中央書記處，循由黨機製對下指揮、施壓以及稽催，對運動的發展進程產生重大的推力和影響。例如：“八大二次會議”期間，當時河南省委內部出現以建設速度爭議為表現的權力傾軋，在激進的吳芝圃和穩健的潘複生之間[18]，鄧小平代表中央出麵支持激進派在河南的領導權和作為，向吳芝圃表示，“真理在你們這一邊”。[19] 這無疑對本來已“左”得突出的河南“大躍進”運動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

在“大煉鋼鐵”方麵，更可見鄧小平推行之強勢和殷切。當北戴河會議確定1958年鋼產量高指標時，全年隻剩三分之一時間，卻還有三分之二的生產任務未完成。為達成計劃目標，鄧小平麾下之中央書記處屢次下達命令規定進度。例如：1958年9月5日，中央書記處電話會議強調，北戴河會議確定和下達的鋼鐵工業指針隻能超額完成，不準完不成；不但一噸不能少，少一斤也不行。9月24日，中央書記處又召開電話會，要求要達到日產鋼6萬噸、鐵10萬噸。[20]

鄧小平還多次到各地動員、布達以及檢查運動執行的狀況。鄧在“大躍進”推行的初期，從9月到11月，先後前赴東北工業基地和其曾主政之西南地區，馬不停蹄地於各地煽動躍進熱情、傳播蜃樓美景。鄧小平在巡視過程中的講話洋溢著激昂的情緒，頗富鼓動性，並對人民公社語多好評。例如，在東北視察期間，9月17日鄧小平聽完黑龍江省委領導匯報後指出：你們潛力很大，好好用點勁，可以比現在設想的支持得更多更好。你們的成績很大，包括許多工廠在內。好多廠很有幹勁，雖然程度不同，但勁都鼓起來了。大家很熱心，計劃看起來也不算小，但是鑒於潛力很大，是否挖夠了，不能說。我是外行，但內行人一看就說是還有潛力未挖。稍微調整一下，鼓一下勁，想點辦法，還可以加大計劃。[21] 鄧在吉林省也以鼓勁、增產為號召，強調在工業領導工作上，要局部服從全局，大力支持重點，保證完成國家計劃；在農業生產上，想出各種各樣的辦法，力爭高產，並合理利用土地，集中力量提高單位麵積產量。[22]

10月中旬，鄧小平先後視察天津、保定，曾特地視導當時在全國聲名大噪的徐水縣人民公社。在徐水停留期間，鄧小平對於當地小麥創新的播種方式和豐產結果予以稱許。有關公社辦工業，如建立麵粉廠、縫紉廠，鄧大表欣賞，認為此做法“適應了大躍進解放勞動力的需要，改革了勞動組織，促進了全縣家務勞動的集體化和社會化”。此外，鄧對於“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努力學文化”的做法也甚感興趣。[23]

10月下旬起，鄧小平赴廣西、雲南、貴州、四川等地視察和指導工作，也不時出現過於理想而不切實際的主張和想法。鄧小平在雲南考察經濟工作時，首重當地冶金工業，要求昆明鋼鐵廠按照規模生產進行規劃建設，甚至具體提出昆鋼生產規劃：第一步規模不搞30萬噸而搞50萬噸；第二步搞1百萬噸並勉勵昆鋼提高勞動生產率，不要成為落後的“副班長”(事實上該廠至1993年方破鋼產百萬)。[24] 在四川視察期間，鄧小平途經德陽時，對該地工業建設做出指示外，關於城市規劃，鄧還主張，“要按共產主義的生活來設計布置街坊和住宅”，早點搞城市人民公社。[25]

不過，鄧小平經由實地走訪與考察，對於“大躍進”運動的若幹具體實行方法，或持保留立場，或表不以為然。譬如，在“大煉鋼鐵”上，鄧小平對於“小高爐”煉出產品之品質表示懷疑[26]，認為“要在大爐子上想辦法，小爐子放衛星不算數[27]”。鄧小平在貴州期間，對於人民公社強迫命令的組織生活以及供給貧乏的公共食堂等問題，多方麵地提出批評和指正。[28] 另外，鄧對於農業生產中浮誇的問題也已有一定的警惕。[29] 雖然熱中有冷，但鄧小平鼓吹並強力推動了“大躍進”，卻也是不爭之事實。

四、糾偏與“降溫”：鄧小平“糾而不泄”的立場(1958年冬－1959年夏)

從1958年11月上旬的第一次鄭州會議至1959年7月廬山會議前半期的9個月，被中共史家視為“大躍進”高峰後的“糾左”時期。鄧小平在此進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當時，由於急促推廣“人民公社”，造成了許多問題，特別是急於過渡到所謂的“共產主義”。經過第一次中共中央鄭州會議、武昌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及“八屆六中全會”的討論，產生並通過了“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強調“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製與全民所有製之間的界限，今後“人民公社”要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保持按勞分配的原則。[30] 在該決議形成的過程中，鄧小平和其它領導人受毛澤東委托，研究相關草案和包括“商品是否應該存在”等理論問題，並召集在北京的政治局與書記處成員開展多次學習與討論。[31] 在“八屆六中全會”上，鄧小平作了“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的說明”，對“人民公社”的定位和優先任務做了說明：人民公社今天還不是共產主義的，連社會主義還沒有建成，怎麽就是共產主義呢？形式是共產主義的，內容不完全是共產主義的。要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界線劃清楚。在15、20年或更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的任務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逐步增加共產主義的因素，為過渡到共產主義準備條件，並根據這個質的規定來製定目前階段的方針政策，這樣才會使我們既不犯保守主義的錯誤，又不犯冒險主義的錯誤。[32]

1958年最後一季的“大煉鋼鐵運動”打亂了正常的經濟建設秩序，浪費了巨大的人力和資源。北戴河會議原定1959年鋼產量再提升到2,700至3千萬噸的指標根本不可能實現了。1958年11月下旬的武昌會議中，毛提出“鋼3千萬噸，要不要那麽多，能不能搞那麽多”的疑問時，鄧小平立即響應表示“值得考慮”，支持並堅定毛澤東降低指標的想法。[33] 緊接在後的“八屆六中全會”期間，12月3日鄧小平表示：黨對抓工業的經驗不足，全黨抓工業也隻幾個月，要形成較完全的經驗還需要若幹年，因此需要實事求是。[34] 該會最終將鋼產目標調整為1,800到2千萬噸。1959年3月25日至4月5日，在上海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3月28日，鄧小平提出要降低1959年的鋼鐵指標，強調“把計劃定在確實可靠的基礎上，寧肯超過，大家心情舒暢一點”。[35] 其意見為毛澤東和其它領導人所接受，促成鋼鐵產量的指標進一步下調至1,800萬噸(其中1,650萬噸好鋼)。值得一提的是，4月5日，毛針對各行其是、分散主義的現象，強調權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我為正帥、鄧小平為副帥”。[36] 這一談話證實了“大躍進”以來鄧小平就是此運動和政策之操盤手。

由於“大躍進”造成了大範圍的饑饉和農業衰敗，1959年5月19日，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時強調：直接影響我國建設規模和七億人口生活的真正東西是農業。要講政治影響，究竟是工業完不成1,800萬噸鋼影響大，還是農業問題引起市場供應緊張影響大？我看，還是農業問題影響大。國內外反映多的也是這個問題。這一腳踩不穩，會天下大亂。[37]

5月28日，鄧小平在書記處會議更表示，要“眼見四麵、耳聽八方”，不然盲目追求大煉鋼鐵高指標隻會喪失民心：從北京、武昌、上海會議始終站在

1,800萬噸鋼中突不出來，問題越來越嚴重。工業方麵來個解放思想，1,800萬噸鋼既然辦不到，索性來個精神解放。全麵安排，解決工農、輕重關係，眼睛隻看到1,800萬噸，就會把全麵丟掉，包括丟掉人心。[38] 後來，中共將1959年鋼產量指標從3千萬噸下調到1,300萬噸(1959年夏的廬山會議又降至1,200萬噸)。

鄧小平在這段“糾左”時期的努力，主要是站在“糾而不泄”的立場，希望“大躍進”運動和政策持續而健康地發展。

五、“大躍進”的失敗及其後之高層政治鬥爭(1959年夏之後)

1959年夏的廬山會議上，由於彭德懷批評了“大躍進”方針，毛澤東自覺顏麵大損，於是“龍顏大怒”，把會議原定的“糾左”議程突轉為“反右傾”，彭德懷等講實話的高級幹部則被打成了“彭黃張周反黨集團”，中共政治局常委在會上紛紛表態批判彭等人。會後掀起了另一波“大躍進”，其結果是全國性範圍經濟失調，先前業已受創的經濟和社會再度麵臨緊繃，農業崩潰，糧荒和饑饉進一步加劇。鄧小平因為腿傷請假而未參加廬山會議，但也撰文影射、批判彭德懷，並高調地肯定、擁護“大躍進”的一係列政策和做法。[39]

當時，毛澤東為駁斥“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彭德懷等人所表現的意氣用事，以及在國際上因蘇聯領導人睥睨輕視而產生的麵子問題，實乃支撐廬山會議後第二回合“大躍進”的主要動力。事實上，曆經先前全國上下的將士用命，“大躍進”本身已屬強弩之末、欲振乏力，而運動和相關政策的危害與負麵效應更一一浮現，使得鄧小平和其它負責日常工作的領導人應接不暇。

諸上種種的困難和限製，促使鄧小平支持將國家經濟進行全盤的治理、調整。“大躍進”運動之後，鄧小平在主持製定“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即“工業七十條”)、協同劉少奇成功召開旨在總結“大躍進”經驗教訓的“七千人大會”、與周恩來、陳雲等一起挽救瀕臨崩潰的經濟等方麵，皆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和作用。

在此過程中，鄧小平對“大躍進”的離棄，特別是在此問題上與毛澤東的分野和對立亦愈益分明。中共高層內部圍繞“大躍進”運動和相關後果的歧見，在嚴峻的經濟困難下暫時潛伏未發。等到形勢暫時獲得舒緩後，領導人之間的分歧又浮出台麵。先前毛澤東尚在考慮或僅視作應急辦法的一些調整舉措，重新遭毛認定為錯誤而予以批判。1962年8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鄧小平讚成的“包產到戶”以及他推動的甄別平反工作，被毛澤東嚴厲批判為“單幹風”、“翻案風”。迫於毛澤東的壓力，鄧小平雖隻能檢討並撤回主張，但從中可反映出鄧、毛二人之間已由“大躍進”前期的形影不離，發展到運動之後的殊異。

鄧小平在“大躍進”中的角色與作為，特別是在醞釀、發動和推展的階段，並不似中共官方所描述的消極對待、位處邊緣；相反，鄧小平對此運動和政策有一定的認同感和接受度，毛澤東在相關決策和實行上更借重鄧小平的熱情與才幹。不可否認的是，正因親曆實際運作出現的諸多問題，鄧小平也是中共高層中最先冷靜的領導人之一。[40] 鑒於“大躍進”脫離實際、罔顧現實的企圖和做法，帶來的是混亂、倒退以及前所未見的人為饑荒[41]，鄧小平與烏托邦的綺夢愈行愈遠，從“三麵紅旗”的執旗者到逐漸地偃旗息鼓，甚至發展為“打著紅旗反紅旗”、走起“右傾”的回頭路。

由於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後享有崇隆至高的地位，鄧小平對黨國曆史和其個人從政經曆的觀點和說法，實質上具有定性、定調的作用和一槌定音的影響力。因此涉及鄧小平在“大躍進”期間功過是非的敏感問題，惟有依鄧對中共黨史上諸多問題所主張的“宜粗不宜細”的方針，含糊帶過。另外，基於“上有過，下必諱之”的政治文化和傳統，褒而不貶、文過飾非、渲染失實亦不足為奇。結果，鄧小平在“大躍進”時期的前半段曆史，特別是從政策開始醞釀持續到運動呈現緩步遲滯這段期間，就變得益加模糊簡約、甚而麵目全非。一味地修飾鄧在“大躍進”中曾有的極“左”經曆，而偏重其在整治困難上之功勞的處理方式，隻會徒然造成“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觀感，對於研究鄧小平曆史和還原“大躍進”真相，更是一種不必要的人為遺憾。

【注釋】
[1] 例如，1980年4月1日，鄧小平與中共中央負責同誌講話時表示：大躍進，毛澤東同誌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誌、周恩來同誌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誌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隻有一個人犯錯誤。這是不符合事實。見鄧小平的“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載《鄧小平文選(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頁260。
[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
[3]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台北：地球出版社，1993年)；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台北：雙大旅遊出版社，2000年)。
[4] 劉金田、張愛茹，《鄧小平與中共黨史重大事件》（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頁161；蘇台仁主編，《鄧小平生平全紀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頁462-463；張湛彬、劉傑輝、張國華編，《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的中國》(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2001年)，頁77-78；武市紅、高屹編，《鄧小平與共和國重大曆史事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僅有少數的著作持不同看法。例如：李健認為，至少在1958年期間，鄧小平和毛澤東之間，“意見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具體情形卻無進一步的討論。見李健的《鄧小平三進三出中南海》(北京：中國大地出版社，1993年)，頁49。
[5] Frederick C. Teiwes,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 (New York: M. E. Sharpe, 1999), pp.228-229.
[6] Avery Goldstein, From Bandwagon to Balance-of-Power Politics: 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Politics in China, 1949-197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42-53.
[7] 毛澤東在推薦鄧小平擔任總書記職務時表示：“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大體來說，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正，他犯了錯誤對自己很嚴格。他說他有點誠惶誠恐，他是在黨內經過鬥爭的。”由此可見毛對鄧的高度評價。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頁521。
[8] 房維中、金衝及主編，《李富春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頁507。
[9] 胡富國，“山西人民永遠懷念小平同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第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頁74-76。
[10] David Bachman, Bureaucracy, Economy, and Leadership in China: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93-95.
[11] “八大二次會議”後，經毛倡議，中共中央成立了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對此，毛特別說明：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隸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他們直接做報告。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都是一元化，黨政不分。具體執行和細節決策屬政府機構及其黨組。對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政府機構及其黨組有建議之權，但決定權在黨中央。政府機構及其黨組和黨中央一同有檢查之權。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周恩來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頁1396。
[12] 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鄧小平同誌與我國石油工業的發展”，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第二冊，頁432。
[13] “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58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832。
[14] 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冊，頁729。
[15]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記錄（1958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835。
[16] 武市紅、高屹編，《鄧小平與共和國重大曆史事件》，頁55。
[17] 中國核工業總公司黨組，“鄧小平同誌與中國核工業”，《回憶鄧小平》，第二冊，頁422。
[18] “大躍進”發動前後，有關河南省的政治鬥爭和省內運動發展的關係，可參閱Jean-Luc Domenach,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ase of One Chinese Provinc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5).
[19] 徐明，“吳芝圃與河南大躍進運動”，《二十一世紀》，1998年8月號，總第48期，頁37-47。
[20] 宋連生，《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始末》(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140-141。
[21] 劉金田，《水乳交融──人民中的鄧小平》(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頁4。
[22] 張德江，“情灑鬆遼大地，心係吉林人民”，《回憶鄧小平》，第三冊，頁102-103。
[23] 中共保定市委黨史研究室，“親切的關懷，永恒的記憶──1958年鄧小平視察保定”，《黨史博采》 (河北)，2004年第11期(總第200期)，頁42-43。
[24] 中共雲南省委，“雲南各族人民的思念”，《回憶鄧小平》，第三冊，頁366。
[25] 鄧小平的原話是：“要按共產主義的生活來設計布置街坊和住宅，要想到將來的人4小時或6小時工作，2至4小時學習，8小時睡眠，再多了睡不著，還有8小時幹什麽，那就是走棋、跳舞、看戲、看電影、打球、看打球(楊尚昆插話說，還要坐茶館)。因此，娛樂設施、公園、體育場等都要修好。”“城市人民公社你們早點搞。德陽建立市，不要縣了。政社合一，叫德陽市，又是德陽人民公社。下麵設若幹公社，以地名為名，如孝泉人民公社，不稱聯社和分社，也不用政治名詞。現在德陽13個公社大多數是一兩萬人的，太小了不好發揮力量，還是四五萬人以上好。下麵公社為核算單位，上麵即起聯社作用，統一領導、規劃，統一管理。”見劉金田、張愛茹的“鄧小平在1958年”，《光明網》（www.gmw.cn/content/2004-09/12/content-97880.htm〉(2004/09/12)。
[26] 例如，1958年10月23日，鄧小平在廣西視察時曾表示：“各族廣大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很高，精神很可貴。今後，要設法煉出像專家說的那種質量較高的鐵來。至於這種燒結鐵(小高爐群的產品)，還不能算是鐵”。見劉金田、張愛茹的《鄧小平與中共黨史重大事件》，頁160-161。
[27] 薄海燕，“抓好整頓、改造和引進”，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部編，《鄧小平再造中華輝煌》 (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頁93。
[28] 劉方仁，“黔山留下偉人足跡”，《回憶鄧小平》，第三冊，頁345-346。
[29] 出處同注[22]。
[30]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163-170。
[31] 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冊，頁838-839。
[32] 武市紅、高屹編，《鄧小平與共和國重大曆史事件》，頁55-56。
[3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902。
[3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楊尚昆日記》(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頁318。
[35] 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冊，頁858。
[3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939。
[37] 《鄧小平思想研究》叢書編審委員會，《鄧小平思想研究》，第二卷(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1202。
[38] 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冊，頁864。
[39] 鄧小平，“中國人民大團結和世界人民大團結”，《紅旗》，1959年19期，頁26-32。
[40] 賀耀敏，“鄧小平領導我們我們進行整頓和改革──訪袁寶華同誌（上）”，《百年潮》，2004年第8期，頁5。
[41] Jasper Becker, 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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