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第三次探親
毛澤東去世沒多久，有一天我正在上課，一個陌生人在窗外向我招手。我走出教室，隨陌生人到一避靜處，陌生人自我介紹說，他是察布查爾縣公安局的，為王義的案子而來。他說要釋放王義，說刺殺毛主席像是個冤案。但需要我簽字。我猶豫一會，前前後後思量了一下，心裏充滿了矛盾。如果簽字釋放了王義，就能證明我的“不是有意刺殺毛像”的觀點正確。可想起他對我的傷害，真不想簽這個字。可事實，事實就不是故意的。不能為了報複，就衝破做人的底線。
最後，還是良知占了上風，我接過那個人遞過來的鋼筆，在他指定的地方簽下我的名字。我不懂法律，直到現在都不理解，他已結婚生子，這個字他的家人為什麽不簽？其他人為什麽不簽？例如場領導、他同一派人，為什麽偏偏來找我？難道是我曾經為他翻過案的緣故？
不管那麽多了，我對得起良心就行。
遠在徐州的小兒子到了入學的年齡。那時的中國人被死死地捆綁在戶口所在地。上學、工作、計劃口糧、副食品發放、油鹽醬醋茶，全憑戶口領票供應。在生小兒子的時候，母親勸我用她的名字去生孩子，這樣，小兒子就能在徐州落戶。我想了想，不行。明明是外婆卻變成媽媽，我的兒子變成我的弟弟，這不亂倫了嗎？說給母親聽，母親也沒堅持。
我的戶口在新疆，小兒子的戶口理所當然地隨我，落在新疆察布查爾奶牛場。小兒子在母親那兒生活了六年，就當了六年的黑戶。上學是大事，現在必須接回新疆。
1977年的寒假，我們全家回老家探親。又是3天長途汽車，3天3夜的火車硬座。
回到父母家的那一天，陽光明媚，左鄰右舍都來探望。母親一手拉一個孩子，都是六七歲的模樣，讓我辨認哪個是祝賀，小兒子的學名。我端詳了半天，沒認出來。
我扔下他回新疆時，他才六個月，現在他已六歲。從嬰兒到兒童，變化是巨大的。
母親把左手那個又白又胖的男孩推到我的跟前說：“快叫媽媽。”兒子扭著身子不願叫，躲到我母親的身後，探出半個腦袋盯著我看。
瞧著母親臉上的皺紋，看著母親顫巍巍的白發，我的眼淚在眼眶裏打轉。
六年啊。兩千多的日日夜夜，帶著兩個孩子，幹著家屬工，還要照顧我下礦井的老父親。
我的母親是天下最能吃苦、最能忍耐、最能擔當的母親。我虧欠母親的太多太多。
團聚的日子是快樂的。我的三個孩子在農村的麥場上教11歲的小蘭姨騎自行車。小蘭能走了，但是行走非常困難。學會騎自行車就方便得多。
離春節還有五、六天，祝禪仁提出全家回他山東老家看看。
祝的父親在剛解放時就因病去世了，那時祝才四歲，是祝的爺爺在維持這個家。
祝姊妹5人，老大從部隊複員到南昌某場任武裝部部長，就在南昌安家立業，生兒育女。大姐已出嫁。二哥在老屋也結婚生子。祝和母親及小姐住在偏房。和二哥一家同住一個院子裏。婆媳不和，幾乎天天吵架。自從爺爺去世，小姐出嫁去了新疆，母親被大哥接走後，二十歲的祝就單身一人過日子，後來支邊也去了新疆，要求去小姐和小姐夫所在的伊犁奶牛場工作，祝到奶牛場後任二連幹事。我們結婚的當年，他母親就在南昌去世了。我們收到大哥一封信，信中敘述了母親從有病到去世的經過，信中說，母親臨死時，喊著祝的小名咽了氣。看完信我大哭了一場，一方麵是哭婆婆，另一方麵也是哭自己。
我們這次回山東老家探親，探的是祝的二哥二嫂及侄子侄女們。
二哥八個女兒一個兒子。二哥繼承了爺爺牛蹄窩裏抓樹葉的勤儉持家傳統，雖說孩子多，可個個穿戴整齊。二嫂對我很熱情，弟妹長弟妹短地叫個不停。
我隻在二嫂家呆了三天，就帶著小兒子回了徐州。
十一年沒和父母一起過春節了，不能錯過這次機會。
正月十三，祝帶著兩個孩子從山東老家回來了。我們準備返疆。
一想到火車上的三天三夜，我從心眼裏打怵。在新疆的十四年中，我探了三次親，全是硬席票。便宜，買得起。
正月十六，全家五口人開始返疆。
知道火車難乘，所以弟弟叫來了朋友、同學，共有七八個小夥子送我們上火車。
上海至烏魯木齊的54次列車進站了。乘車的人拚命地跑，拚命地擠。隻有兩個車門打開讓乘客下車。上車的人群蜂擁而至，你擁我擠，兩邊扶手上吊著好幾個人。我們根本擠不上去。拿著小錘檢查車輛的工作人員直喊：“不要再上人了，車廂已經下沉啦。······”
誰聽？還是擠。
弟弟的朋友敲開一扇窗戶，先把祝禪仁架起，從窗口爬了進去，又把我抱起來塞進窗口。我的雙腳剛一落地，就踩在一個乘客的腳上，好在那位坐著的乘客沒發脾氣，咧咧嘴把腳移到一旁。這給了我一個空間。我轉身接過窗口的女兒，給跟前坐著的老大娘說幾句好話，把女兒放到老大娘的兩腿之間坐好，又急忙去接大兒子。我摟著兒子向密密匝匝人群的過道望去，哪兒還有空隙？沒有空隙也得擠，不能站在四位對坐著的乘客中間呀。於是，我緊摟著孩子向過道擠去。剛擠到人群的邊緣，隻見一個方方正正的行李從窗口飛了進來，落在過道人群的頭上，愣是落不下去，引起一片罵聲。我知道這行李是我們的，是弟弟的朋友們扔進來的。我什麽都顧不得了，還有一個孩子沒上車呢。這時，聽到窗外弟弟喊：“姐，祝賀被我塞進車門裏啦。車門已關上，記著找他。”我一邊答應著，兩眼一邊向車門口搜索，那裏能看得到。再找祝禪仁，隻見他站在椅子後邊，一隻腳踏在椅子邊上，另一隻腳站在一堆行李的空隙中。兩手緊緊扒著椅子背。
車開了，剛一晃動，夾在人逢裏的行李滑到地上，我急忙蹲下，從林立的腳脖處把行李拉到我的身旁，立在我腳麵上，把兒子抱到行李上邊，我摟著坐好。
我再次向車門口張望，看不到小兒子，就大聲喊：“祝賀，祝賀”“哎~”傳來一聲清脆的回答。“不要動，等會讓爸爸去接你。“
車到蘭考，祝才放下那隻腳，找到小兒子。到了蘭州，我們一家終於團聚，找到空位坐了下來。
三天三夜的站立和硬座，三天的汽車，我們回到了奶牛場。
三十六章 備戰
一九七九二月十七日的淩晨，以自衛反擊戰為由，我國出兵越南。
中蘇邊境突然緊張起來。我們農場的土地和蘇聯接壤。記得剛到農場的時候，一些男生跑到邊境，站在高處向蘇聯方向眺望，能看到蘇聯的拖拉機在犁地。
邊境緊張我們隨之緊張。聽說蘇聯調集了大量軍隊到邊境。
首先行動的是伊寧市的各大銀行。貼出告示，讓儲戶把錢取走。然後是各單位統一放寬探親條件，隻要願意走的，統統放行。
場部領導調集各連隊的青年到天山挖洞備戰。然後是各連隊領導安排群眾撤退時所乘的車輛。
要求各家各戶備好一個星期的幹糧。
能回內地的都走了，隻有我們這些經濟不寬裕的家庭留了下來。
學校已停課。連隊領導告訴我們以槍聲為準，隻要槍聲一響，背上行李，帶上幹糧，找到所乘的車輛，立即轉移到天山山洞裏去。
我炒好炒麵，烙好錫族餅，把炒麵分盛在三個幹淨的小褲子裏，褲腿口紮好，褲腰處用針線縫結實，把三袋炒麵分別掛在三個孩子的脖子上，錫族餅由我來帶，行李捆綁好放在門後。
先給孩子們示範一遍，讓他們各自收好自己要帶的東西。我又把多餘的油糧在爐灶旁挖個坑埋起來。
一切準備就緒，就等槍響後行動。
等待期間，幾個老師常聚在一起談論戰爭，猜測戰爭中可能會發生的情況，爭論戰爭的勝負和應對的措施。
我們相互囑托，萬一哪一家大人不在了，活著的人都要照顧好沒有父母的孩子。把他們帶到內地，交給他們的祖父母或其他親人。
我們還央求鐵匠鋪的師傅給我們女老師每人打一把小刀防身用。我的那把長半尺，寬一寸的小刀直到現在還保留著。
那時，我們不太害怕蘇聯人，倒害怕當地的民族人。
他們中有人仇視漢族人。認為我們侵占了他們的土地，改變了他們的生活習慣。
他們以放牧為主，不會農活。我們到來後，把大片草場翻起種了莊稼，他們沒有草地可放牧。
場領導把原在此地放牧的牧民分散到各連隊從事養羊喂牛牧馬擠奶等工作。
有一次連隊召開會議，會議還沒開始，連領導還沒來，會場亂糟糟的。
離我不遠處的一個維吾爾老者對一個拿著白麵饃的漢族小孩，用生硬的漢話說：“你的白麵饃，原是我們的，是你們搶了去……”
可見民族隔閡還是有的。
還有早年入疆，婦女受殘害的種種傳聞，都讓我們害怕。
慌亂了一個月，終於趨於平靜，一切都恢複到原來的樣子。
第三十七章 返徐
轉眼，時間到了1979年的下半年。在煤礦下了一輩子井的老父親退休了，沒有人接他的班。
弟弟以帶工的形式入礦當了一名井下瓦斯檢查員。12歲的妹妹正在上學且有殘疾。我是唯一接班人。
幸運之神終於降臨。
徐州礦務局領導來奶牛場帶工，這次要帶走二十多人，名單中有我的名字。
來帶工的領導告訴我，這次招工有兩個條件，一，他們需要工人，不需要幹部。二，他們帶的是礦工子女及子女們的孩子，有配偶的不要。
我對老師有一種難言的情愫。回想起自己教初中那會兒，死認真。領導讓批判劉少奇，我就翻報紙，找雜誌，摘抄各大報紙社論。把劉少奇批得體無完膚，把學生鼓動得義憤填膺。可後來，我們竟然批錯了。
政府不臉紅，我還感到臉上火辣辣的無法麵對學生。在這個朝令夕改、充滿不確定性的年代，當個老師不容易。
作為一名老師，教的學生還沒畢業，方針政策就從否定到確定、從確定到否定，讓老師麵對曾經教過的學生，怎樣去自圓其說？
與其當一個尷尬的老師，不如當一個隻為自己負責的工人。
我毫不猶豫的放棄教師級別，作為一個工人應招。
至於“有配偶的不要”隻有找祝商量了。當我把招收條件講完以後，祝毫不猶豫地說，離婚，假離婚。
我們就在場部一個民政幹事那兒把離婚手續辦妥了。孩子財產全歸我。聽說後來改為不離婚也可以，隻是不允許帶配偶。
我報了名，填了表，回家打理行囊準備返徐。
家裏亂糟糟的。祝拉來好多楊木板，準備做毛箱用。我把要帶走的東西堆在地上，路上吃的東西已做好，放在隨身攜帶的旅行包裏。臨走的前一天，一直忙到天黑，才草草地做點晚飯，吃完飯後就上床休息了。
我們住的是一大間簡易房，進門是爐灶，爐子的出煙口插在火牆預留的洞口裏，火牆後是一張大床，是我和祝及女兒睡覺的地方。在床頭處，橫鋪一張小床，那是兩個兒子的領地 。
當天夜裏，小兒子要喝水，祝拉亮了燈。
隻聽祝大喝一聲：“你怎麽站著就拉屎啦？都弄到鞋子上啦。”我聞聲就起，邁過女兒的身體，爬過祝的身軀，來到了床下。剛想把兒子抱到一邊，還沒站穩，“咚”的一聲就什麽都不知道了。倒地後七八秒鍾，我清醒過來，祝慌忙來拉我。我揉著頭上被櫥櫃角撞出的大疙瘩，指著窗說：“快打開，煤氣。”
門窗打開後，全家都醒了，個個喊頭疼。女兒嘔吐起來。
查看了一下，原來是爐子的出煙口偏到一邊，沒對準火牆洞口。
我隻所以能迅速判斷出是煤氣，因為我有過同樣的經曆。
那時，小兒子還沒來。
某一天的晚上，大兒子說肚子疼，我給他揉了揉肚子就讓他躺下了。
睡到半夜，兒子“啊”地叫了一聲。我急忙起身拉亮燈，見兒子已經坐起，可頭垂在胸前，好像又睡著了。
我跑到他的床前蹲下，拉著他的小手問：“兒子，怎麽啦？肚子還疼嗎？”沒聽到兒子回答，我卻什麽都不知道了。
等我醒來，發現自己躺在冰冷的地上，很納悶：這是怎麽了？怎麽躺在地上？病了？誰襲擊了我？還是······。一個念頭突起：是不是煤氣？
我趕快去開窗開門。檢查一下，果然是爐子的出煙口偏到一邊，沒對準火牆孔。
僥幸之餘，有些後怕。兩次死亡都與我們全家擦肩而過，冥冥之中，好像有誰助我。
如果大兒子不大叫一聲，如果小兒子不起來喝水。那，尤其最後一次，在即將返回家鄉的時刻。
我帶著三個孩子，帶著所有家當於1979年12月25日從奶牛場啟程返回原籍徐州。
從此，我的生活翻開了新的一頁。
同年八月，礦務局去新疆招收返回家鄉知青的配偶時，我給祝報了名。祝來徐後，沒提複婚之事，我也不在乎那張紙，我們非法同居生活到現在。
如果過去的生活是大風大浪的話，返徐後的生活就是和風細雨。
每個家庭的生活都有磕磕絆絆。我家也是如此。如果繼續寫，以我的文化水平，恐怕陷入俗不可耐的流水賬形式。罷了，就此作結吧。
對後來之事，做個簡單交代。
1.我簽過字後不久，聽說王義被釋放。
2.我返徐後，聽說他們全家也返回徐州。
3.沒人在我麵前有意提及王義，從知情人的對話中，略知一二。我從來不向別人詢問他的近況。我對他，仁至義盡。他對我的侮辱、謾罵，我理解為小人之愛的使然。
4.2016年10月16 日，在知青支邊50周年大聚會時所發的資料中，他的名字出現在死亡名單上。
我盯著這名字看了好久，心中打翻了五味瓶。
一句話油然而生：他居住在我的傷口裏。
我，1995 年退休，給兒女們帶孩子。尤其是那個孫女，兩歲發現重度耳聾。經過我們不懈的努力，她現在帶著耳機能正常說話。
我最大的變化是從2012年6月學會上網開始的。
四年的網上瀏覽，兩年的微信交往，使一個渾渾噩噩的廚房老嫗在夕陽西下的餘暉中清醒過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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