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雍：孫旭同學言論的性質及緣由
（2012-04-04）● 李雍
獅城脈搏
“左派”的簡單思想內涵，隻知以自己民族的悠久文明曆史為驕橫的資本，不止對他國或他民族的優秀之處視而不見，甚或將優點歪曲為缺點。
作為客居新加坡的中國退休大學教師，第一次從報上看到孫旭同學的辱罵言論，既愕然且義憤：一個得新加坡政府獎學金八年，即將畢業於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學子，怎會頭腦發昏到如此忘恩負義的程度！？不論是按中國的傳統道德觀，還是按現代普世的文明道德規範，確如新加坡公眾輿論所指，孫旭的言論是對以自己的辛勞所得來，助他在新加坡的大學裏學習，獲取他畢生所需知識的新加坡人民的極大侮辱，實是以怨報德，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反觀新加坡社會對他的反應，更是大度寬容到讓我驚異之至；他們並沒有如同事例在中國發生後的惡言相加、群起圍攻；最嚴厲的用詞也隻是“不能容忍”，真是現代文明的處事楷模！
雖然，此事已按新加坡現有的教育法紀規範做出了處罰決定，但對此等辱罵言論的性質及其緣由，大有進行一番認真反思的必要；這對孫旭同學本人或他人都是有益無害的。
孫旭同學雖然年幼，性格和品德尚未完全定型，但作為即將完成高等教育本科學業者，可謂已進入社會的高文化階層；他的辱罵言論，正好和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罵香港人是“狗”的駭人聽聞事件，出現在同一時段內；這就在客觀上使得孫旭同學的辱罵言論，有了一定程度的社會含義。
“文革”流毒之害
極令人不解的是，具有高等文化水平的人，自然不缺乏語言詞匯和理解他人行為舉止的知識蘊藏，何以在他們認為可以表示對某些人的不滿或氣憤（其實所涉及的行為客體，並沒有表現出讓人不滿或氣憤的理據，倒都是理應受到讚賞的）時，非得選擇使用低級下流的語言不可呢？！
仔細分析起來，孫旭同學大多可能受到了中國社會某種思想與文化觀念或文化心理的影響；當然像孔慶東一類，則是此一類文化觀念或文化心理中之人了。這種不吐汙言穢語不能表達其內心氣憤的文化觀念和文化心理，來自何處呢？仔細追尋其社會根源，無不同中國社會所存在的“極左”思潮，以及與此思潮相伴而行的民族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了。孔慶東的例子給我們的這一觀察，提供了最恰如其分的注釋。再進一步細究起來，這種文化觀念和文化心理，很合邏輯地可追溯至中國的所謂“文化大革命”，及其發動者毛澤東本身。
中國上世紀中葉之前革命的領袖毛澤東，在後半生出於維持個人專權的目的，套用馬克思的不斷革命理論，並未使自己上升到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和民主根本不是對立的）的高度，相反，他的“極左”思潮在文革中達到了巔峰；他發動的文革，更由於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以反對其他以蘇聯共產黨為首的所有共產黨的所謂“修正主義”為名，而大大成就了他的民族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
十年浩劫中，在他的旨意下，法製蕩然無存，全國到處是隨意打人罵人、任意私設公堂、肆意刑訊逼供，文明和文化慘遭踐踏；打罵加呼喊“極左”口號成了英雄的標準。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與一切“溫、良、恭、儉、讓”完全對立的施行暴力的“痞子”精神，在早已消滅了階級的中華大地大行其道。他本人還在一首批赫魯曉夫詩中，竟然寫出了“不須放屁”的髒話，完全破壞了詩歌的美學。既然革命導師可以無拘束的喊出髒話，那全國人民說話帶髒字自不足為奇了……
其實，在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上世紀50年代初，我們作為那時的青年，大多都一心向往著科學和建設，既向往著文明和進步，視打人罵人為力求避諱的下流舉動。在那以後，層出不窮的政治運動，——實際是整人運動，再到1960年代開始的“文化大革命”, “極左”和打人罵人密切相連，相行相隨，連綿不斷。
從中國已有的實情觀之，“極左”和民族主義（包括對國內少數民族的大民族主義，和對國際上的大國沙文主義）由於有著共同一致的知識貧乏、思想簡單與語言粗暴諸特點，往往都顯現在所謂的“左派”身上。如今日的所謂“左派”辱罵力推民主改革的人士為“漢奸”、“賣國賊”者，是為最生動的例證。孔慶東作為“左派”的急先鋒，有眼不視香港人的一些明顯具有進步文明意義的行為，卻無恥地辱罵他們是“狗”。“左派”的簡單思想內涵，隻知以自己民族的悠久文明曆史為驕橫的資本，不止對他國或他民族的優秀之處視而不見，甚或將優點歪曲為缺點。
當然，我想孫旭同學年幼，很可能是在對這一實情不甚了了的情況下，與當今的所謂“左派”的行為沾上了邊的；故期望他在今後的人生道路上，一定遠離開那些低智能的“左派”思想。
作者是中國新疆大學退休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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