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憫(1)農二首》
李紳
（一）
春種一粒粟(2)，秋收萬顆子。
四海無閑田，農夫猶(3)餓死。
（二）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憫：同情。
2. 粟：於第二首中的“禾”都泛指穀物。
3. 猶：依然。
【李紳（772年－846年），字公垂，亳州（今安徽亳州）人，生於烏程（今浙江湖州），長於潤州無錫（今江蘇無錫），唐朝官員、詩人。李坤出身於官宦家庭，父李曾在浙江、江蘇一帶做官，期間攜家來無錫定居。李紳元和元年（806年）進士及第，補國子監助教，曆官翰林學士，轉任右補闕等。唐文宗開成五年（840年）任淮南節度使。不久入京拜相，官至尚書右仆射門下侍郎。會昌六年（846年）七月病逝於揚州，封趙國公。
李坤是中唐的知名詩人，其作品短小精悍，時號“短李”。李紳是白居易和元稹的朋友，他參與了他們倡導的新樂府運動。李坤作有《樂府新題》20首，白居易寫了五十首和詩，著名的《賣炭翁》和《杜陵叟》就在其中。
《全唐詩》錄李坤的《追昔遊詩》3卷、《雜詩》1卷。其詩作中以《憫農》最為著名。
詩詞影響力總體評分： 1
唐風：李坤的《憫農二首》是中國最富盛名的古代短詩之一，其家喻戶曉、老幼皆知的程度（特別是第二首），不亞於李白的《靜夜思》。它也是我父親告訴我的第一首古詩，那時我還沒上小學。他大概解釋了一下，我不全懂，但理解了大意，知道農民辛苦，不應該浪費糧食。
宋雨：小詩很淺白，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 是個不拘平仄的對仗句。作者用豪邁、誇張的語氣表明辛勤勞作可以創造巨大的生產力，語氣當中暗含了對勞動者的讚歎和敬佩。
唐風：有人解釋第三句“四海無閑田”說，此句跟前兩句聯合，進一步構成一幅豐收景象。但我認為它更像是為最後一句語氣大轉折所作的鋪墊。這個轉折是有些意想不到的。如果一個人不知道此詩，讓其在前三句後麵填空，我想大多會來個“千村豐年喜”之類，難脫平淡與平庸。
宋雨：在闡明辛勤勞動創造的巨大生產力和農田的廣闊無邊之後，第四句“農夫猶餓死”真是振聾發聵！耕地如此寬廣、農民如此勤勞，可他們還會被餓死。小詩到此戛然而止，卻發人深省，暗示問題的實質不是生產力不足的問題。這最後一句顯示了作者的詩才和不凡的立意。
唐風：第一首詩，先是從宏觀上寫耕地的廣闊和農業勞動的巨大潛力，然後突然轉折。悲慘的現實暗示著社會的不公。而第二首詩，則先是近距離描寫勞動場景，表現對農民艱辛的同情。“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的形象，集中展現了農民的辛勤勞作，也詮釋第一首詩中“秋收萬顆子”是如何得來的。 我沒有親身體驗過農業勞動，但我多次近距離目睹過農民烈日下的勞作，實在是辛苦。
宋雨：有了前麵兩句，再說出“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就不僅僅是說教了。這兩句話已經成了中華文化中的一句著名的格言。 清朝學者李鍈在其《詩法易簡錄》中說：“此種詩純以意勝，不在言語之工。” 立意不凡是本詩一千多年來在民間廣為流傳的主要原因。
唐風：據史書記載，這兩首詩是李紳在27歲左右，為謁見時任集賢殿校書郎呂溫而作的。此時遠在他進士及第和入仕之前。朱溫是中唐著名的能臣，也寫得一手好詩。相傳看過此詩後，朱溫就斷言此人“必為卿相”。他真說對了，李坤後來真的當了宰相。
宋雨：然而，在李坤40年的宦海沉浮中，他留給人們的卻是另一種形象，他巴結權貴，參與權力鬥爭，幾無政績可言。在中唐持續幾十年的“牛李黨爭“中，他站在李黨老大李德裕一邊，成了這一派的幹將之一。李坤的生活也逐漸奢靡。後世雖然有一些不實的傳聞（ 比如他愛吃雞舌，殺幾百隻雞成一餐），但做官後的李坤的確不再像早年那樣體恤人民的疾苦。
唐風：多方資料顯示李紳性格急躁，為官暴虐。同時代的韓愈評價他“所至務為威烈，或陷暴刻。” 這方麵的例子很多。比如李坤蔑視僧人，有一次有僧人向他宣講因果報應，他將其鞭打二十下後趕走。另有記載他在淮南做官期間，冷酷暴戾，惹得不少民眾泅渡淮河逃生。
宋雨：李坤最大的汙點是他晚年擔任淮南節度使時製造的“吳湘冤案”。揚州江都縣尉吳湘被人舉報貪汙公款，強娶民女。李坤輕信不實之言，將吳湘逮捕下獄，並以貪汙、強娶民女罪判處死刑。朝廷命禦史崔元藻前往揚州複查，發現吳湘少量貪贓，但強娶民女不實，罪不至死。
唐風：奏章傳到朝中，宰相李德裕袒護李坤，於是李坤一意孤行將吳湘斬首。李坤這樣做有討好李德裕之意，因為吳湘的叔父、翰林學士吳武陵年輕時得罪過李德裕的父親李吉甫。後來唐宣宗即位，朝廷複查吳湘案，吳湘得以平反。那時候李坤已經去世，但也受到“詔削紳三官，子孫不得仕”的懲罰。
宋雨：李坤的《憫農二首》是傳頌千年的偉大詩篇，而他後來為官的做派盡管夠不上奸惡，也確有幾分不堪。人們不願意將兩者聯係在一起，今天普通人中知道李坤的也不多。這讓我想起作家錢鍾書的一件趣事：有一位女士非常喜歡他的《圍城》，想來拜訪他。錢鍾書回道：“假如你吃個雞蛋覺得味道不錯，又何必認識那個下蛋的母雞呢？”我問你，你認為一件文學或藝術作品，能與它的創作者分開嗎？
唐風：假如一個品行不端的人證明了數學上的哥德巴赫猜想，我們也許可以分開看。但文學和藝術作品是來自於人的心靈深處，我認為讀者或欣賞者很難將兩者分開，反正我不行。比如今天中文出版物中最常見的的仿宋體，據說最早來自於奸臣秦檜的書法，後在明朝成熟。因為秦檜的字寫得好，南宋朝廷曾推廣基於他的正楷的活字印刷。在書法藝術上，盡管顏體、柳體、歐體盡人皆知，“秦體”是說不出口的。如果不能因人廢字，那就隻好換一個名字。
宋雨：在有的選本上，《憫農二首》又作《古風二首》，所謂“古風”即古體詩，是指不受律絕（五絕和七絕）或律詩（五律和七律）的格律限製的詩。因為這樣的詩在唐朝格律詩成熟之前一直在寫，所以當時人稱其為“古風”。就這兩首小詩而言，它不符合五律的平仄格律，而且押仄韻，所以這兩首是“古風”，或稱為“古絕（句）”，即類似唐朝之前格律不嚴格的絕句。
唐風：說到這裏，對這兩首小詩的研讀本可以結束了，但我們還想花一點篇幅討論一件有關李坤和劉禹錫的“公案”。我們討論此事不是追求獵奇和八卦（有關此事的八卦已經夠多了），而是根據我們的考證對事情的真偽作一些辨析。
宋雨：劉禹錫有一首小有名氣的七絕《贈李司空妓》： “高髻雲鬟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這首詩給後世留下了一個耳熟能詳的成語“司空見慣”和一個多種版本的故事。常見版本說劉禹錫到李坤府上去做客，宴會燈紅酒綠、舞姬婀娜，劉禹錫席間寫了這首詩送給一個舞女，於是李坤就把那女子送給了他。
唐風：鑒於自唐代以來文獻書籍的模糊表述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矛盾，有人認為這個故事是毫無根據的八卦。究竟是史實還是八卦呢？這裏我們問四個問題：1. 在擔任蘇州刺史期間，劉禹錫與李坤有沒有時間和空間上的交集？2. 在那個時刻，稱李坤為“李司空”是不是合適? 3. 劉禹錫那首詩表達的是什麽意思？4. 這樣的事情（特別是舞姬相贈）在當時是不是合理？我們一條條來分析。
宋雨：劉禹錫擔任蘇州刺史的時間是唐文宗大和六年至大和八年（832 – 834年）。與此同時，在大和七年（833年），李德裕拜相後立即任命李坤為浙東觀察使。當時的觀察使管轄一道或數州，權任甚重。李坤任浙東觀察使的時間是大和七年至大和九年（833 – 835年）。也就是說，在833和834年，兩人是同在江浙一帶為官的。
唐風：李坤的治所在越州（今紹興），但李紳喜愛蘇州園林。他俸祿高，排場大，當即在蘇州買地建新樓，據他自己寫的《新樓詩二十首》，內有三樓二亭，其中的“杜鵑樓”便是用作歌舞飲宴的場所。根據詩的序言，新宅子在大和七年（833年）冬天就建好了。此時，劉禹錫正在蘇州作刺史，所以李紳宴請他完全順理成章。
宋雨：第二個問題是，時任浙東觀察使的李坤可不可以被稱為“司空”。正式說來不可以。在隋唐，司空與太尉、司徒合稱三公，它是一品高官，但一般是作為加官或贈官，作為榮譽頭銜，或者死後追贈。這讓我想到了比劉禹錫稍早的中唐詩人張籍的名詩《節婦吟》。其實這首詩的全名是《節婦吟寄東平李司空師道》，李師道為當時的平盧淄青節度使，是坐鎮一方的藩鎮霸主。朝廷一時不便動他，還給了他檢校司空的頭銜，所以被張籍稱為司空。
唐風：那麽，有沒有可能因為美言、避諱、含蓄或照顧格律等原因，在詩詞中用另一個官位或頭銜來稱一個人呢？這的確有章可循。比如蘇軾的“欲報傾城隨太守”（《江城子》）中，他自稱“太守”。他實際是知州，但此處卻用漢朝的官銜“太守”來替代。而白居易《長恨歌》第一句“漢皇重色思傾國”，誰都知道他說的是唐明皇。在劉禹錫寫這首詩的時候，李德裕是當朝宰相，李坤炙手可熱，隨時可能被加封高爵。此時劉禹錫用含蓄的方式高抬他一下，也是符合情理的。
宋雨：那麽，劉禹錫是不是在詩中奉承李坤呢？我們來看看這首詩究竟是什麽意思。前兩句好理解，就是讚揚李坤的私人文工團非常棒。然而“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是什麽意思呢？有人說是他一針見血地鞭撻李坤的生活：你見怪不怪的奢靡無聊之事，把我的肺都氣炸了。但這是一個可笑的曲解。如果劉禹錫真是這個意思，那麽這詩怎麽會是贈給歌女的？怎麽著也該給李坤本人吧。其實，這兩句的意思是：司空您見怪不怪的日常生活，讓我這個小地方官羨慕死了（其實蘇州刺史可是一點兒都不小）。“渾閑”就是稀鬆平常的意思，其中的“渾”字在古漢語中不帶貶義，絕無今天的“渾渾噩噩”的意思。
唐風：有了這樣的理解，我們就知道在李坤的宴席上，劉禹錫的身段是不高的，巴結和美言是極很可能的。劉禹錫席間寫詩送給舞女，跟宋朝士大夫在酒席上為歌女即興寫詞無甚區別。據說李坤看到劉禹錫很喜歡那舞女，就把她送給了他。這件事難辨真偽，但即便發生了，也屬正常。在那個時代，蓄養家妓在中上層官員中很普遍。就在同時，劉禹錫的好友白居易，正拿著高薪在東都洛陽“中隱”，他毫不掩飾地宣稱自己家妓成群，三年一換。
宋雨：考證到這裏，我們認為劉禹錫的《贈李司空妓》一詩，的確可能是反映他與李坤於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年）左右在蘇州的交往。用我們現在的道德觀來評價，這首詩顯示的格調當然不高。我們在前麵評杜牧時已經說過，用現代人的道德觀來評價當年士大夫，特別是在對待女性方麵，可能是不合適的。從這個意義上講，錢鍾書那個“母雞與雞蛋”的說法，倒也是有些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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